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两位教授合写了一本书《从资本金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一个威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认为市场发展将损害自己利益的庞大的贫困人群。如果这两方面的人群——他们看起来彼此地位悬殊，可是如果他们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同盟，就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促使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不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而被损害。”
　　这两位芝加哥教授表达的担忧，半世纪前被表达过。那是一九五○年，奈特，这位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的演说里，对公众能否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达出一种深切悲观或绝望情绪。当时，他描述了大众对“取消价格管制”政策的反感。此外，一九四六年，奈特在《伦理学》杂志发表了《自由社会的病》。用他自己的看法，那是一篇“社会病理学”论文。他分析了自由社会机体的两大病症：一、垄断资本集团的寻租活动对社会健康的侵蚀；二、市场经济“内在的恶”对社会健康的侵蚀。
　　我记得，大约二十年前，我回北京探亲，与敬琏先生及学界诸友，在西直门一家泰国餐馆里聚会。我们谈论的主题之一，就是由佤小川关于“寻租”一词的英文来源的议论引发的“普遍腐败”问题。
　　二○○五年，敬琏先生在《财经》杂志年会上，郑重地将本文开篇引述的那一段文字转述给与会听众。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历史，在西方和在东方，总是伴随着奈特指出的那两类病理学问题。例如，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根据敬琏先生这本文集最后的一篇文章（《创新还是寻租：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与企业家才能配置》）所引用的两篇研究报告，强势群体每年“寻租”所得，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研究过“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家——著名者如魏尚进，都会明白，由于“灰色经济”或“寻租”研究，最艰难的是数据收集，研究所得的结论允许有相当大的误差。我所引用的，是考虑到这一误差之后的“保守的估计”。
　　腐败或寻租活动何以在中国社会演变为如此普遍的现象？读敬琏先生这部文集，我得到的印象是，就腐败现象本身而言，如果将以往三十年的改革时期等分为二，那么，在改革的前一时期，也就是一九七八—— 一九九三年期间，腐败主要来源于“价格双轨”制度安排之内的寻租。而在改革的后一时期，也就是一九九四年至今，腐败主要来源于金融和土地的权力寻租。请注意这里出现的关键词——价格双轨与权力寻租，它们表达了经济学家对腐败问题的基本看法：市场经济的任何腐败，首先可能源于资本与权力的结盟，其次可能源于对价格的不当管制。
　　拯救市场，我相信这是敬琏先生三十年来倾心相与的意向。固然，如敬琏先生自己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们在对待市场经济的基本态度上，由于专业知识传统的内在一致性而倾向于一致。但是，这种一致态度的有效性仅限于在抽象层面对被大众称为“市场经济”的那一经济制度的理论解释。他们对真实世界里演化着的市场经济，则如其他学科一样，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例如，奈特与他的那些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生们——斯蒂格利茨和弗里德曼是他们最著名的领袖，就持有十分不同的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学年，奈特与芝加哥学派另一位宗师雅各布（Jacob Viner）联合开设“理论经济学”研究生课程。根据当时听课的一位研究生（Talor Ostrander，曾被萨缪尔森列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幸运地保存下来并于二○○五年发表的课堂笔记，奈特在第一讲就请学生们“放弃对经济学的浪漫主义幻想”——那是经济学的原罪。然后，这份笔记列出的观点摘要是：一、经济学其实主要是伦理学与哲学问题；二、把“政治经济学”改名为“经济学”，是最不幸的错误，尤其是在当前；三、不可能存在所谓“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不可能是“价值判断无涉的”（《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Vol. 23-B）。
　　事实上，在另一篇论文的接近结尾处，奈特直接宣布：“……但哪怕是在完全竞争之中，个人主义经济过程的自然和长期的趋势，在个人动机的驱使与社会的消极无为态度的鼓励下，在许多方面也仍是邪恶的。”（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 52，no. 3，pp. 253-274）
　　对我而言，敬琏先生这部文集的阅读顺序应当是：一、《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二○○三）和《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二○○五），尤其第一篇，是难得一见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当代思想史作品。为什么要从结尾部分开始阅读？因为在这里，你能够清晰地看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与改革政策是怎样通过一批一批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上的进展而最终实现了今天这样的伟大变革的。并且，任何改革思路，只有通过思想史的辨析才可获得学术合法性及社会合理性。其次，收入这一部分的第三篇文章，前面引述过二○○六年发表的《创新还是寻租》，提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演化及政策演化的不可分离的现实背景。如果不从这三篇文章开始你的阅读，你怎么能够深切地理解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呢？其次，转入这部文集的开篇：二、《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一九九八）、《三种社会力量对待改革态度的分析》（一九九九）、《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二○○七），这三篇文章表明了敬琏先生的基本态度：既反对简单地否定市场经济并将改革拉回到传统计划体制的道路上去又反对简单地赞成市场经济并任其痼疾自由扩散。现在，读者可以深入思考中国改革者们面临的根本问题了，请阅读：三、旨在阐明什么是以及怎样过渡到《好的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文章，我最喜欢读的是：《努力实现向法治市场经济的过渡》、《法治中国》、《再谈法治》、《中国腐败的治理》。此外，发表在《财经》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和诸如《股市七题》这样的文章，提供了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寻求《好的市场经济》的现实背景；四、由《增长模式与技术》和《两种不同的转轨战略》这两篇文章代表的比较复杂的转型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观。这里纠缠着两方面的复杂性，其一是产权安排的多重特征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体制变革的整体性与局部性之间的关系。
　　时至今日，当市场终于占据了社会的主流位置时，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对市场的态度似乎更多的是无可奈何了。例如，虽然我眼睛里看到的仍是这市场的痼疾，我却想不出如何治疗它。于是，对于敬琏先生这样持续而卓有成效的“拯救市场”的努力，我怀着敬意，并且特别希望年轻读者能够认真阅读这本文集。我很担心现在的年轻读者无暇也无心了解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历史，因为，由于与更早的十年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段历史很可能被遗忘。人们将很自然地欲求回到王朝更迭的大历史当中去——不论他们的态度是“消费主义的”还是“爱国主义的”。
　　二○五○年，如果人类能活到那一年的话，我想象，在一次国际华人学术会议上，那些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不甚了了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位发问了：难道在过去一百年里，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和思考力？否则，为什么没有任何名字留在我们记忆里呢？那时，我已经很老了，我知道很久以前一位老人曾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于是颤颤巍巍地举手回答：有，有一位，不过，你们不记得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