2005年6月份的某一天，在一次学校某个机构的聚会上，遇到比较法研究所所长米健教授，私人闲聊之间，他忽然对我发出要约，“卫球，到我们比较法所来 吧。”当时，我正寻思换一换环境，有一种相请不如偶遇之感，于是欣然答应。米教授又说，要来，就得挑点担子。我说，什么也不想挑，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睡觉。 米教授说，不行，要来，你就得做《比较法研究》的副主编，实际负起责任。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这样成了一个特殊位置的继承人，虽然诚惶诚恐。贺卫方教授、高鸿均教授、舒国滢教授等当今法学名流，曾依次担任过这一位置的前任，他们通过艰辛创业或开拓发展，奠定了《比较法研究》的基本品位和风范。有幸的事，我和他们都是知交，似乎也有一点什么“物以类聚”之感。

2005年9月，我从本校（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迁移到比较法研究所，并不费周折，就是两个图章的工夫。但是，民商经济法学院和比较法研究所，虽然同属法大，性质和风格迥然有别，宛如两个世界，一为教学单位，喧嚣如闹市，一为科研机构，幽静如僻壤。到编辑部的第一天，米教授给我做了引见，于是很快就熟悉了编辑部的人与事。《比较法研究》编辑部包括我在内，六位专职编辑。此外还有一个外部的编辑委员会，由学校的一批知名学者兼任。

编辑工作简单有序，按部就班。专职编辑负责初审，编委们负责二审，我和主编米教授则负责每期最后定稿和组稿。偶尔我们也会积极进取一回，策划一些特殊专题，活跃一下气氛。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依从编辑伦理，以一个客观者的角色经营刊物。这些年来，正是学界追求论文数量风气正健的时期，也是版面费和人情稿流行的时期，但是我们这个编辑群体有一种默契，坚持顶住诱惑和压力，甚至要把个别的同情心压制在心底（有时个别作者来信以评职称急需等等恳求，难免不生恻隐之心）。因为我们明白，保持刊物品质，既是我们自身一点编辑价值的体现，也是我们对于《比较法研究》这份小小杂志的一点历史责任。

编辑部里空气温润，没有复杂的故事。编辑刘馨、丁洁林、幸颜静、杨倚萍都是性情温和的人，话不多，真挚处世，埋头工作。编辑部主任刘彰老师常年坐班，吃苦耐劳，注重细节和程序，将刊物的技术环节打理的井井有条，避免了像我这等“原则主编”容易犯的许多疏漏。我们也偶尔开个会，或者偶尔聚个小餐，一起讨论某些编务问题。编辑的工作很单纯，就是看论文。早上过来看稿，下班归家，有时也看到深夜归家，一天可以看上厚厚一叠的论文。这种阅读，是一种工作，与文人阅 读不同。文人阅读，因文而喜或忧，甚至有余味不绝之感。做编辑的，看到好时，心里也会有一种欣喜，看到坏时，心里也会感到不快，但这种情绪绝对不会带出办公室去。这便是编辑工夫。

我很适应这种氛围，很快就认同了自己的编辑角色。时间一晃就是两年多，从任课教师到枯坐编辑，我比较彻底地完成一个角色转换。从心理上，我从上路编辑渐渐变成了资深编辑了，加上头上多了几根白发，眼睛也因为编读过度增加了模糊度，从外表上看，也是一副老编辑形象。

很多朋友不理解我的这种转换，不明白为什么我突然会迷上编辑这一行。我开始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容易沉入编辑角色。我时年不到40岁，好像还未到 一成不变的年龄，怎么就到编辑部“枯坐”去了。有一天，我重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我忽然豁然开朗，原来编辑部里有个“瓦尔登湖”！梭罗从熙熙攘攘的康科德镇，遁入孤独而宁静的瓦尔登湖滨，并非追求生命的一成不变，他的小木屋自耕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进行一个没有体验过的体验”。梭罗如斯说：“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认真，敬畏自己的生命，拒绝任何可能的改变，我们说，这是唯一的方式；而事实上，经过圆心能画出多少直径，就有多少生活方式”；“所有的改变都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奇迹，而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可以是奇迹。”

我想我也大致如此。不是么？在这两年多的编辑生涯里，我确实体味到了身份转换带来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异趣。通过编辑这个圆心，我给自己画出另一个直径。通 过编辑、沉思、闲散写作的生活方式，从外在的定型化方式的机械状态摆脱出来，转回到一种内在心灵的遨游和释放，对于我过去的一段热闹的教学生涯来说，确实不失为一种富于刺激、挑战的体验。所以我要感谢米健教授的相邀，他使我得以体验到编辑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学会了享有自在和宁静。对于我来说，《比较法研究》的日子，我也体验到了一份从心底里升起来的宁静和安逸。

随便提及一笔的是，梭罗只在瓦尔登湖享受了两年的安静岁月，之后便离开了瓦尔登湖，重新回到城镇，开始了另一种“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