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的人格，通俗地说就是法学家的道德品质，是一种够得上被人们称为“法学家”的品质，或者应该具备的被人们当做“法学家”的条件。之所以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目前举国上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学家是重要主体之一，而法学家的人格，又是必须予以弘扬的主要精神。

那么，法学家的人格是如何体现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之中的？下面以历史上发生过的几件事情，来阐述这个问题，以使我们对此有更深的理解。

萨维尼 1804年，25岁的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F.von.Savigny，1779—1861）与布伦塔诺（F.K.Brentano）小姐结婚。与其他人的结婚不同，当时已经因出版《占有权论》（1803年）一书而在西欧法学界小有名气的萨维尼，选择的度蜜月方式是带着新婚的妻子进行“学术旅游”，他们赴海德堡、斯图加特、图宾根、斯特拉斯堡以及巴黎大学的各图书馆，查阅大量原始的罗马法文献，或购买，或摘录，还包括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的代表居亚斯（J.Cujas，1522—1590）极为珍贵的未公开出版的手稿。尽管布伦塔诺小姐对此并不感兴趣，但却宽容地默默忍受。正是由于萨维尼这种为学术可以牺牲一切的执著精神，使他掌握了当时西欧最为丰富的关于罗马法的原始文献，从而在以后写出了6卷本的《中世纪罗马法史》（1815—1831）和8卷本的《现代罗马法体系》（1840—1849）等巨著。他在这些著作中提供的资料，直至今日仍然是非常珍贵的。

穗积陈重 1926年，71岁的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院长穗积陈重（1855年出生）去世。穗积陈重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赴英德的第一代法科留学生，回国以后，担任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部长。他全程参加了1898年《日本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日本积极传播西方的资产阶级法学观，并在东京大学第一次开设了“法理学”课程，创造了汉语中“法理学”一词。1884年，穗积陈重发表了《世界五大法族说》，率先提出了比较法中“法系”的概念。晚年，他构思创作结构完整、体系宏伟的法学名著《法律进化论》，由两部六卷十二册构成。虽然最终他没有完成这一写作计划，但通过留下来的三册书稿，已经比较清楚地将穗积陈重关于法律进化的基本观点，传达给了学术界及广大读者。作为一名为学术奋斗终身的法学家，穗积陈重一直到去世都在写作。他的家属回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穗积陈重已经无法坐起来，只能在病床上放一张斜的书桌，他靠在枕头上，吃力地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撰写或修订他的著作。直至去世，笔始终握在他的手中。

丘汉平 丘汉平（1904—1990），是民国时期著述最为丰硕的法学家，也是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的中坚，长期担任东吴法学期刊《法学季刊》（后改名《法学杂志》）的主编，后担任了东吴大学的校长。为了写作《先秦法律思想》（光华书局1931年）和《历代刑法志》（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著作，丘汉平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查阅古籍，梳理文献，勤奋写作，加上他的其他学术研究（丘汉平在国际贸易、商事、票据、汇兑、银行、华侨、法理学、宪法学和劳动法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这种每天早上4点起床搞科研的习惯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坚持了30多年，真的是令学界后人叹服。无独有偶，在日本也有一位法学家与丘汉平一样，在近40年的时间内，每天早上4点起床，著书立说，他就是去年刚去世的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前校长，著名东洋法制史学者岛田正郎（1915—2009）。

从上述几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大体领略到，法学家的人格，就是一种对法律学术痴迷的状态，对法学研究一丝不苟的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对法和法学事业的尊敬、信仰乃至勤奋、刻苦、献身的精神，以及高风亮节、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法治追求。

正因为法学家的人格包含这样一种内涵，所以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世风、学风日益浮躁的今天，我们必须大力提倡法学家的人格，宣传法学家的优秀品质。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守法学家的人格传统，严谨治学、扎实研究，勤奋刻苦，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与抄袭、剽窃等种种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学术研究的纯净环境。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国家的发展需要和人民生活的疾苦，来开展我们的法学研究，以社会的难题、热点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使法律这门社会的“学问”真正为社会服务。

此外，在法学家的人格中，最重要的是对法治事业的信仰与追求，对法学研究的执著与痴迷，而这恰恰是现在所缺乏的，更应当在学界和年轻学子中间予以宣传和倡导。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