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才能实现，而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例如国家要不要对失业的人们或者弱势群体进行基本的生活保障？怎么保障？社会保障的实际效果又怎样？这一类的福利政策和制度设计关乎民生，也关乎国家的稳定与长远发展。

社会福利博弈

按照米事亚(R.Mishra)的定义，福利国家是指国家承担提供福利的责任并且通过立法和其他宪法手段建立机制——机构和程序来提供服务和其他形式的福利以满足基本需要。在具体的操作上由政府代表国家提供福利。表面看来，福利的提供主体是政府，实际上，政府只是一个中介机构，真正提供福利的是国民，其基本途径来自于税收。

经济自由主义者对于社会福利最有力的批判来自于提供社会福利的后果。他们会说，享受社会福利政策的人们会偷懒：一方面，本来能够工作的人也不愿意工作了；另一方面，对富人来说，税收过高会降低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因为多挣的钱给了享有福利却不愿工作的穷人。这样的结果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财富减少、社会弥漫着懒汉思想。这确实是有些福利国家存在的现象。对此我们可以提供著名的社会福利博弈模型加以说明。

我们把政府面对失业者时的博弈称为社会福利博弈。在福利国家，政府对那些失业者进行救济，例如，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免费培训以便再就业，培训对于再就业找到更好工作有帮助。如此会出现三种情况：（1）政府救济，失业者找工作，对于社会来说是最好的选择；（2）政府救济，但失业者不工作，政府的投资没有回报，失业者享受其他纳税人提供的福利；（3）政府不救济，没有经过培训的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即便找到工作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也比较少，这可以理解为政府没有履行其职责。

我们来分析该博弈：（1）如果政府救济，失业者最好的选择是呆在家里不工作；（2）如果政府不救济，失业者最好的选择是再找工作，否则就会饿肚子；（3）如果失业者愿意再找工作，政府的最优策略是救济；（4）如果失业者喜欢呆在家里，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不救济。如果把此博弈当成静态博弈，则该博弈没有纯策略纳什均衡解。该博弈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博弈，由政府先决定是否救济，政府会考虑是否救济的总福利。这样选择时，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救济，可既然政府救济，失业者的最优选择是呆在家里。若出现这种结果，就比政府提供救济且失业者经培训找到工作的社会总福利差得比较远，这不符合社会最优。这就是仁慈政府的悖论，也就是“事与愿违”。

仁慈政府的悖论并不能成为否定社会福利制度的理由，关键在于社会福利制度怎样设计，如果我们所设计的福利制度能够使得（救济，再找工作）成为博弈的均衡就可以实现社会最优。我们对此可以采取两种措施：（1）救济时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再就业培训分开，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定得比较低或者随领取时间延长递减，而再就业培训采取发放培训劵的方式，你不参加培训这部分福利就没有。（2）政府还可以将救济分两次分发，一部分等到失业者找到工作后再发。这两种措施都使得失业者在政府救济而自己不找工作时的处境比较糟糕。

该博弈与前一种博弈的唯一区别在于政府救济而失业者呆在家里时失业者的利益比较小。通过博弈求解，该博弈的均衡变为救济，再找工作，是社会最优的结果，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教育培训是最有效的社会福利

改变社会福利博弈悖论的最有效制度是将福利分为最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培训。教育培训不仅能够提高生产者原有工作的效率，而且能够前瞻性地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技能，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从而大大提高社会财富。丹麦的经验能够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

说起丹麦，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安徒生童话。但是丹麦的社会福利制度同样让人们觉得像是“过着童话般的生活”。丹麦的基尼系数仅为0.247，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福利国家，丹麦人福利待遇丰厚得令人难以相信。我认为这得益于独特的福利制度设计：丹麦人失业，可以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 80%的失业补助，但条件是必须参加再培训和求职计划。也就是说，丹麦将享受社会福利与培训再就业绑定，与上述第二个博弈相似，其博弈均衡正好实现社会最优。

我国教育资源一直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农村，智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也就无法普遍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自主创新能力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教育培训是关键，否则结构性失业比较普遍，常常与职位空缺并存，因为失业者缺乏新创造的职位所需要的技能，例如高级技工短缺，而一般工人失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社会福利的教育培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育培训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福利，而且是最有实际效果的社会福利。

制度设计与制度实效

像仁慈政府“好心无好报”的案例还有很多。例如，对街边乞丐的施舍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乞丐。出现“好心无好报”这种“激励的悖论”常常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的理由。“好心无好报”的博弈均衡告诉我们，并非好心不对，而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研究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追求好心好报的实际效果，也就是实事求效，因为实效是判断人生和社会的一个很好的标准。

要不要进行社会保障、怎么进行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的效果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如果社会保障的实际效果比不进行社会保障要差，那么社会保障就没有必要；相反，如果社会保障能够大大改善失业者的生活，而且能够使得包含所有国民在内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社会保障无疑是必要而且必须的。

当前围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争论较多。谈到改革问题时，人们常常把“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与“改革的效果如何”分开，而在实效主义看来，这三者是不可分的。因为要不要改革的问题是对于现状是否满意的问题，如果不满意意味着我们有更好的欲求，而更好的欲求能否实现是与改革的路径联系在一起的，改革的路径有一个预期的效果，这个预期的效果是指向更好的欲求的，而不是相反。最终的判断是改革以后的实际效果。所以改革时我们应该考虑改革的路径与预期效果，否则，很可能改革的结果使得我们的境况变得更糟，此时就不如不改。如此看来，我们应该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视为一项伟大的制度建设工程，要深入研究制度设计的科学规律，博弈论作为社会科学最基本的方法论从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只有这样，制度的预期目标才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