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M·费斯(Owen· M·Fiss)，耶鲁法学院讲座教授，研究领域为司法程序、平等、分配正义以及比较宪法研究等，代表作有《现代国家不平静的开端》(Troubled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State), 《分裂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Divided), 《言论自由的反讽》(The Irony of Free Speech)（该书已由刘擎、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等。本文载于Power and Policy in Quest of Law: Essays in Honor of Eugene Victor Rostow, Edited by Myres S. MCdougal and W. Michael Reisma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5。译者许书咏，中山大学法学院法理学硕士研究生。
我和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1]之间的初次交流是以书信方式进行的。1965年春天，他来信回应我刚刚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一篇论文。[2]在这篇关于校园种族隔离的文章中，我抨击了对“事实上的种族隔离”（de facto）与“法律上的种族隔离”（de jure）进行区分的做法，并主张消除公立学校中的种族不平等是一项宪法义务。在罗斯托来信的第一部分，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观点。罗斯托是率先抗议联邦最高法院的“日裔美国人被拘留案”（The Japanese Relocation Cases）判决的批评者之一[3]，他的作品也影响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4]但是，在信件的第二部分罗托斯对我提出了批评，这一批评，曾令我一度非常费解。
《公立学校中的种族不平等》一文写于1960年早期，那时我还是哈佛法学院的一名学生。其时民权运动与种族平等的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但当时主导哈佛学术氛围的却是赫伯特·威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5]在其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提出的“中立原则”（neutral principles），在这篇论文中他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布朗诉教育局案”的判决是错误的。[6]威克斯勒虽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但他所秉持的精神却渗透到哈佛校园的每个角落，他的观点与哈佛紧紧相嵌。威克斯勒的这篇论文首先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首次在哈佛法学院的著名的霍姆斯系列讲座上宣读；另外，与当时哈佛的头面学术人物亨利·哈特[7]的合作，也使威克斯勒为哈佛学子所熟知。通过查尔斯·布莱克（Charles Black）[8]与路易斯·波拉克[9]（Louis Pollak）的著述，耶鲁担负起为“布朗案”辩护的崇高职责，在当时学术界看来，耶鲁支持“布朗案”判决的这一做法是激进。[10]当然，人们只要读过布莱克与波拉克对威克斯勒的回应，无一不折服于他们的雄辩与逻辑，直到今天，我依然可以回想起第一次阅读他们文章时的感受，但是，在60年代早期，当我流连于兰德尔楼 [11]的排排书架、埋头研究文献时，最终还是认为，必须回到威克斯勒的文章，重新证明“布朗案”的判决是正确的——而之所以正确，恰恰是因为该案遵循了“中立原则”。所以，归根结底，《公立学校中的种族不平等》一文的基本观点就是要将看待“布朗案”的视界，从美国的南部放宽至全美国。
罗斯托来信的第二部分，批评的正是我关于威克斯勒的论述，但是，这种批评的论调有点怪异，起码对一个刚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说是如此：罗斯托指责我过于把威克斯勒的“中立原则”当回事儿了。当然，罗斯托写信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布莱克和波拉克的主张——正如我日后所了解到的，尤金的最爱，就是争论——而是要表达他那份显著的自豪感。他对我将哈佛置于一种决定争论范围的主导地位的做法尤其不满。虽然罗斯托谅解了我学术上的“不足”（从信件里的字里行间，似乎能看到他那熟悉的狡黠的眼神），但是这种谅解只是为了凸显他那对于耶鲁的无比自豪感，在这种自豪感面前，那份谅解越发显得苍白与无力。罗斯托写这封信给我的时候，刚好他担任耶鲁法学院院长的十年任期接近尾声。在这10年里，耶鲁法学院呈现出一种优秀的国家研究机构的风貌，在对我的批评里，罗斯托坚信耶鲁所具有的卓越品格，并且他为我没有看到这一品格而感到遗憾——不过，我只是当时没看到而已，日后执教耶鲁，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耶鲁的这种卓越品格。
一
在美国，也许法学教育是最成功的研究生教育（graduate education）。对于法学教育来说，其成功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它在国家研究生教育中（graduate departments of the nation）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一有利条件可以归功于以下几个外在因素：毕业生轻松就业，普遍应用的独特教学方法（一种“文献追踪搜集”（Paper Chase）的方法，而那种所谓的“苏格拉底教学方法”，在耶鲁几乎没有人使用），以及才华横溢的师资力量（可以肯定的是，在耶鲁，这种资源无比雄厚）。但是，在我看来，法学教育成功的关键——不仅仅是耶鲁，而是全美所有的法学院——或许在于教学内容。法律，是一种融合了学术性（the academic）与职业性(the professional)的奇妙艺术。因此，一方面法学教育的内容需要囊括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乃至经济学，从而获得一种学术上的洞察力，另一方面，研究生院里的法学教育还需要考虑到这么一些内容，那就是通过职业训练来解决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问题。
耶鲁法学院的研究主题是法律而不是政治哲学。尽管耶鲁坚持把法律视为一种学术性和职业性的复杂融合体，但耶鲁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一所如罗斯托所颂扬的学术型研究机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把耶鲁说成是一种学术型的法学院，并不代表着我们的毕业生今后的职业方向也是学术型的。虽然在美国有很大一部分的教授法律的老师都来自耶鲁，法学院自身也确实肩负着培养学生走向教学生涯的特殊责任，但是在耶鲁，一心想要成为老师的学生只是相当少的一部分。相反，我们的大多数学生都成了开业律师。对于这些选择律师职业的学生来说，在学术型的法学院所接受的教育并不是培训他们做教师，而是培养他们以一种既宽广又深刻的眼界来看待法律——这种眼界常常是靠学术型的法学教育训练出来的。
当然，把耶鲁定位为一种学术型的法学院，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考虑法学教育的职业需求。 可以想见，法学院学生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都将置身于法律赋予给他们的权力运作过程之中。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法律这一行有多种职业形式。作为一个出庭律师，为委托人特定的利益而辩护——小说《梅森探案集》里的律师佩里·梅森所可以说是这么一种律师行业的典型形象——只不过是法律人形形色色的职业类型中的一种。好比在耶鲁，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后的就业方向可谓是多种多样：在他们之中，有的将成为法官；有的将参与立法案的提议与起草；有的将成为政府律师，代表美国向联邦最高法院指控犯罪或者管理现代国家中庞大的公诉机关；有的将创设优秀的私营企业或者社会组织；有的将从事国际贸易并且维护世界的和平；有的将成为国家公务员，任职于行政机关乃至领导行政部门；有的则将成为“公益”律师。无论是奋斗于哪一个领域，法律人必须掌控隐藏在繁复琐碎的技术性细节中的权力杠杆，他/她必须具备反思既有法律体系所要的实现目标的能力，从而设计出能更好实现这些目标的法律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法律职业生涯中面对权力运作所需要的控制力和自我反省的意识，都与学术型的法学教育模式息息相关。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耶鲁坚定不移地将自己定位为一所学术型研究机构，并且课程设置也同样朝着这么一个方向进行。就以今年的课程设置为例吧，学生们要上的课包括：《悲剧的选择》（Tragic Choice）[12]，《联邦税收政策》（Federal Tax Policy），《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annah Arendt)，《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法律局限性》(The Limits of Law as an Instrument of Social Control)，《核军备控制》(Nuclear Arms Control)，《契约论》（Theories of Contract），《移民政策与国家目标》(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Purpose)，《国际社会中的公共秩序》（Public Order of the World Community），《公司机构中的替代性选择》（Alternatives in Enterprise Organization），《心理学与法学双重视角下的律师-委托人关系》(Psychoanalytic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n Attorney-Client Relations)，《有毒化学品》（Toxic Chemicals），以及《神话，法律与历史》（Myth, Law and History）。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非有意忽视法庭辩护的作用，只是想要强调，对于建构一种恰当的法学教育模式来说，培养学术性的眼界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同样认为，法庭辩护不仅仅是对一系列技术性规则的适用，也不仅仅是代表特定利益而进行的活动，它还有更深刻的内涵：首先，定义并且区分委托人利益，这对于辩护人来说，是一种必须具备的能力，尤其当他/她面对的客户是一个大型机构，比如大公司，工会，社会性或政治性团体（就像我们耶鲁毕业生在律师职业中常常遇到的情形），这种能力尤其重要，他/她首先必须确定到底是哪一方的利益才是这么一种组织或团体的真正利益，并且必须确定一种办法，来解决导致委托人之间产生分歧的各种利益冲突；其次，当律师援引有利于委托人（或者能够保护委托人）的法律规则或法律理论进行法庭辩护的时候，辩护若要奏效，就需要律师能够理解这种法律规则或者法律理论的目的，好比如在一个反垄断的案子里，如果律师不能充分地掌握经济学原理、《谢尔曼法》（Sherman Act）的历史以及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背景，那么，他/她根本不能很好地为其委托人进行辩护；第三，在法庭辩护这种活动过程中，律师是受到限制的，作为委托人利益的代言人，律师可以说什么、可以做什么，都是有限制的，这些限制有的来自刑法的规定、律师执业责任规则以及职业行为规则，有的甚至是基于个人的良心不安，而且如果真正理解了法律制度的目的，并且理解了制度框架内律师所发挥的作用，那么，这种理解也是一种对律师的限制。不过，这些限制因时而异，因境而异，只有接受了那种包括道德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神学的学术型法学教育后，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些限制的内涵与意义。
但这并不是说法庭辩护的训练是不必要的。相反，如果一味强调法学教育的学术性，那么，以开拓学生眼界为宗旨的这种教育模式，将会异化成一种固守于自己古怪的教学方式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思想的偏狭，这实在是非常讽刺。为了避免这一后果，耶鲁在一年级新生的第一学期就开设了程序法这门必修课程，该课程的开设，可以说是耶鲁重视法庭辩护这种职业训练最为显著的举措（也是我最为关注的举措）[13]。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掌握技术性的程序规则。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学生们在这门课程中都有机会草拟诉状、解决事实与证据的披露问题、写裁判要旨以及围绕案例进行辩论。不过，对于耶鲁来说，尽管辩护技巧的训练或许是必要的，但这种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无论如何它都不能成为新生第一学期程序法必修课程的重心。“法律工匠技艺”（rulesmanship）的训练，对于程序法这么一门富有智识挑战性的课程来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相反，这门课程的内容应该是：指导学生们对不同诉讼制度中的规则进行比较，审视诉讼法实体性目标与程序性目标的关系，并且，针对美国自1930年来制定了数量众多的联邦程序规则的制度安排，以一种看似“异端学说”的观点（以耶鲁法学院引以为豪的前任教授与院长——查尔斯·克拉克[14]的观点为例），来审视这种制度安排是否具备合理性乃至合宪性。法律体系根植于专业性规则（professional rules）的错综复杂的细节之中，掌握这些细节对于任何关于法律的一般性研究（general inquiry）都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型的法学院同样承认这一点，但是，同时它也坚持认为——用“希望”或许更为恰当，对法律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theoretical inquiries）才是法学教育的核心，特殊的职业训练服务于一般性的法学研究。
二
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所研究型学院的学术质量取决于它所拥有的师资力量的深度与广度，因为正是这么一股力量，决定着学院的课程设置与教学风格，影响着学术成果的质量、图书馆的学术品味以及那些慕名而来的学生的类型。因此，师资力量决定了高校的学术水平。尤金·罗斯托深谙此道，他以言辞和行动证明教师聘任是院长的最高职责之所在。在罗斯托担任院长的期间里，耶鲁法学院的师资力量整整增加了三分之一，并且，在1950年晚期，罗斯托招募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法学家，被誉为“罗斯托的十二罗汉”（Rostow’s Dozen）。他们以耶鲁法学院的传统为基石，创造了多个属于耶鲁的“黄金时代”（正如格兰特·吉尔莫（Grant Gilmore）[15]所指出的，当一个“黄金时代”刚刚逝去，耶鲁又即将迎来另一个“黄金时代”，它永不止步——而哈佛则永远止步不前）。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创造者以及他们的后继者，造就了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耶鲁精神与风貌。
但是，耶鲁的成功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耶鲁具有的品质与某些人物划等号。诚如上文提到的那些创造者，他们只是在任意的某一时刻或者某一时段，塑造了耶鲁独特的品质，相较于耶鲁固有的历史传统，他们的功劳具有偶然性。事实上，法学院本身也影响着人们的性格与品质。对于美国的任何一所优秀的法学院来说，好比在耶鲁，雄厚的师资力量无不是由那些意志坚强而又独立自主的人们组成的（当然，这只能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说法），但是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耶鲁本身的影响力，每一名教师的研究议程、课程设置、研究方法甚至是思想，以至于从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渗透着耶鲁这所优秀法学院所固有的品质。
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感受到这种法学院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首先，这种影响力就体现在法学院所传达的学术理念中。比如，耶鲁对学术的追求，就极大地影响着它的人事政策（staffing policy），决定着耶鲁的教师聘用人选。在耶鲁法学院有很大一部分教师是非法学出身，他们中有人学经济学，有人学哲学，有人学历史学，甚至还有人学精神分析学乃至社会学——但需要提醒的是，没有接受上述专业领域的训练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能力是受到限制的，我们同样能够成为这些领域的专家（那么，我们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家了）。同时，耶鲁对学术的追求也影响着其师资力量的规模。在美国，耶鲁有着为其他法学院所望尘莫及的最适宜的师生比例。[16]这是因为在学术型的法学院里，教学内容必然包括论文写作与专题研讨，那么，就只能通过开设大量的小班研讨（seminar program）来进行这样的教学活动。另外，耶鲁的学术理念以一种精巧且复杂的方式影响着教师队伍的学术抱负与教学热情。在耶鲁，人人都知道，耶鲁并不指望他/她成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法律人，即狭隘的法律工匠，而是期待他/她成为那种思索法律之道，探求技艺理性和认识理性之间的奇妙融合──尽管要实现二者的完美融合让人难以企及──的法律人。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法学院的组织架构中感受到它本身具有的影响力，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所强调的那样，这种组织架构促使耶鲁处于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an organized anarchy）。[17]之所以说是“无政府状态”，是因为每个教师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她可以决定上课的内容、上课的方式甚至是上课的时间，只有在院长或者其他人认为问题关系到国家大事层面如教师职称评定，教师才会放弃这种自由。对于大多数法学院来说，教师之所以享有自由并受到尊重，是出于对创造性成果中体现的个人主义因素的认可，所以，这种自由往往与学术成就紧密相连，但是在耶鲁，教师所享有的自由不仅仅是个人主义的，它延伸至课堂教学：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课堂教学，与学术成就一样，也需要我们的创造力，甚至比学术成就更重要；我们坚信，课堂教学与学术成就在本质是统一的。学术成就来源于课堂教学，最终也要回归课堂教学。
当然，这种自由的实现需要付出代价。比如，一到星期五下午，就没课上了。在去年秋季的所有课程中，针对司法审查，就开设了5个研讨班（有的课程名称直接是“司法审查”，有的虽冠上“宪法理论”、“奴隶制，宪法与联邦最高法院”等“耶鲁味”极浓的课程名称，实际上名称背后隐藏的仍然是司法审查这一主题）。并且，对于这些课程的教授，没有提供专利权的保护。此外，面对如此自由设置的课程，学生无法规划学习计划，来实现知识的逐步积累，也无法通过循序渐进的系列课程，来逐步掌握某一特定问题。
不过，对于耶鲁来说，课程内容的重叠只是一个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问题。教学经验来自于师生之间能否展开交流，交流的内容和质量取决于双方如何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实际上，即使是每个老师都开设了“司法审查”这门课程，甚至使用了相同的材料与案例，但我敢保证，绝对不会出现课程内容重叠的现象。不过，如果出现了教学内容上的空缺，那就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尤其当这种空缺与某个学科的知识相关（比如统计学）而不仅仅局限在法学领域，问题更是如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放眼未来，设想25年后，当我们的学生成为成功的法律人并且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时，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技能与知识，通过设想这种职业需求，来弥补教学空缺。不过，对于那些非开不可的课程，耶鲁就偏偏没开。空缺的课程还将继续存在。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空缺的课程。
对于一种“无政府主义”来说，如果单纯地为了弥补课程空缺，从而抛弃组织架构赋予我们的课程设置的自由，以至于容忍院长甚至是某些委员会来指定教师必须上某一特定的课程，那么，这是非常不明智的。这种制度安排的施行，首先需要全体教师针对如何才算是课程空缺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但这个前提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每个人对于全部的课程安排到底少了哪一个环节这个问题，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见解。此外，为了填补这种课程空缺，学院就会招募一批新的教师来教授这些空缺的课程，但有可能这些新老师心里并不愿教授这些课程（并且是不够资格的），只是为了能在耶鲁工作而服从学院的安排，那么，这种安排将会使人们忽视一种“富有成效的教学”的关键所在，那就是学生、教师、教学内容之间具有的微妙而又脆弱的互动关系。教师首先要对他/她教授的内容充满热爱之情，才能唤起学生的学习动力，才能激发起学生的好奇之心。因此，对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课程空缺的解决办法，并不能从放弃自由而服从学院领导权威的路径上寻找，只能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修正：一方面，每个教师都应该确认一种责任意识，一种对学生负责的意识；另一方面，学院应该保持师资力量的雄厚与多元，并且，学院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多元并不能清晰地予以界定，否则将会产生像我们上面提到的对特定课程空缺进行具体设定的问题，这无疑剥夺了师资力量不断变大变强的空间，那么，也就无法涵盖所有应该予以教授的专业领域。
课程空缺的根源不在学院管理上的无政府主义，而在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与知识不可穷尽性。至于系列课程的安排，教师享有的决定上课内容和上课方式的自由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罗斯托担任法学院院长期间，为了实现对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艺的培养目标，耶鲁推行了一种“分部计划”（Divisional Program），依据不同的专业研究领域，来设立不同的小型研究部门，并将师资力量重新编排进各个部门，该部门围绕其研究领域来开设系列课程。[18]但是，即使是这么一种最小结构的人事安排，同样极大地侵犯了教师所享有的自由，另外，时至今日，“分部计划”残留的形式是要求每个学生在毕业之前完成一定数量的论文写作，包括必须完成一篇在老师指导下、体现学生研究成果的论文，这实际上相当于一篇硕士毕业论文了。强调论文写作，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某一具体领域，这也是学院强制开设系列课程的初衷与目的，另一方面也肯认了存在于创造性过程中的个人主义，这种创造性过程构成了教学活动的核心。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耶鲁并不是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耶鲁，有些组织架构侧重的是教育事业所具有的公共性而不是个人性。不过，我这里所说的公共性，并非意指向注册主任汇报相关提议的职责，也并不意味着那偶尔召开的委员会会议，相反，这种公共性体现在将教师聚集在一起进行讨论的多种场合：比如早间咖啡，午餐，或者是需要学院予以更多支持的教师研讨会（faculty workshop）。在罗斯托任职期间，Non-Hohfeld Society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研讨会。在1970年中期，这种创办研讨会的热情冷却了不少，不过我们还是创建了法律理论研讨会，并一直维系到今天，为其他法学院所效仿。在最近一两年间，耶鲁又掀起新一轮创建研讨会的风潮：其中有关于民事责任的研讨会，还有专门的教师著作报告会。此外，我们还计划创设一本专由教师编辑的期刊，刊载的文章主要是探讨法律问题中的经济学与组织管理学原理（不过，我们仍然在为期刊名称而争吵不休）。
但是，教师之间认真且深入的智识探讨是难以持久的。我们都十分忙碌，而且由于为我们称道的学术个人主义，我们都有各自的不同研究方向，因此不管是就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而言，彼此都存在着差异。有时唯一的共同话题便是每天的报纸。从表面上看，一个学术机制，如法学理论研讨会的作用便是为来自全国的学者们提供一个论坛。在这论坛上，学者们可以向其他人展示他们研究的进展，以期望能够获得改进和提升。但实际上，这种机制的真正功能并没有如此高尚——它的作用只是为了促进我们彼此之间的讨论。我并不是指隔周一次的周四的两个小时能够完成这种功能，尽管这两个小时是这个研讨会形式上开会的时间——我们所邀请的学者通常不可能有机会插进其意见——我是指在研讨会前后的日子，法学院内以论文形式展开的论辩，这种论辩是不可避免的。论文的好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文本，它对于引起和统领教师之间认真深入的探讨是必要的——它作为《纽约时报》，甚至电影院中的重磅电影的替代物而成为老师间的共同话题是受欢迎的。
关于思想的对话能够减少学术生活所固有的孤寂感。我必须承认，这种对话是有趣的。同时，这种对话也是一种持续教育和学习的形式，一种知识更新和增长的源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被迫重新检视自身理论前提的合理性；了解其他领域中研究的新进展，甚至我们所在领域的发展新貌；以及抵抗学术研究中的固有的狭隘和呆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其本科教育和职业训练早在20甚或30年前便已结束，因此便时刻面临着“过时”的危险。甚至我们还觉得这还不够，还要时常企图限缩自己的视野，以期在这日益复杂的世界中获得一定程度的专长。因此，如果我们要正确对待自身以及自身所在的领域，就必须要拓宽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关键能力，这是一条铁律。
对于以上问题的解决而言，阅读无疑是有用的。而年轻学子不断涌入我们的课堂，也是有用的。我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还参加了学校其他专业的课程的学习。但是，对我而言，知识更新和增长的关键性要素在于：讨论，这些讨论或是在研讨会上，或是在午餐之中，或是在斯德林法学院大楼中幽暗走廊里。作为教育者自我教化的一种形式，这些讨论是必须的：它们体现了耶鲁法学院学术的风范，即使是那些时常自称是权威的学者，也被法学院课堂上所表现出来的直观和活力所打动。借用尤金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教师之间所展开的严肃学术探讨强化了教育过程的“民主特质”。它们将为整个法学院实现向“充满活力的全国性研讨会”(vital national seminar) 的转变提供了可能。[19]
三
圣·奥古斯丁曾说，一个皈依者对于宗教的热忱，总是比一个出生后便接受了该宗教的人的热忱要强烈。尤金·罗斯托，作为学生，教授和院长，在耶鲁法学院度过了他的一生。而我在哈佛毕业后，先进入芝加哥大学，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加入了耶鲁大学法学院。我们在事业上的这些不同，意味着我所谈及的耶鲁只不过是尤金在这所学校工作中的一个小片段。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尤金将其注意力从法学院教务完全转移到其他领域中的政治事务中了，这意味着没有罗斯托的教导，关于耶鲁所理解的法学教育的内涵，必须要靠我自己去发掘。同时，这也意味着，假如圣·奥古斯丁的话值得相信，那么我对于耶鲁的热忱以及虔诚，甚至要超越尤金（就像这是可能似的）。虽然我知道这种热忱既可使我受到激励，也可使我变得盲目，但是，我还是得说，它终于让我明白尤金的在其信件中批判的字眼是多么容易理解。
[1] 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著名法学家与政治家，1955年至1965年任职耶鲁法学院院长，1966年至1969年担任约翰逊政府的副国务卿。罗斯托教授最著名的论著当属《日裔美国人案件：一个灾难》(The Japanese American Cases—A Disaster)，该文对联邦最高法院就在二战期间美国强制重新安置、拘留日裔美国人系列案件所作的判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译者注
[2] Racial Imbalance in the Public School: The Constitutional Concepts, 78 Harv. L. Rev.564 (1965). 若想进一步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参见14 current contents 20 (1982).
[3] Hirabayashi v. United States, 320 U.S.81(1943); 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323 U.S.214(1944)
[4] Rostow, The Japanese American Cases—A Disaster, 54 Yale L.J.489 (1945).
[5] 赫伯特·威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哥伦比亚大学斯通宪法学教授。在《走向宪法的中立原则》(Toward Neut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一中，威克斯勒主张宪法案件的审理必须基于中立原则，应当将判决结果建立在超越具体政治的推理和分析的基础之上。该文中译本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张千帆译，2004年第1期。——译者注
[6] Wechsler, Toward Neut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73 Hav. L. Rev.1 (1959).
[7] 亨利·哈特(Henry Hart)，是被美国法学评论印证次数最多的法学家之一。他与威克斯勒一起编纂了美国法学院案例系列教材之《哈特与威克斯勒论联邦法院与联邦制》(Hart and Wechsler's the Federal Courts and the Federal System, Foundation Press,2003.)。——译者注
[8] Black, The Lawfulness of the Segregation Decisions, 69 Yale L. J. 421 (1960).
[9] Pollak,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Judicial Integrity: A Reply to Professor Wechsler, 108 U. pa. L. Rev. 1 (1959).Jan Deutsch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论文讨论，参见Deutsch, Neutrality, Legitimacy and the Supreme Court: Some Intersections Between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 Stan. L. Rev. 169 (1968).
[10] 查尔斯·布莱克(Charles Black)：1956年至1986年执教于耶鲁大学，他在“布朗诉教育局”联邦案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路易斯·波拉克(Louis Pollak)：1955年至1974年执教于耶鲁大学，并在1965年至1970年担任耶鲁法学院院长。——译者注
[11] Langdell Hall，哈佛法学院图书馆所在地。——译者注
[12] Tragic Choice是耶鲁法学院Guido Calabresi教授的一门经典王牌课程。——译者注
[13] 参见R. M. Cover & O. M. Fiss, The Structure of Procedure (1979).
[14] 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Edward Clark)：1929-1939年担任耶鲁法学院院长，经罗斯福总统提名，于1939-1963年，担任美国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院的法官。克拉克是研究法律规则的专家，对程序问题常常与其他法官持不同意见。
[15] 格兰特·吉尔莫(Grant Gilmore)：普通法领域的专家，美国《统一商法典》的主要起草者。其最负盛名的著作当属《契约的死亡》(the Death of Contract)。该书中译本已出版，曹士兵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1月。
[16] 耶鲁法学院是美国法学院中招生最少的一个，相比哈佛每年500人的JD规模，耶鲁只有150人左右，就研究生项目而言，耶鲁更少，每年的L.L.M只招收28人左右，哈佛是150人，纽约大学是500人，耶鲁因此特别宣传其1：7的师生比例。此外，耶鲁法学院的教育方式以小班研讨为主，即使是一年级新生第一学期的必修课（宪法、侵权法、合同法、程序法，所谓的first-term course），也是采取小班：学生分为几个小班，每个班大概15至20人，由一个教授来指导，进行阅读和讨论。——参见刘晗：《培养顶尖精英的耶鲁法律教育》，载《方圆律政》2009年9月号。
[17] Making Coffee and Other Duties of Citizenship, 91 Yale. L. J. 224 (1982).
[18] 参见Freilich, The Divisional Program at Yale: An Experiment for Legal Education in Depth, 21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443 (1969).
[19] Rostow, The Democratic Character of Judicial Review, 6 Harv. L. Rev. 193 (1952). 在本文中，尤金以他所理解的教育理念来定义并捍卫政治：“通过法庭来讨论问题和宣示一般原则是达成共同体共识的关键，这种共识是美国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联邦最高法院，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机构，而法官，其实就是‘国家研讨班’中的教师。”（p.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