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校领导，尊敬的贾春旺学长，孙总，梅先生，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真是荣幸之至，十分亲切，心里充满了敬意，又感到责任之非常重大，任务的光荣艰巨。

荣幸而亲切，是因为我成为了一名清华人，并且是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关头回国服务。还有什么比这更荣幸的呢？年初，顾校长、陈书记率团访美，招聘人才。他们热情相邀，特别关照，尤其是振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果，就像古人说的，“精诚之至，金石为开”。此刻，我还要感谢李树勤老师，好些年前，他同振民就和我谈过回国服务的安排。当时因为刚开始译注《圣经》不久，俗务也多，便没能成行。这是我不会忘记的。

敬意，则在两个方面。首先，让我对孙总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谢孙总对清华的慷慨捐赠，大力支持法学院乃至中国的法律教育。昨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有点儿一见如故。因为他完全赞同振民讲的教育理念和我们法学院的发展战略，赞同我的学术工作计划，显示出一位在经济一线拼搏过来的企业家独到的眼光。我在边疆农村和社会底层生活过多年，我很熟悉、赞赏、敬佩这种在艰苦环境磨炼中成就的魄力和眼光。孙总，改天再讨教，我们再聊聊。

当然，今天我们济济一堂，最高的敬意归于梅汝璈先生。我觉得孙总支持清华设立讲席，纪念一位杰出校友，是开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榜样。其实，这也是西方大学通行的做法，相信将来国内会逐渐推广的。振民曾就命名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梅先生应该是第一人选。因为他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法律家，他更是如周总理说的，我们的民族功臣。他和另一位清华校友向哲浚先生，还有倪征燠先生，一起在东京大审判所谱写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法律人报效祖国的最光辉的篇章。当年，国民党政府那么软弱、不力，一心忙于内战；而麦克阿瑟和美国占领军当局如此骄横，罔顾中国人民的苦难、牺牲、世界和平的大业跟正义的原则，甚至为战犯开脱，将他们释放。梅先生以顽强的斗志机智应对，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和法律家的政治智慧，终于使主要的战犯伏法，受到正义的惩罚，为中国人民讨还了血债。

现在这讲席以梅先生的英名来命名，对于我，便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了。让我深感肩头责任之重，挑战之艰巨。

是的，是艰巨，否则何来的光荣呢？不言而喻，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教育正处于极为严峻的挑战之下。今天是喜庆、感谢和纪念的日子，因此我话说得委婉一点。正面地说，我们必须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干，一小步一小步地前进，以争取不辜负先贤和英烈的期待，夺取那份应当属于我们的光荣。

这里，我向各位领导、嘉宾、老师跟同学简单汇报一下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我想，有这样几件事，是可以贡献于清华的英才教育和中国学术的。第一，自然是实现本人的学术计划。这方面只要保证时间，按部就班做下去，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

我在振民的报告中看到这么八个字“诚信、担当、正直、卓越”。我以为这是一个英才教育的标准，致力于培育法律和相关行业、各个领域的精英或领袖型人才。这样的人才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能够应付未来的挑战，甚至严重的危机。因此第二，基于这一理解，我想从两方面入手，开课并加强学生的学术训练。一是法律与宗教，本周已经开始，二是法律与伦理，即职业伦理，下学期开。前者是考虑到目前法律教育分科过细，各自为阵，容易耽误人才、压抑创新。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宗教冲突、骚乱、战争不断。宗教于是成为欧美大学的显学，影响到人文社科各个领域，包括法学。中国既已加入全球经贸体系，利益遍及五大洲，自然不可能站在这潮流之外。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政策实施，也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宗教问题业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的学生，即将来中国的英才，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学习研究宗教问题了。

职业伦理，则是法制建设三十年来一直未能安置的一块基石。伦理缺失，法治就难有信誉，少有尊严，各行各业都大受影响—-包括教育界学术界出的那些事儿。在法治化的现代社会，职业伦理又是政治伦理的基础。鉴于基层民主的制度创新的紧迫性，以及将来必然会逐步扩大的趋势，我以为，伦理的重建是改革能否最后成功的一个关键。清华在这一方面是可以，也应该，做领头羊，引领时代潮流的。

这两件事办好了，我想就可以促成第三件事，即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既拓展法学，又推动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英才教育的基础，它需要一个氛围，来容纳自由的独立的阅读、思考、提问、讨论、研究、写作。假如上述两方面的探索和课程能够有助于这氛围的形成，那么我对清华文科的全面复兴、再创辉煌就可以做出点滴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