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最近出版新作《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友人劝我闲时看看。我是在地摊上买的，地铁上读的，地球上扔的。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开本15万字，牛皮纸，瞧那封面颜色，卷起来更像一包土炸药。我随手一抛，投进上海世博园区检票口的高雅垃圾桶里，也没引爆里面的泡面残渣和各色宣传单子。当然，也就没有围观群众以及前来驱散他们的警察。
按理说，在文人那里，不应该随便丢弃书籍。爱书、买书、藏书，是常情。宁可不要卧室，也不能没有书房。风流的读书人，对书的情感，更是浓于爱女人。阅人和阅书均可无数，但阅人之后可以一脚踹之，一手甩之，旧情忘得一干二净，绝不复发，且是高度私密的；阅书之后，则要当宝贝供起来，摆在书架上，公开作为展示知识、表彰学问的第一手证据。这年月，女人和书，一到了文人手里，命运的差距就是如此悬殊。这里没有为什么。
我倒利索，竟把新买来的名人畅销书当作了临时上过的女人，弃若敝屣。不过，我是理直气壮的。一来我不是文人，自然也就甭死守着那套流氓玩不起的时尚。这看似一副潇洒状，可在我内心也不无愧疚，毕竟那是作者的一腔心血，扔出手的刹那间，也有过极为短暂的恍惚。但静下心来，拖起猴腮，又觉得自己没必要那般自责，我花钱买的书，有抛弃的自由，祸害的是我的所有权，不是韩寒的著作权。这完全符合民法原理。念及此，我得意地撅起了长得有点刻薄的尖嘴。
话虽这么说，可是我当初并不愿意“喜旧厌新”的。带本小说，逛逛世博，读一卷书，行十里路，理论和实践会顿时密切结合起来的。但促使我产生扔书的念头的，不是我够不上文人身份而扮出的冷酷，也不是我自负于民法专业而装满的蒜泥，而是深深地发端于陪伴我两三年的那个杯具。
事情是这样的。近年来，我骂人无数（但自认为树敌还是太少），喊破了嗓门，熬干了唾沫，所以出门必须携带一只水杯，也巧，它形如炮弹。这么强大的杯具，握在手里，特有安全感。遇到欺负我的武夫和泼妇，可作为男子防身器，一杯子夯过去，注定是一场悲剧；碰见招惹我的权力和官吏，我可赖在机关不走，坐下来打开杯子，喝茶聊天，和那些在上级面前是狗、在百姓面前是狼的得涩官儿们，谈谈心、讲讲话，免费普及人权知识，义务宣传法律文化，友情导游动物世界。为的就是让狗缩缩舌头，少舔腚、少摇尾、多守门，让狼收收牙齿，少咬人、少做人、多做狗。大多时候，我都是先赔进去大半个钟头的口舌，最后赚回一句“脑子有病”的四字鉴定，但我还是相信物有所值，杯子没有白带，它帮我一次又一次完成了针对政府的慈善公益事业。凡是大事业，没有白干的，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挨顿骂，又不会少二两肉，何况骂声来自当官的老爷、大爷、少爷，都是一些纯爷们，多有层次！尽情骂，反正我爱我杯。
可是，月有圆缺，杯有离合。上海世博开幕前夕，为检验世博运行能力，部分市民被派发世博预展门票进入园区，以帮助政府快速获得实验结论。我作为旅居上海的老市民、老党员、老光棍，自然应当模范带头，率先充当“试品”。于是，带上“炮弹”杯具上路。谁料，一到检票口，就收到志愿者掩耳不及迅雷的命令，不让我带杯具进入世界级公共场所。那一刻，世博园区仿佛化作了国际大酒店，让我想起了“禁止自带酒水”的所谓餐饮惯例；又似是矗立于东方世界的一座大机关，让我想起了屡次去法院告状、去政府调研时不让带水杯的安检经历。在那些人的眼里，我带的不是水杯，是“炮弹”；里面装的不是茶水，是易燃易爆危险品；我也不是普通的游客，而更疑似是恐怖主义分子。
幸好我的思想觉悟早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且能胜寒，一时又想到了一连串的关键词：政治、大局、成功、精彩、难忘、平安、和谐……眼看着身边那位无奈的志愿者，想来他们只是“志愿”干活的，“志愿”早已止于报名，一旦穿上了制服、挂上了牌牌，就只有命令没有志愿了。民法学得再好，也不敢耍弄物以稀为贵的“意思自治”。上级一道命令，思想就得立刻统一，商量的余地也就荡然无存了。再想想中国的面子文化，办一次世博会，其实就是办一次“世界碑”，图个国际名声，载入史册。突然，一股高尚的自觉，扑面而来，钻进鼻孔，越过咽喉，直奔心田：办好世界碑，从我做起。我所能做的，必须舍弃小杯，顾全大碑。于是，握住“炮弹头”，就像扔掉《1988》一样，连同出门泡好的最尊贵的朋友送给我的最尊贵的茶叶，准确地掷向了离我大概五六米远的高雅垃圾桶。一发一中，成绩怎么也得十环。
这毕竟是政治，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毫不动摇地牺牲最前者。冲在最前面的，通常都是堵枪眼、塞炮筒的。这一本土化处世定理、中国式政治公理，自小学就开始教导，一直灌输到博士、博士后、工作后、死后，成了鬼也不会放过的。我必须舍得，义无反顾、责无旁贷。但情感上，我又难舍我杯，真得不想扔。
这个杯，可不是一般的杯。制作工序上，我学的纯文科，不懂生产加工的原理和技术，更无从想象了，我这种书呆子、傻大叔只会偶尔“闭门造车”，不会闭门造杯。这无疑让我更加坚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人就是厉害，能够制造杯具，且能持续保温，不得不让我们为同类感到自傲。想开了，于我也没什么太敏感的遥远和太无知的神秘，毕竟是外行。在行的是，这个爱杯，是在我人生的那个站点交往的一位很不寻常的年轻女子送给我的。她知道我最爱杯具，就在那一年的教师节，作为节日礼物送给了我。虽然花费不多，但置换两张世博平日普通门票，绰绰有余了。日久情深，也早已够得上所谓“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了，如有损坏，我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彰显出杯具的一套指导思想：代表最便利的饮水工具，代表最高效的防身武器，代表最深厚的男女私情。可惜，如今已被我这个无情大叔扔进了世界级垃圾桶，心不疼是假的。
没办法，政治的力量超越了爱情。在庄严的那一刻，不必说一只小小的水杯，就是把我这条活人，扯吧扯吧扔进那个桶，我也甘愿作出牺牲，还得首先依法感谢国家的“爱卫”运动，公开承认是自己酷爱垃圾，梦想和它们群租，才主动钻进桶里的。这种新死法，必会引来外媒客观、如实报道的，但世博新闻发言人也必须面向全球声称：世博安保措施到位，死者系精神分裂，自幼与生活垃圾有缘，且是当地知名“环保达人”，事发当天，自己蜷作团状，匍匐而入，蒙熏而死。也有可能是另一种更狠的发言版本：国外个别媒体称上海世博检票口有游客在垃圾桶身亡的报道，完全是不顾事实，颠倒是非，是不负责任的歪曲报道，这种图谋丑化世博治安环境、侮辱主办国管理服务水平的做法，是别有用心的，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当然这是退了好几步之后的猜想了，却远不是哥德巴赫式的。爱杯加盟垃圾之后，在我纯洁的心底已留下一时难以抹去的阴影。再到世博门口，带着刚买的《1988》，我不禁忆起当时杯具的可怜遭遇，还联想到了机场安检时对所谓“禁书”的盘查故事，加之韩某人平时净是吐些酒后真话，与那些谎言无法做到高度统一。想到这些，我惊恐极了，本来就和许多国人一样，极度缺钙，这下简直要瘫软了。上次带一个茶杯，好端端的中国茶，却被疑似浓硫酸或者什么液、什么叶，闻来闻去，再令扔弃，已失掉几斤尊严了，还耽误后面排队的八方来客。这次我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没等到入口，就事先将这本畅销书扔进了我熟悉的世界级的桶。
也许是我多想了。因为没有规定不准携带书籍进入世博园区参观的，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公开出版发行的这本新书，尚未有某部、某署宣布其为禁书的报道或通告。书名尽管以公元纪年作为标题，但离那个敏感年份还差一个数，只能算作准敏感、次敏感、类敏感或者疑似敏感罢了，何况很多情况下是“我不敏感你敏感”。至于内容，我在地铁上已大体浏览过了，好歹我也是一尊政治素质过硬的呆呆的木鸡，自认为图书作者还是没有触及高压线的，又何况，触不触、敏不敏、感不感、反不反，不是我来定调的。这年月，一加一等于几，往往不是靠算术算出来的，而是靠权术玩出来的，说等于二就等于二，说等于三就等于三，不管是否在算错了的情况下。
看来我没有多想，头脑依然简单如初。之所以吓得我提早扔掉这颗“炸弹”，就是因为上次我有被命令扔掉一颗“炮弹”的参观经历。我大概政治敏锐性超强，不是大概，是确定，看见真“弹”，绝不能乱扔；看见像“弹”的，必须干脆利索地全抛掉。
一个混迹于这个世界三十多年的书呆子、傻大叔，竟被吓成这样。在权力和政治面前，竟然成了真正的缩头乌龟，我还真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五讲四美三热爱，“小螺号，嘀嘀嘀吹，海鸥听了展翅飞”，“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美国人的脸上都笑开颜”。在刚读初中的1988年，也没什么特别的概念，就是每周骑着自行车，载着一包山东煎饼和萝卜咸菜，没有理想，也不知人生和未来，只是单纯上路，奔向离家很远的那几间瓦房教室。据说，如今中小学里不再是耳提面命，校园里不再是鸟语花香，很多人民教师的课堂教学都是“留一手”，关键解题步骤和重点讲解内容，要留待周末辅导班上首次亮相。连课桌座位，都要接近于“招标”竞争了，要靠家长疯狂公关，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儿女不至于太“偏见”、太“远见”。中考高考后的“谢师宴”，更是塞肥了、吃撑了、灌饱了一帮园丁和蜡烛。
我上高中那个年代，正好是市场经济体制拿来的时节。政治课程考试，题必及市场经济。这也是一部经典，念正了，就是法治经济；念歪了，就更多地充斥着堕落、腐朽和垂危。终于有一天，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不再老老实实地呆在经济领域，而是疯狂游走奔跑于各个行当。每个行当的核心客体都可以货币化，成为一般等价物，使权力、金钱、美色、机会等日趋活跃在这个世界。不少官二代、富二代肥马轻裘的奢糜生活，那是天经地义的，开车酒驾飙车撞人，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逍遥法外，权力作保镖，不过是豆芽一碟。“效率优先”就是本事，政策制定者三心二意，二三其德，鼓捣出来的政策，就像六月的天、小孩的脸、女人的心，说变就变。有谁出去“文化苦旅”一圈，亲眼看看那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党政领导，只顾眼前政绩，不管百姓死活。不必样样看，也不必深究，就以政府大楼为中心做个表面文章，就很能说明问题。多少地方，把政府大楼、机关大楼建造成皇宫，所费不资，只为制造等级概念，营造官上位、民下位的姿势文化，风光得很。领导的执政，一方面满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实际行动上又贯行“四拍”程序：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烂摊子留给下一任，重新“四拍”，折腾的最终是活在最底线的老百姓。所以，权力的本质或者政治的真相，就是一帮人在玩“四拍”，只是排列组合而已。每次换牌，还必须打着很多旗帜，优化资源、干部交流、异地监督……花样多得是，还要弄个场合，组织部根据级别派个代表去讲个话，明明是“水库鼓了篓子”，还要先言必称上任领导在该地的辉煌成就，再言必称任用某某接任某某职务，是合适的。这样的版本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再怎么鼓吹、安慰、忽悠，也摆脱不了“四拍”的本质。
党和国家的良好教育把我送上了大学。那个年代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顿时，依法治省、治市、治县、治乡、治村、治厂、治校、治家，一哄而上，热闹非凡。现在想来，这些口号虽然多是烘托政治气氛，但多念念法治的圣号，也多少见点功效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法治的进展鹅行鸭步，“依法治国”的口号似已成为如烟往事，进入了中国法制史的教科书。恶贯满盈的黑社会，破坏着法治理想，践踏着法治道路，政府官员也早已不再满足于“走红”、“泛黄”，还要不失时机地“涉黑”，非整出点五颜六色不可。很多权利，宪法上不是看不见，也不是翻不出，言论自由就非常醒目，稳坐第三十五条，且是首席。可是，人民一不小心就容易“犯上作乱”，要么跨省追捕，要么抢话筒、夺录音笔，封杀言路。最终害得想说话的人战战兢兢，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章，净是套话、空话、大话、瞎话，谎言连篇，哆哆嗦嗦，浑身发抖，字不成句、句不成章。每个人都似乎出于本能，纷纷戴上了面具、护身盔甲，欲说一个字，先环顾四周窥探半天；欲出一本书，审查起来没完没了，这里得删、那里得改，面目全非。阉割了的文化，无论怎么代表，都会因为缺少了睾丸而不可能先进、精进。
其实，政府的存在意义，不是叫人民去追捧的，而正是要博得人民批评甚至痛骂的。总理早就表态了，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人民有了冤情，有了意见，是可以表达的，表达的方式只要不害及他人，都应推定为正当。如果文字表达还不足以解决问题，那么，按照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到政府大楼面前有秩序地坐一坐，走一走，聊聊天，商量商量集体对策，以期引起重视进而最终获得求解，应该积极地被允许才是。地方政府若真要太过分，对国法和党纪熟视无睹，压根就不能解决，人们到京城去依法如实反映，顺便旅游一下天安门、人民大会堂这些首都景点，国家对其国民的这种疾苦应当充分理解，对国民的这种热情应当真诚欢迎，而不是动辄就不分青红皂白，兴师动众跟踪、“截访”、关押。试想，当强制拆迁演变为靠汽油抵抗的时候，当行政执法沦落为靠钓鱼凑数的时候，当劳工维权逼迫为靠开胸验肺的时候，当司法审判退化为靠权力操纵的时候，当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督检查拖延为靠婴幼儿和广大患者纷纷陷入生命健康危机才启动监管程序的时候，当安全生产制度的贯彻执行以无数个遇难矿工的生命才廉价换来的时候，当平民百姓尤其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想为权利而斗争却走投无路、四处无门的时候……再看看旗帜上飘扬的以人为本、宪法上写明的保障人权这些书法作品和文字作品，再听听各级领导干部台上挺着腰杆鼓吹、台下握住群众的双手承诺的各色口头作品，对比一下，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当权力变成恶魔，人民就会遭殃。权魔必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民才有幸福安康之日。
再回到韩寒的这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通篇以嫖客身份，开着名为1988的旅行车，拉着“我”上过的一个旅店妓女，在国道上对话，中间再插叙“我”往日的一些情感故事。仅此而已。若要论有什么寓意，那只能靠五花读者的八门解读了。我也只是地铁上大致浏览之后就扔了，很多情节并不记得。但我蹉跎上海十年，没少嫖过娼，和一些妓女也有过深浅不等的学术交流。今日看到韩寒新作，便激起了我些许的共鸣。于是引发一个兴致：也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其实，我以前也没少谈过。只是都告吹了，或许因为我是一个没用的男人。没用的人，谈上一万零一夜，写尽一万零一车，还是没用。好在有党的富民政策，让我这些年头越来越发福，体重已超0.08吨，肚量够大，不说容纳一艘航母，但撑下几条小船，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谈不成，也要谈。
是为扔后感。
（全文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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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绍章，别名李绍彰，艺名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