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了一部由萨缪尔·杰克逊和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电影《颅骨国度》，说的是一九九三年，南非政权从白人手中转移到黑人手中、曼德拉就任总统后，南非成立“真相委员会”，在全国各地举行听证会，从而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使得过去白人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所实施的种种暴行终于大白于天下的故事。电影中萨缪尔·杰克逊扮演一位来自美国的黑人记者，朱丽叶·比诺什则是南非土生土长的电台记者，两人共同经历了从不信到震惊，从沉默到追查，从激愤到和解的情感过程，其中美国黑人对于种族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而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白人却深知政权在不同种族上的易手到底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真相引发痛苦，但沉默导致杀戮。”
　　如何找到一种使罪人坦白的方法并承诺“以真相换取大赦”，也就是说在使“毒瘤”暴露出来的同时，又泯灭掉人们复仇的要求，让全国的人民都参与到对真相与和解的辩论之中，从而为新社会的新道德奠定一个新的基础，这就是当时摆在全体南非人民面前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关头，曼德拉总统和图图大主教的人格伟大简直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这种伟大，就体现为和平、真相、正义与和解的一致。
　　图图大主教是“真相委员会”的灵魂，他穿着紫色教袍、戴着十字架亲临听证会，坐在“真相——和解之路”的横幅下，以自己关于赎罪与和解、宽恕与调停的权威言论，有效地控制着真相与和解的全部进程，从而把一种有关“班图”（ubuntu）的正义观普及到民众之中；这种正义观讲的是“众多精神传统将我们所有的人联系起来，彼此相互依存。……所以，我们宽恕别人，欢迎他们回到我们共同的人类大家庭中来的做法并不是利他性的，它其实是启发自我利益的最高方式”。
　　这段话引自《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当我观看这部电影时，我刚刚看完这本书，并记住了《鬼魅出没的土地》这本书的书名；它与《颅骨国度》的意思很相近；但在《鬼魅出没的土地》的作者蒂娜·罗森堡看来，如果说一九八九年以前的东欧国家是“有罪的政权”的话，她所认为的拉丁美洲的一些军人政权就是可称之为“犯罪的政权”。与这本书在内容上相关的还有另一本书，这就是《恐怖时代的哲学》，是美国的女思想家博拉多莉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在“九一一”事件后围绕着恐怖主义问题所展开的一场对话。
　　前者把全部问题集中在对和平、真相、正义与和解的理解上；后者认为只有理性的论证才构成为正义的最后条件，而全部哲学的目标就是要重建一些条件，使相互间的交往成为可能，并为秩序、公正与和解挑选必要的论证前提。
　　下面我只围绕着《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谈谈我的理解。
　　在和平、真相、正义与和解这四重关系中，和平本身作为前提，指的是谋杀、任意逮捕、失踪、虐待监禁者、迫害个人与团体已经成为历史，人们不再受到恐吓的侵扰，“这是优先考虑和压倒一切的必要条件”（该书，197页）。而且真正的和平指的是不再有结构性暴力和制度性压迫，所以它同时要求着经济分配原则的公正与政治权力上的平等。
　　真相是一个最麻烦的问题，它介乎和平与正义之间：如果说处罚和补偿是正义的核心的话，和平则要求相应地忘却与宽恕；但无论是处罚还是宽恕，都以作恶者的悔悟为前提，而悔悟的表现就是要说出事实的真相。这里面的难点在于：如果彻底坦白的结果就是失去一切，甚至包括生命，那么谁会愿意这样做呢？但反过来，如果所有的处罚都是为了体现“正义”，而且“正义”必须以速决的方式得到实现的话，那么它就很可能侵犯作恶者或嫌疑人起码的人权，最后形成一种“暴力文化”，用图图大主教的话来说，就是当我们完全实现了处罚性的正义之后，南非将躺在一片废墟之中，而黑人所获得的也将是一场“皮洛斯胜利”（Pyrrhic Victory,指公元前二八○年古希腊在付出惨重牺牲后所取得的一场毫无价值的胜利，参见该书，144页）。谁的真相？有没有界限？多大程度上的真相？既然做了最坏的事的人不一定就是最坏的人，既然复仇的渴望一直就是和解之路上的最大障碍，那么无论是正义讨伐还是道德讨伐，就都可能会把“真相”作为一个随时有待公布的“秘密武器”而留待关键时刻再使用；这就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即隐瞒、夸大真相，最后丧失掉任何“讨伐”的透明度和正义与道德的依据。
　　我们都知道，《理想国》中的色拉叙马霍斯给正义下的定义就是“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正义也好，正义的人也好，反正谁是强者，谁统治，它就为谁效劳。问题在于，这里不仅仅只是一个“强者”的问题，它体现为一种制度，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民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种制度的“同谋”或“帮凶”，因为人还必须生活在这种制度之下；哈维尔在当上捷克总统的一九九○年元旦献辞中说：“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只是受害者，因为旧制度是我们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将过去统治我们的人统统推上审判台，因为这不仅不正确，而且将剪除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107页）但这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当人们强调忘记过去和向前看时，人们也就被迫抛弃了正义。智利的皮诺切特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三日就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的朋友们，唯一剩下的就是忘却。重新审理案件不是忘却，把人送进监狱不是忘却，要真正实现忘却这个词的意义，双方都要忘却。”（94页）于是针对这样一种态度，也就出现了许多诸如“既不忘记，也不复仇”，“既不忘记，也不宽恕”，“既不忘记，也不只生活在痛苦的记忆之中”这样一些口号，而在作者看来，缺少了正义，只把追求真相和社会和平作为和解的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事实上说明了尽管以前的权势者已被击败，但依旧把持着军队和安全机构等强力工具，使得本来意在揭示军人暴政的“净化运动”反而使犯有这些暴行的军方人员成为真正的受益者。这实际上说明了在正义缺失的情况下，单靠“人性”（良知）和“法律”（界限）并不能实现和解。
　　和解总是目的，因为它与未来联系在一起，要求相互敌视的双方能够共同参与其中。一位一直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研究苦难的记忆、惊恐的现在和在未来渴望报复的基督教徒认为对这一问题说得最好的就是《旧约·诗篇》第八十五首第十节中的两句诗：“真相与仁慈结伴，正义与和平相连。”我查了一下《圣经》，觉得英译更好：
　　Steadfast love and faithfulness will meet；righteousness and peace will kiss each other．Faithfulness will spring up from the ground，and righteousness will look down from the sky．
　　特别是后两句：“诚实从地而生，正义自天而降”，说明“诚实”是康德哲学的原理所在，它来自人的内在自我的“绝对命令”；而“正义”则体现着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它来自天上。
　　天地之间，个人的主观性与事物的客观性之间，诚实与正义之间，真相与和解之间，不管《圣经》与哲学家们说得有多好，在现实生活中却如同两座彼此相望的大山；当时的《罗得报刊评论》上就有一幅辛辣的卡通画:“画面上图图正由一位坐在轮椅上的黑人受害者和白人行凶者陪伴着”，他们站在“真相”这座悬崖的边缘，正焦虑万分地察看地形和地图，思考着怎样才能跳跃到另一个山头即“和解”上去（147页）。
　　也许对人类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如同迈克尔·拉普斯利所说的那样：“通过这些希望、痛苦、欢乐、愤怒、恐惧的经历，我们使人们意识到和平、正义、和解和消除痛苦等问题。这是人类如何敞开心扉的一种经历，它将成为人类共同的经历……”

　问题在于要表达出来，或者说，在于要找到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所有的一切才可能成为表现或说明“人类如何敞开心扉，并使之成为人类的共同经历”。
　　所以那天晚上看完电影，真的叫人久久不能平静。
　　不管怎么说，南非是成功的，而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在处理过去政权所遗留下来的可怕记忆时，尽管方式上多种多样，但绝大多数似乎并不成功。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专门研究过有这三种不同结果的民主化转变方式，他称之为“变革的方式”、“复原的方式”和“替代的方式”；“变革”发生在民主化力量占压倒优势，比如一九四五年当欧洲大陆从盟军手中获得解放时就是这样，日本投降后被美军占领，其民主化进程也是一种比较激烈的“变革”；“复原”则表明了反对派的立场，比如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东欧各国就重新“复原”为被苏联占领前的状态；而“替代”则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政权本身的性质发生了“替代”，即由以前的种族或军人政权改变为民选政权，阿根廷、智利、南非均可算为这一类例子，其中只有南非看起来难度最大（因为涉及到不同的种族），但又最为成功（也许和原来在白人中就已经存在着的民主传统有关）。一九九三年，当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时，我们以为他主要是想为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寻找到一种新的思维框架；到二○○四年，当他再次出版了《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身份的挑战》时，我们就已经发现他目光锐利，而且总能把最为现实的问题转化为理论思考。比如居住在美国的大量的南美人士能不能用西班牙语唱美国国歌；已世世代代生活在美国的近三百万华人在自己的“身份认同”上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还有近些年大量的“偷渡者”如何、何时才能获得“正当身份”的问题（即所谓的“给非法移民入籍机会但反对大赦”）；在前两天的报纸上又看到“加拿大将举行隆重典礼向华人道歉”，为一百多年前向华人征收“人头税”一事赔偿一亿八千八百万元人民币，认为此举可以使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骄傲地把加拿大国旗看作自己的国旗”。所有这一切，其实都与和平、真相、正义与和解这一主题密不可分。世界正在发生着空前剧烈的变化，而记忆，即所谓的“时间的政治”，其核心就集中在如何才能通过“重构”而不是“重现”使历史成为新的记忆，它由于饱含着对未来的希望而带给人一种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的体验与感激，作者认为这正是一种对普遍人性的认同，而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全部的希望所在。
　　《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的作者在“序言”中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这种有记忆的生活，而不是时时刻刻沉浸在记忆之中。”这是一种生活态度，而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哲学，比如理性，确实在具体的和平、真相、正义与和解上无能为力，但它可不可能使人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的和社会的责任感，并因此而与历史发生一种更为积极的关系？这其实也就是博拉多莉女士在目睹了“九一一”事件后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
　　（《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英]安德鲁·瑞格比著，刘成译，译林出版社二○○三年十二月版，15.50元；《恐怖时代的哲学》，[美]吉奥维娜·博拉多莉著，王志宏译，华夏出版社二○○五年九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