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中国香港》这本书和您在《读书》杂志上连载的「香江边上的思考」系列有怎样的关系？
　　
　　　强世功：首先，我在后记中已经交待了，《读书》由于篇幅所限，删去了许多内容，《中国香港》比较完整，但《读书》上会增加几篇新的内容。
　　
　　　文汇报：牛津大学出版社是香港非常好的学术与文化类出版机构，当时怎样选择与他们合作的？
　　
　　　强世功：是林道群先生看到《读书》上的文章后，提出结集出版。这也是我和他第一次接触。「中国香港」这四个字也是他对全书的概括。通过几次坦诚交谈，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很欣赏他的专业精神。这种专业精神也是香港最可贵的地方之一。
　　
　　　文汇报：这本书出版后，您是否收到了一些有特点、有价值，或者比较有趣的读者响应？这与《读书》杂志的读者响应有什么不同吗？
　　
　　　强世功：通常的说法是，香港消费文化比较流行，人们宁愿读报，而不愿读书，尤其是带有一定学术性的著作。可有不少学者、专业人士和特区政府官员不仅认真读了这本书，而且提出独到的看法和评价，我们在私下里也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可以看出，大家都在思考香港的命运，思考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同样，《读书》中的有关篇章在内地也被一些杂志转载，让内地人真正理解香港，也是我的初衷。
　　
　　　文汇报：从您思考回溯香港问题上来看，我们觉得历史对您的影响很大，您的文章中常常从制度史、疆域史中来求证「一国两制」的逻辑，这和您治学与个人阅读有怎样的关联？
　　
　　　强世功：我的专业是法理学和宪法学。倒是香港问题刺激我更深入地去阅读历史。比如，为探究港英政府的管治，就要阅读大英帝国史，进而阅读罗马帝国史和希腊史。在这过程中，我也试着阅读儒家的经典，试图理解我们作为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当下的生存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何在？中国文明最深的地方就在于对「情」和「理」的看法。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把家庭以及人的自然情感看得很低，而儒家把家庭和自然情感看得很高，因为这情感背后包含着深刻的「理」。中国文明其实就是用这种「情」和「理」凝聚起来的。
　　
　　　边疆问题表面上一个制度设置，可在制度设置的背后，包含着神圣的自然情感，就是对少数民族发自内心的尊重。由此，我们才能理解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搞民族区域自治，保留、发掘甚至创造少数民族文化；也才能理解为什么要在香港搞「一国两制」，且发自内心来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这都是围绕「情」和「理」两个字展开的。这种政治哲学和历史学的思考，给了我一个纵深的且更为超越的视角。说实话，我对香港的理解，也是「用心」来体会和理解的。
　　
　　　文汇报：您的书里提到一个核心观点：香港问题不是一个区域问题，也是中国问题。这个观点中，您提到了「COUNTRY」和「STATE」的区别，提到了当代国家正当法理体系和政治哲学的重要性，以及与政治实体的矛盾，提到了古典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区别，提到了「公民」的深层含义。这是否包含了您对中国怎样把自己建立为完善的现代法治国家的思考？
　　
　　　强世功：只要略微熟悉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和法理学说，就会发现「一国两制」不符合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中关于「国家」的定义，因此我说它是一种「反现代国家的国家理论」。但是，如果我们把「一国两制」放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从明清的边疆治理到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切是如此自然、贴切。由此，我们自然可以引申出，现代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可实际上并不是西方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它必须放在对中国古典政制中来理解。
　　
　　　在这样的背景上，中国未来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法治国家，应从根本上超越西方对法治国家的理解，重新界定中国的国家形态。目前，中国两岸四地属于三个法域，如何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未来的法治模式，理应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中国的崛起对人类历史有贡献的话，不仅是其经济增长，而且是建构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政治体制以及与这套政治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中国人应当有这个雄心和信心。在这方面，香港恰恰为我们研究中国政制的未来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和强有力的刺激。
　　
　　　文汇报：从我目前看到的片断来推测，您对香港问题的思考，可以反映到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是否可以以之推测，您认为对西藏问题，对香港问题，中国的处理方式—从不成熟到成熟，从挫折到成功—的变化，是中国自身发展变化的反映？
　　
　　　强世功：我同意你这个说法。我在书中运用了「封建」和「郡县」两个概念来描述两个国家治理模式，前者强调统一性和原则性，后者强调差异性和灵活性。49年之后我们主要采取「郡县」思路，78年之后又增加了「封建」思路。这两种治理原则的组合运用，反映了国家治理技术的逐渐成熟。我特别看重中央治理香港的经验，它有双重意义：其一，这是中央在现代民主法制环境下执政，要面对司法复核、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等，这种环境下执政的经验有利于在内地执政中面对未来的挑战。其二，这是中央在非直接管治情况下执政，往往要「以外交方式办内政」，这种经验的积累有利于中央处理未来的台湾问题，也由此积累处理国际区域问题的手法。中国要成为政治大国，就要有能力处理印巴问题、富尔达问题、巴以问题等政治难题。中央把港澳问题提升为「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意味着中央不仅为应对未来的民主化做准备，而且为崛起为政治大国做准备。
　　
　　　文汇报：围绕「香港问题不只是区域问题，也是中国问题」这个观点，《中国香港》的论述脉络您是如何规划的？
　　
　　　强世功：中央处理香港问题的至高境界就是争取人心回归。而要争取人心，就要打开港人的两个心结。一个是1967年的反英抗议运动，一个是1989年的民主化风波，前者针对香港左派，后者针对香港右派，这是目前香港政治风化的重要原因。而这两个问题，必须放在20世纪全球政治史的范围内来理解，放在中西文明较量的背景上来理解，放在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国文明的复兴中来理解。我在书中从1967年反英抗议运动讲到1992年彭定康的政改风波，就试图从大历史的深度和政治哲学的高度来看待香港问题。
　　
　　　文汇报：从这本书的介绍得知，您是中联办借调到香港做研究的。您在香港生活了多久？工作是怎样的？
　　
　　　强世功：我在香港生活了4年多一点。在中联办从事研究工作。我很喜欢香港，对中联办也怀有很深的感情。许多人离开家庭，在香港一工作就是几年，靠的就是对国家奉献的精神。古人讲，「忠孝不能两全」，我们现在讲，「舍小家，顾大家」。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所在。
　　
　　　文汇报：也许因为工作责任和学术背景，您的著述是以政治哲学和法理为主，很宏观。但您对香港的日常生活—例如衣食住行—有哪些个人体验？您比较喜欢香港的什么餐馆，或哪个景点？
　　
　　　强世功：香港有太多我喜欢的东西。比如叮叮车，在这个繁忙的商业城市中，有这么一份独特的悠闲，既让你触摸到悠久的历史，又让你感受到生活中最朴质的东西。再比如傍晚风景，海水、小岛、停泊的货船以及天边色彩变幻的云，具有一种油画般的质地感。还有新界的郊野，也是我喜欢的。至于游泳池、网球场和图书馆，也相当方便的。
　　
　　　文汇报：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一直变化，有关于居留权问题的人大释法，有03年的大游行，有自由行和CEPA，有奥运金牌明星访问香港的风靡，有内地学生来香港读大学引起的内地教育问题反思，有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困扰。您觉得这些后九七问题给中国内地，给香港，带来些怎样的新课题？
　　
　　　强世功：最主要的新课题就是如何使「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正常化。这主要是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政治认同，即香港人，尤其政治精英，要认同中央的政治主权，尊重和认同中央依法行使其政治权力。二是自然情感，即内地人和香港人要打破隔离，在日常互动中建立起相互亲爱的自然情感。而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时间，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