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四川日报》报道，6月30日，四川罗江县人大代表李国喜正式开始履行专职人大代表工作。走马上任后的李国喜将辞去村支部副书记职务，在罗江县御营镇场镇中心街区设置“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专门接待选区群众，集中听取、收集民意。专职代表每月底向县人大常委会汇报本片区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机关履职以及社情民意等情况。
　　我认为，这应是近些年来有关我国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最为重要的探索，值得肯定的期待。
　　事实上，在现行的政治框架和政治环境下，如何完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如何实现人大代表职业化是比较稳妥的现实选择，也是当前很多致力于促进中国宪政民主转型和发展的有识之士的初步共识。

　　这首先在于，人大代表专职化可以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目前，我国各级人大代表的组成上还存在着“官僚化”的特征，即很多人大代表由一府两院的官员充任。代表作为监督者，政府官员作为被监督者，两者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互不相容的。 大量一府两院官员充任人民代表，导致人大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干部会议，借用董必武的一句话就是“人代会与干部会混着开”。通过县人大代表的职业化，可以实现人大“去官僚化”的特征，并进而保持政府现有政策、人事的稳定性，实现县政赋权的稳定过渡。

　　同时，实现人大代表职业化有利于提高人大代表的业务素质，更好地履行人大的职责。在我国，绝大多数人大代表乃至其常委会的普通成员都是在从事别的社会职业，不可能长时间地去投入人大的工作。现在的人代会就是每年开几天会，选几个人（有些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代表们都未必认识，不要说了解了）就没事了。在开会以外的时间，人大代表们还要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为生计而奔波，怎会有更多的精力去监督政府，去为群众排忧解难呢？就人大代表这个职业而言，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需要的是形成一个“职业共同体”，需要的是人大代表对职业的认同，这既有利于代表职业独立行使职权，也有利于代表自律。

　　最为重要的是，人大代表职业化将对人大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实在的影响，有助于人大真正行使最高权力，也有助于社会稳定。有了人大代表这个合法沟通渠道，所谓的越级上访，非法集会肯定会自然减少的。人民的建议，意见得到了传递，党和政府了解到了真正的民情民意。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真正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罢免权，监督权。这对于当前中国正处在的多事之秋就显得更为重要。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县人大代表职业化改革作为目前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现实切入点，不但非常紧迫和必要，而且还将大有可为。问题是，如何根据县域政治的相关特性及改革目标来选择县级人大制度改革的方案，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县级人大代表职业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要想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制定出一套新的规则和实施办法，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的跟进。比如，在薪资待遇、社会保障、办公经费、工作条件等涉及人大代表切身利益的各个方面给予优惠的政策，这样一方面使他们在生活上不用为了生计奔波，可以致力于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工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民众排忧解难上，消除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在工作上能够提高办事的水平和效率，真正落实民意代表的职责，更好地为民众利益服务。

　　总之，县级人大代表职业化改革是基层政治发展的方向。当然，基层政治和公共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的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分步骤实行。由于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地党政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在这种意义上，罗江县的人大代表职业化改革实践，正是在为中国的基层政治和公共治理寻找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