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君如晤

我上周返美的。正赶上大雪，在纽约机场旅馆捱了一宿，不过把苏力老师给的书稿看了——论致辞与政治修辞的，课上讲过吧。请教两个问题，你们年轻人什么看法：

他在院长任上的毕业迎新致辞极受学生欢迎，当得上北大一块品牌，据说正版之外，还有山寨版。你或者别的同学是觉得他说的道理（思想）好，还是语言生动有趣，抑或别的原因（个性、场合、态度）？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苏力是不是一个例外？

谢谢，节日快乐。

又，山寨版何处可阅？


［三天后］

绝了哈哈，原来院长的“自主知识产权”还未撰写（并依法享有国际保护），山寨版即已上网，四处流传了。而且标题也蛮“感动中国”，是不是？也缠绕些欧化句式，有“力叔”味儿。再过四十年，白头校友回忆“一塌糊涂”（一塔湖图）的学习生活，接受记者或校史专家采访，这段佳话肯定有数不清的版本。

S君帮忙，拿我的问题找同学（校内外皆有）做了个小调查，回复都很率直，有见地：

——既不唱高调说空话，也不惺惺作态讨好学生，总之，苏力老师了解我们的生活，贴近我们的感情。

——很“个”的人，有些执拗。但他的话让我觉得新，可以信，美倒是其次的。

——我对老师了解不多，致辞具体讲了什么道理，记不清了。印象中他很会煽情，有点儿女性化，但不做作。配上他们说的“一张铮铮铁骨的脸”，非常独特。（女生语）

——好些话称得上“美”，甚至过于“柔软”，比如“细雨淋湿了未名湖”，但那只是作为通向某种真实的铺垫，某种未经雕琢和掩饰的“信”。这么看，应该说是“信言不美”的例外吧。

——国人的公共生活一直摆脱不了“假大空”话语，老百姓“审丑疲劳”久矣。苏力老师拒绝官样文章，不落俗套，就具备了打动人的力量。其原理可能近于那个口语词“不折腾”。当然，他有不少出色的修辞和精巧的表达，加上真诚，在教育官员中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

——回想起来，自己真正被打动，不是在毕业典礼上，而是后来读文字稿的时候。他口才在法学院来说不是最好，要念稿，还带点口音。相比之下，文字更能表现他的激情，“有嚼头”。不过在社会上走红，或许得益于“北大”、“院长”一类的标签效应？

——他有几句“信言”太鲠直了，像“这里是北大法学院”，那种近乎赤裸裸的精英意识的流露，得罪人也不奇怪啊。

——像网友说的，是发自肺腑的祝福，贴心。

——前些年有个外系老师，在课堂上说学生不用功，成天听刘德华。学生暴笑。因为刘是“大叔级”歌星，现在谁还迷他呀？苏力老师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举过孙燕姿、蔡依林、周杰伦、张柏芝、阿娇等人的八卦新闻做例子，大家好惊讶：一位“五零后”大教授，一向拒绝当“公共知识分子”，对“八零后”“九零后”热衷的时尚，居然那么熟悉！

——老师的致辞之所以受欢迎，我觉得除了文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对商业/小资文化略微妥协，例如对青春的伤感抱认可和同情态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同时，他也温和地批评一些现象，在致辞中强调年轻一代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小气跟大气这样结合，就抓住了同学们的心。我猜想，致辞本身在知识和学术上的作用，或许是有限的。但如果把这些文本和演讲看作大学里实践群众路线的一种尝试，他会不会觉得颇为得意呢？这也是我自己常感困惑的问题：学术与政治，可分吗？

——魅力在他的个性，而不是思想或语言。


S君

非常感谢，这么快就做好了调查。

读你们毕业典礼的描述，我就想到四十年前去了——我初中遭遇文革，本科和研究生提前毕业，都缺了典礼——七一年告别甘蔗地，上哀牢山寨当老师那会儿，小学校也举行毕业典礼，请公社书记、赤脚医生、抗美援越的解放军战士给各族同学讲话。但那讲话不是现在的致辞。讲话，严格来说，属于政治学习。书记领着群众用磕磕巴巴的pyulniul ddoq（汉话）念几段语录，或者听英雄连长摆“斗私批修”击落B-52的光辉事迹，是改造思想，不是对（抽象平等的）公众致辞。程序上，那年头开大会，讲话只是整个仪式的引子，重头戏在之后的会餐。所以书记掏出笔记本，传达“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学生胸前兜里插着的却不是自来水笔，而是竹筷，书包里装的除了课本，还有饭盒。受饥寒的孩子，享用不了“耳食”。那典礼真正的主持人，正在厨房忙乎，指挥高年级阿妹担水淘米洗菜。那天一早，才起床，就听见猪圈里嗷嗷叫。此刻，布置成会场的茅草房教室已飘进了肉香，大伙儿偷眼瞅着门外：去供销社背酒坛子的阿哥，快回来啦！

山寨上那头两班的学生，年龄与我相仿。如今，他们好几个已是领导岗位上的民族干部，“仓廪实而知礼节”，致辞的公务怕也不少呢。

学祺，冬安。


B君

你这个段子有趣，央视小品似的。我改两个字：苏力先生的课人气旺，学生得占座儿。第一天，快上课了，撒贝宁同学见教室第一排还坐着个头发花白、工友模样的人，正想上前“今日说法”：师傅，暖气修好了，您放心走吧！不料铃声一响，那人起身向大家道：我叫朱苏力，这学期的法理课由我来上。接着，便滔滔不绝，跟亚里士多德、波斯纳、《赵氏孤儿》挨个儿对起话来。

我们念书那时，小品演的是季老。新生报到，以为他是东语系看门的师傅，让他照看一下行李，老先生就老老实实在那儿守了半天。

的确，大学致辞不易。根本原因，是高教体制官僚化，沾染了腐败风气。于是大学日益成为舆论质疑、揭露、调侃的对象，陷于公关困境。这是老百姓参与政治和社会监督，或民主化潮流所致。但大学既已蜕变作官场的一角，势必“党八股”泛滥，“面目可憎”，如毛主席从前批评的。当然，学生不会买账；尤其北大是现代中国学生运动的一只摇篮，有“五四”精神，有独立思考张扬个性的传统。校长院长们致辞如何拿捏分寸，既不出格又要得体，完成公关任务？只能像苏力说的，“责任高于热爱”，“尽管你不喜欢，还要干好”。

其实，现在校园里需要练习政治修辞的，不仅是头衔带“长”的，老师上课或做个学术讲座，也差不多在办“百家讲坛”。踏上讲台第一个感觉，进了录音笔和手机电脑乃至摄像头的包围圈。接下来的一切，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会记录在案，随时上网发布——跟坐在电视台演播室里没什么两样，只缺化妆师涂涂抹抹了。曾经考虑，是否允许录音录像，因为从知识产权、肖像权或隐私权的角度看，数码技术的进步，已使法律保护与制裁形同虚设。但观察下来，似乎好些人读书已经离不开录音笔；再有就是受同学委托录音，不仅可归于（民法上）“善意”的复制和使用，更是充满了求知欲的“敬意”。所以就“师随生便”了，只是要求别放网上去。主要原因倒也不是著作权，而是讲课内容（史料案例、前人论说除外）往往是思考中的前沿理论问题，课上讨论辩驳，可以“教学相长”；公之于众，则多有未成熟处，文字亦不准确，容易引起误会。将来厘清头绪，成文发表，才算对读者负责。

同样，学生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益也是一个难题。倘若教室成了演播室，同学发言或表现被一一记录，未经本人许可传到网上，那课堂讨论便很受影响了。提问回答都得当心，例如避开一些敏感话题，或者任何可能得罪人的说法。因而最稳当的策略是随大流，开两句轻松调皮但“政治正确”的玩笑，人人学做节目主持人。长此以往，我们的上课和讲座，会越来越像肤浅的表演，像娱乐片。严肃的问学，自由的思想交锋，只好去课下另寻机会了。


S君

多谢祝福。

“山寨”这词儿好，出处查着了，谢谢。后发资本主义全倚仗它，不是拖后腿，是竞争优势呐。咱们大学里许多做法不也是山寨？原版叫“国际一流”，读作“美国”。有趣的是，支撑起这庞大的山寨教育产业的，却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不啻“美”中合璧，举世无双。

山寨版“美国式”的教学评估与科研体制，并非一无是处。人总得有点压力和竞争，才出得了活；大学老师亦不例外。但有一关键的程序忘了山寨，那就是所谓“核心期刊”。核心期刊本是图书馆为方便管理分配预算，搞的一种目录分类。现在拿来衡量学术，当硬指标，就荒唐了。一些院校甚至要求在读博士生，必须在本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若干。核心期刊，比如法学，一共只十来份，据说还分为几档，比照刊物主办方的行政级别。结果迫使不少研究生同青年教师给编辑送钱，买版面求生存，俗称“逼良为娼”。大势如此，我有些好奇，迟迟不见山寨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或《法学研究》，什么道理？如今可是山寨经济，且不说手机手表方便面的GDP贡献，便是奥运圣火、“百家讲坛”、《还珠格格》跟春节晚会，也都有“雷人”无数的山寨版（参见百度百科“山寨”条）。全国这么多大学、科研单位需要山寨学刊，呵呵，那是多大的市场！

也许指日可待了，若满足两项条件。其一问题不大：提交审阅的论文，到了委员会那里，按照惯例（包括录用新人评定职称），没人会费心细读。换言之，山寨版抽印本只消封面、目录、标题、摘要等做得像样一点，便能过关，绝对不比假药假酒的装潢或防伪标志的仿造难度更高。其二，是美国开始的潮流，理工科、医科乃至社科期刊，很多已经取消纸版，只出网络版。国内学刊迟早得跟风。学刊一旦网络化，山寨的成本就更低了；通过自由竞争，在市场上取代正版核心期刊，成为中国学界绝大多数论文，包括“国际一流”论文的首发渠道，也不是不可能。等到那一天，大学请谁来致辞，庆祝学术的一场小胜？

兔年大吉，万事如意。


二位如面

说得好，我的理论你们别全信。

政治修辞最可见出一个人的素养，诚如苏力所言。昨日积雪封路，在家整理收到的书报。《读书》去年十月号载周有光老人访谈，挺有意思。记者说，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发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原因何在？周老答：这问题早在唐代，韩愈已答复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因为人不懂马，不在乎伯乐的事业啊——“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周老还说，“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不对。教学科研哪儿不要高效的行政服务？应该去的是官僚化体制。为此，他曾致信教育部长，提两点建议：从大学做起，学术自由；取消小学生的“无效劳动”（繁重功课）。“不过我的朋友说，教育部长做不到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中国的教育错误不是教育部的事情”（页23-24）。你们看，一针见血挑明问题的实质，又十分温婉；借古人名文和朋友忠告，以百五老人的崇高声望，点到为止，反而比长篇大论更能服人。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话本身是否属于美言（妙用修辞，对称悦耳等），而未免落入“美言不信”的悖论？我想，可归于经验性常识罢，或反常识的常识。因常人的愿望和习惯，是信美言，美信言的。然而，漂亮话太多，口若悬河，不一定令人信服。春秋末，邓析（前545～501）编竹刑，善讼辩，今人比作中国律师的鼻祖。古人却说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显然，修辞论辩之术的盛行，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同理，普通法实行对抗式诉讼和陪审团制度，法庭辩论极讲究技巧，故而英美人贬损律师的笑话也特多，正是对美言有戒备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发达的文学传统里，“信言”朴素可以是修辞风格高度成熟的标记，例如《圣经》的许多篇章。圣奥古斯丁（354～430）尝言：经文“不是骄傲者所能体味，也不是孩子们所能领会的，入门时觉得隘陋，越朝前越觉得高深，而且四面垂着奥妙的帷幕??当时我以为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真是瞠乎其后。我的傲气藐视《圣经》的质朴，我的目光看不透它的深文奥义”（《忏悔录》卷三章五，周士良译本）。这段话颇有西塞罗的遗风——圣人读的是拉丁语《圣经》，故可与古罗马修辞家作此对比——有时候，认识“质朴”，表达崇信，恰恰要求助美言。

如此，若想超越“信言不美”，成为经验性常识的“例外”，首先取决于读者/听众对作品风格的认同。法国十八世纪博物学家布封伯爵说，“风格即人”（le style, c’est l’homme meme），意为修辞技巧必与作者的人格统一，前者乃后者之体现。放在大学致辞的语境，便是体现先前同学回复赞赏了的，那又美又可信的品质：真诚。“真”是学术追求，“诚”则是伦理实践。那些八股教条、官腔、口号，原本也多属美言，信众广大；抽象地说，甚而今天仍是真理。只是未能化作实践，变得虚假、油滑、哗众取宠而烦人了。苏力的致辞，实际是在一个普遍堕落的社会关系场域即大学里，展示了一种截然不同（但也不直接对抗）的职业伦理与理想人格。他的“贴心”抒情的“政治修辞”，只是那伦理人格的风格化的呈现。而那风格，无非是他对莘莘学子，对北大，对中国法律教育同法学的热爱、忠诚、不计回报的奉献的自然流露。 同样的语句，如“你听见阳光的碰撞”，“渴望多汁的人生”，“你柔软地想起这个校园”，“让我的失败为这个民族的成功奠基”等等，假使放在别人口中，恐怕就会变味，一点也不美，不可信了。


苏力

谢谢问候。

抱歉文章拖到现在。大作读毕，感想良多。前两天同学生交流，收集了一些声音，也有故事。慢慢串起来，讨论几个问题。附上，一哂，请提意见。

此间雪暴不断，路边的雪墙比人还高。今日初霁，长空澄碧，如上帝脚下新铺一条蓝宝石大道（《出埃及记》24:10）。

新春愉快，阖府安康。


二零一一年春节于铁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