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蓝旗营的三个家庭
发布日期:2010-04-01 来源:《读书》2007年第6期  作者:曾昭奋

  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即使在清华园中,三代人的四口之家,只能长期蜗居于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宿舍中(集体公用厕所,炉灶拥挤在走廊上)。这里虽然没有出现两对新婚夫妇同住一间房的情形,但同在清华工作的新婚夫妇只能分居而分不到一间宿舍的现象,却曾长期存在。
  一九六一年夏天,建筑系一对研究生新婚燕尔,学校照例不给分房。他们神通广大,跟教工食堂临时借得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库房作为新房,婚礼就在这间堆满锅碗瓢盆、破麻袋、破家具,只剩下很小空间、刚好摆下一张床的“新房”中举行。我为新婚夫妇写了一副贺联,这使我留下了长久的记忆。不几天,学校有关部门通知建筑系,说新郎官在清华园北墙外的农地里偷掰了农民的两个老玉米,农民告到学校,学校通知了建筑系,但未有声张。食不饱,住不好,“食”与“住”,同样严重地困扰着这对新婚夫妇。这一年,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大城市每个居民的居住面积是二点五九至三点五平方米,跟十年前的数字二点四三至四点二平方米不相上下(上海,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这个数字一直停留在三点八平方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强调革命化,城市住宅标准设计每户建筑面积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的五十多平方米降为三十多平方米(一九七三年,国家建委规定这个数字是三十四至三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的造价从一百元降为三十多元。这时候,大庆出现了“干打垒”住宅,建住宅不用砖瓦木材。在北京街头,可以见到新建的住宅:两层楼,长外廊,二十四厘米厚的空斗砖墙,在楼梯休息平台处,为十几家住户安排了带有两个蹲坑的共用厕所,几户合用一个厨房。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极“左”路线结束。根据建设部当年对全国一百八十二个城市的调查统计,人均居住面积从一九五二年的四点五平方米降为三点六平方米。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从这一年起,人均居住面积逐步提高:一九八三年为四点六平方米,一九九○年为七点一平方米,二○○五年为二十六点一平方米,这一数字已超过“小康”的水准了(七十年代,美国人均居住面积为十八平方米,日本为十四平方米)。〔注〕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城市住宅建设、供应体制尚不完备、受益者仍限于一部分人群,但在政府官员、专家、建筑师和基层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城市住宅建设出现了可喜的发展态势,并延续到九十年代前期。一九八六年,国家经委开始了“城市住宅试点小区”建设计划,分布全国各地的五十六个小区于一九八九年建成,做到“造价不高水平高,标准不高质量高,面积不大功能全,占地不多环境美”,在城市规划、设计、建设过程中起到先导、推动、示范作用,被誉为“中国城市住宅建设的里程碑”。建筑学术界和高等学校中的专家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做出积极的贡献。清华大学推出了“台阶式花园住宅”(已如前述〔编者注:见本刊二○○七年五期〕)。东南大学建筑系推出了“支撑体住宅体系”。它与张守仪教授在一九八○年撰文推荐的SAR住宅体系相类似,但更切合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天津大学建筑系进行了低层高密度住宅规划设计,并于建成三万平方米之后加以改进,以适应家庭小型化、住宅形式多样化的大趋势。
  八十年代我国住宅建设出现的可喜局面正好与国际潮流相呼应相烘托。在同一期间内,许多国家对城市平民住宅的关注和行动空前活跃。一九八七年,西柏林国际建筑展中,根据许多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的方案建成的住宅分布在城中各处,成为展品。随后,日本福冈也于九十年代初举行了有多国建筑师参与的国际住宅展。与这些展览活动和建筑师们的良好愿望相呼应,联合国将一九八七年定为“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年”(我国也积极参与,但称之为“国际住房年”),这也令人想起梁思成先生一九四七年所作的《居者有其屋》的学术报告,都把关怀的重点放在普通市民尤其是穷人的住房需要上面。几十年来,一代代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如已故的法国的柯布西耶、西班牙的高迪(A.Gaudi)和埃及的法西(H.Fathy)以及仍然健在的大师和新一代的建筑师如印度的多西(B.Doshi)和柯里亚(C.Correa)、加拿大的赛弗迪(M.Safdie)、英国的莱昂斯(E.Lyons)、奥地利的霍来因(H.Hollein)、西班牙的波菲尔(R.Bofill)、法国的包赞巴克(C.Portzapaic)、日本的文彦、石山修武和吉阪隆正等,他们在不同时期,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为普通城市住宅(不是什么豪宅)提供了新的设想和方案。
  从国际范围观察,住宅设计的多样化和施工工业化、预制化在近几十年来已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和学术部门早在五十年代就关注住宅建筑工业化的切实推进,既向苏联学习,也吸取西方国家的经验。五十年代后期,各城市即开始工业化住宅试点工程。一九六○年,又把工业化、装配式大墙板住宅作为重点科研项目。一九六五年,出现了预制化、工业化施工的城市住宅。我国住宅工业化曾呈现出光辉的前景。由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规划设计并负责现场施工指导的北京左家庄新源里小区,于一九六六年建成。由于采用预制板——现场吊装的工业化手段,大大加快了施工速度,减轻了劳动强度,造价也不高。每户建筑面积五十多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一百元。一幢可住六十户人家、面积三千多平方米的五层住宅楼,现场施工只用了一百天。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三年,若干城市进行了框架轻板住宅的设计与建造。上面所说的住宅工业化,有利于节约材料、节省能源、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建设速度,在同一时间内可为居民提供更多的住房。
  近年来,随着市场化、商品化的推进,房地产商实际上控制了城市住宅建设,我国城市住宅工业化的试点和发展形势迅即发生逆转,工业化、构件化的住宅建设已经退场。
  一九六二年,梁思成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拙匠随笔》系列文章中,曾表达了让建筑施工由“拖泥带水”转为“干净利索”、减轻劳动强度的良好愿望。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在住宅工地上见到的,仍然是“拖泥带水”的强体力劳动的场面。广大农村每年为建筑工地提供了三千万个青壮年劳动力,每年有两万名农民工在工地上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安全措施不足而丧失了生命。住房售价翻番,农民工工资却没有增加,劳动条件也不见改善。廉价的劳动力,落后的施工手段,为房地产商带来了超额利润,学者专家们为住宅工业化所做的引进和研究,在房地产商眼里,已经全属多余。
  工业化、装配式住宅悄然退场,商品化、市场化迅速崛起。
  一九八四年,六届全国人大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进城市住宅“商品化”试点工作。一九九三年,全国房地产公司由五年前的三千一百二十四家发展到三万家。全国出现农田被毁、炒卖地皮、国有土地资源流失的严重事态。一九九四和一九九八年,政府出台了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建立廉租房制度的政策,但动作不力,收效不大,敌不过房地产商的强力竞争。二○○一年,全国经济适用房投资只占商品房投资14%。二○○五年,北京市的经济适用房施工面积只占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的10%,而且交由地产商主导,实行暗箱操作,有人凭财力、权力炒得经济适用房进行倒卖投机或出租牟利,真正有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居民,只能望房兴叹。社会保障住房体系没有形成,商品房供应市场强劲发展,房价暴涨,我国城市住宅的供应出现了危机。
  苏联、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社会制度不同,但在解决城市公众住房方面,都创造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教授传达了他的父亲、前苏联元首的观点:“五层小楼,混凝土预制板,赫鲁晓夫贫民窟……不这样做,我国就永远摆脱不了窝棚和拥挤不堪的公共住宅。”香港地区政府为低收入居民提供廉租屋,也有所作为。新加坡政府于一九六○年成立“建屋发展局”,几十年间,为居民提供住房、创造良好居住环境,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一九九○年止,已有87%的国民居住在建屋发展局提供的“组屋”中。建屋发展局局长刘太格先生(近年曾被北京市政府聘为建设顾问)于一九九○年就此做了全面总结。当年,鄙人征得刘先生同意,曾把刘先生的总结文章介绍给国内的同行们(见《世界建筑》一九九○年第五期)。今天重读刘先生的大作,仍得到新的启发。他总结新加坡的经验是:对象明确,供求相应,价廉物美,管理完善,条规公正,执法严明等等,不容许暗箱操作,杜绝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的门路。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叶秀亮先生,在广州发表文章,他阐明的论点和经验,可说是对上述刘先生文章的继续发挥。他认为,要解决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必须抑制房地产商炒高房价,克服房价远远高于建设成本的现象。他建议中国各级政府成立建房局,提高中低水平的住房供应量。他认为,房价飙升也是居民们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猛涨的诱因。
《中国现代城市住宅》只写到二○○○年。
  二○○○年之后这几年,中国房地产的市场炒作,经由媒体的推波助澜,变得更为放任和无所拘束。二○○六年九月七日的《北京青年报》,总共五十六版,房地产广告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版面。差不多同期的一份《广州日报》,总共七十二版,售房广告也占去了三分之一。在广告词中,房地产商对商品的描述,对买主的许诺,真的比大学教授所写的住宅教科书更周详更美丽。天子庄园、龙邸、君爵御府、世爵源墅、万豪君天下、御景双生态庄园,这些待售的楼盘的美名,到底是对社会的美化还是污染?
  “住宅商品化”,在我等的头脑中,曾是一个美好的前景和向往的目标。一九八五年,在跟吕先生谈及“住房商品化”时,我们曾经以为:“如果住宅商品化了,建筑标准、面积大小、户型种类、层数高低,乃至方位朝向、环境条件、艺术面貌,无不体现为市场价格,就会有多种因素的相互制约和综合平衡。到那时,决策者省却好多麻烦事,居民也会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实事求是地进行选择……”那会儿,我们对“住宅商品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天真的想法?我想有一个原因:在由单位分配福利房的长时间内,普遍存在不正之风,分房不透明,在许多单位、许多情况下,该分到房的老是分不着,而有权者的至亲好友甚至刚出生的内孙外孙,却可凭一个名字一个户口就轻易分到新房……在我们这些书呆子的脑袋瓜里,以为一市场化,一商品化,价格和选择就透明了,就平等了。哪料到房地产市场一拉开,获益的依然不是老百姓。在应声落马的贪官污吏中,与房地产有关者占了大部分。
  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国务院推出“房地产调控六条”,对住房建设规划“执行量化规定”,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住宅供应,要求新开工的住宅中每户九十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型住宅应占70%以上。
  五月以后,各地房价继续上升。第三季度,全国有七十个城市房价上涨,北京上涨14%。十一月十三日的数据显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广州房价涨幅达19.7%。在售价猛涨的形势下,房地产商为误导政策,欺骗消费者,偷税漏税,隐瞒利润竟达50%以上。
  老百姓把怨怒给了房地产商。十月底,清华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在北京“二○○六年前沿建筑”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列出了房地产商“占用城市资源”“与人民为敌”“宣扬拜金主义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等“四大罪状”,说他们将最终“自绝于人民”。著名房地产商潘石屹先生则反驳说,“城市建设规划是政府制定的,房地产开发商是按照政府的规划办事”,不应全部怪罪他们。我也认为,周榕博士把责任全推给房地产商,的确是不公平,不全面。正是由于政府的某些政策或放任,以至于官商勾结,容忍与助长了房地产商的“四大罪状”。几年前,吕俊华先生在《中国现代城市住宅》中明确指出,“在改革的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交易过程中,权力和资本相互结合,干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加速了社会的不合理分化”。这里所说的“权力和资本相互结合”也就是“官商勾结”。后面这个说法是难听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但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和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却如三次山崩,压倒了多少家庭,多少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
  三个知识分子家庭,六位知识分子,或新中国成立时自海外归来;或是共产党员,带着坚定的信念和革命豪情进入新社会;或是在新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大学教员。但他们在三次山崩中都有着相似的命运。
  如今,安居在蓝旗营的三个家庭,终于与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宁静而温馨。
  张守仪先生的丈夫孟庆彭教授已经过世。她与儿子、儿媳和孙女住在一起,三代同堂。小孟是一个通讯社的编辑。邻居们都夸他是个孝子,侍奉在侧。天伦之乐,其乐融融。“许多事情都忘记了。”“过去的事,就让它忘记吧!”当我快告辞时,她愉快地朗诵起一首诗——不,是词:
  霪雨云开,
  万花索树,
  故里处处莺歌舞。
  喜城乡奏凯声声,
  具欢颜家家户户。
  三十载阴晴,
  二十年霜雾,
  山高望断天涯路。
  沐新风白发穷经,
  更争他朝朝暮暮。
  我抬头一望,那《踏莎行》就悬挂在书房的一面墙上。“这是我填的词,是我的婆婆书写的。”词美,书也美,展现着两位耄耋老人豁达乐观的心态。清词丽句,金玉之音,记载着半个世纪(三十载加二十年)的沧桑岁月。
  李德耀、周维垣先生的儿子住在澳大利亚,每年都因业务而回到北京,并在家中小住。国际国内的、即使是在校内举办的学术活动,李先生都不再参与。虽然有电梯侍候,也极少下楼活动。她带着我慢慢走近一个玻璃书柜,里边整齐地堆叠着几十本红本本。“都是老周的。”都是奖状,证书,聘书,邀请书。“还有好多,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四人帮”垮台,周维垣同志得以平反,于一九七九年恢复了党籍。但他没有回到原先的领导岗位,而是回到水利专业,又奋斗了二十多年,至今未有止息。与许多跟他遭遇相似的老人一样,把剩下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全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大业。
  吕俊华先生仍十分轻健而机敏。谈话间她常常反问我:“你问这个干什么?”对往事,似也尽量不再回忆了。她还不时外出,参加一些有关城市住宅的学术活动。女儿在法国。一九六六年出生的儿子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现在是一个建筑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儿媳林鹤,是儿子同班学友,获硕士学位后曾留系任教,现在是一个自由撰稿人。读她的文章,我曾对系里的老先生说,她是林徽因先生之后建筑系校友中文章写得最美的女性,刚好也是姓林。黄报青先生一九六二年题写的《建筑史论文集》丛刊,如今改名《建筑史》继续刊行。六个字剩下三个字,更显一字千金。
  十二年前,我在北京三个大单位,挑选了十五名年轻的建筑师和建筑教师(其中三分之二由所在单位选定,三分之一由我自己选定),并进行了初步的访谈。当时的意思是想继续跟踪下去,希望看看二十年后在他们中间将会涌现出来世界级的建筑学学者或建筑大师。这一回,我正好拿他们这十五个家庭与老一辈学者的三个家庭做比较。十二年过去了,十五个家庭安然无恙。而从一九五七年起的十二年中,有多少个家庭被击碎。每次运动一来,都说只揪一小撮,5%。(“文革”中岂止5%!)三次运动三个5%,十五个家庭中会有多少个家庭遭殃?
  如今,没有运动了,没有山崩了。建设和发展成了主旋律。知识分子可以读书写字,农民可以进城打工糊口,商人和学者可以造假骗人,地产商敢于炒作牟取暴利,官员们敢于贪污受贿……一个小康社会正在向我们走来。
  在蓝旗营,教授的住房是一百二十平方米,院士的是一百四十多平方米。房主们都认为已是很宽松的面积了。当然,他们如果有钱,还可以到市场上去选购豪宅和别墅。
  二○○六十二月初,江西省政府宣布经济适用房政策:确保全省中低收入家庭只用八到十年的“净”储蓄,就能置得起八十平方米左右的经济适用房。南昌市的经济适用房,测算价格为每平方米一千八百元,比市场均价低40%左右。经济适用房占全年房地产开发总量的五分之一。
  在清华园,一个小小的住房风波也已悄然退去。与蓝旗营一墙之隔的清华园西南区,住着很多退休的老教授老职工。几十年留下的老习惯:退了休的人员住在校园里,新来的人员却有可能住到远离校园的新区。而这个西南区接近清华高新技术开发区,接近中关村科技一条街,区里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许多海归派和新教工对西南区“虎视眈眈”。西南区住房租金和价值猛涨。学校有关主事者开始动员这里的老教授老职工们搬到新区去,把这里让给新一代住户。这里的住房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教授的住房每套只有七十多到八十多平方米,职员工人的住房不足六十平方米。虽然这些住宅楼有如吕俊华先生所说那样,是一抹平、一刀切、行列式,是呆板单调的单元楼,但却有李德耀先生所说的亲和性、领域感和安全感,也有张守仪先生所关心的充足的日照和良好的通风,而且已经绿荫如盖。住了二十多年了,熟人多,人情好,到清华园园林区去遛遛,到大图书馆看书看报都很近便。老教授、老职工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主事者出此计策是为了从中渔利。这里的住房,每平方米至少值一万元,新区的新房,最多两三千元,算盘一打,就是不搬。搬到新区去,远离水清木华的清华园了,一切都是“生”的,说不定还未搬过去就没命了。年老了,经不起折腾了,宁愿就住在这些比“小康住宅”还“小康”的旧房中……清华的老教授们有一招,事情不顺心,就写信向在中央做大官的老学生告状。这一回,听说又真有人写信了,听说中央又真派人来调查了,听说才因此而有了“不准逼迁”的指示了。
  而在蓝旗营,好几年前“清场”时,也有个别“钉子户”不想搬走。他们还在住房前拉了大标语,响着大喇叭,不搬,还真的引来很多“看客”。当时也还没有“逼迁”或“不准逼迁”的说法。最后,老居民们全都迁走了。
  如今,不管是蓝旗营或是与之相邻的西南区,都同样的平静,和谐。
  居者有其屋,有屋才有家。三位女学者,家在蓝旗营。
  希望我这些粗疏的文字,不会搅扰了他们的宁静与温馨。
   二○○六年十二月
  (《城市型住宅》,周卜颐、张守仪、李德耀、高亦兰、何重义编著,清华大学印刷厂一九六三年版,1.95元;《中国现代城市住宅·1840—2000》,吕俊华、彼得·罗、张杰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68.00元)
  
  〔注〕本文引用的“居住面积”数据,均以原资料为据。但在专业用语中,住宅建筑的“居住面积”与“建筑面积”却有不同的含义:后者指总的建筑面积,如每户一百平方米;前者是指建筑面积中专供“居住”用(卧室、书房、餐室、起居及会客室)的部分,通常只占每户所拥有的建筑面积的60%至70%。本文引用的数据中,有的含义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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