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法学期刊考虑用稿，特别欢迎有项目的作者。一位编辑向我诉苦，学术杂志难办，发稿要看作者有无项目。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有项目呢？一位还在美国读法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告诉我，编辑是在暗示，发表文章是要交钱的；项目有经费，可以用来赞助文章。真是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大约是十年前，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家》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清华法学》是开稿费的，一篇文章可以有800元的稿费，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不知道现在两家杂志是否还开稿费？

　　项目实在是一个害死人的东西。项目不但冲击法学期刊，而且还冲击法律图书出版。只要有钱，出版社基本上是来者不拒。有些学校是批量性出版，一次可以同时出五六十本，堪称学术大跃进。编辑们苦不堪言，为了创收，不仅要出垃圾书，而且还要校对垃圾书。没有办法：一文钱逼死英雄汉———秦琼卖马的故事仍在翻版上演。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们也是乱出书，而且比起中国的同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教授的学术著作把关似乎比较严格，很少粗制滥造，但教科书却很滥。美国法学院的教材主要是美国法院的判例集。判例没有版权，教授们就将其大量收入，稍加编辑后就作为自己的劳动成果卖给学生。判例集大多死长，动辄数千页，价钱自然也跟着上调。

　　其实一个学期下来，教授也讲不了几个判例，可能都占不到全书判例总数的四分之一。第一年之后，学生的学习热情顿减，连课堂上讲的判例也懒得去看。所以一个学期下来，精装课本看上去完好如初。各大书店趁机低价回收法律图书，再转手卖给新生。这就坏了教授们的财路。教授们针锋相对，加紧修订书籍，让你不得不买新版。美国法律教材的出版也是乌烟瘴气，斯文扫地。

　　美国人比较相信市场，以为通过市场竞争就可以优胜劣汰，而且思想也需要竞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就说过：“检验真理的最好方式是看思想是否自己能够通过市场竞争而被接受。”只是很可惜，学术刊物主要不是刊载思想。

　　法律学术文章大多是考证性的，是注释拼盘。

　　为了保证法律刊物的质量，法学院的刊物完全是由学生管理的，编委全部由学生担任。学生办刊物至少有两点好处：学生眼毒，再就是他们社会关系比较少。钱钟书在《围城》中盛赞学生敏锐的目光：

　　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得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还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是至于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

　　相反，由学术权威来负责期刊效果就会不太一样。社会名流需要照顾各方的关系，秉公办事比较困难。学术权威的主要任务是平衡各种关系，发现精品、提携新人还在其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话有一点极端，却也不无道理。但即便是在美国，法律期刊也是一个例外，其他杂志还是由专家学者所把持的。

　　各大法学院的法律期刊有十多个，凡想当法律期刊编辑的学生都有机会。但法律期刊中《法律评论》最权威，其他期刊的编辑当与不当没有太大区别。《法律评论》就是一个小圈圈，编辑部在学校有自己宽敞的办公室，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俱乐部。《法律评论》的编辑们都是成绩最好的学生，有上帝选民的感觉。但《法律评论》的编委们却有真材实学，让人不服不行。当上《法律评论》编委是两条路：或者成绩优秀；或者特别能写文章。第一年考试结束之后，法学院会按成绩给所有人排座次。名列前茅的就成为《法律评论》的当然编辑———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再就是通过征文选出写文章的高手。

　　国内法律院校是不是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把刊物交给学生去办呢？好像不太可能。所谓核心期刊都是大家争抢的一块肥肉，岂能轻易放弃，让学生去主持。还有，我们的学生若是真当了核心刊物的编委，他们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职权进行交换，甚至有可能与他们自己的老师进行交换。他们无法超越所在的环境。总之，法学院期刊的问题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