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功德的《法学的坦白》一书(法律出版社出版)对法学界种种之怪现状，作了深刻反思。作为法学界的一员，宋功德袒露真言，直陈法学名利场的丑陋与溃烂。宋功德之所以敢于自我亮丑，自我批判，是因为他在良心上感到焦虑和不安。如果放弃质询和发问，在学术界的浑水里面，随波逐流，维护学术特权，分享学术利益，倒也不吃亏。

　　宋功德的坦白对于有些人来说，的确有些刺耳，因为学界的若干不正常现象，几乎是人人都心知肚明，只不过心照不宣而已。在学界的利己倾向和平庸趣味下，学者们争相以各自的方式，寻找赚钱和扬名的门路，用商品经济的运作方式经营着所谓的学术，与大款和高官们按照利益均沾的方式进行着等价交换，真理不过是一个旗号，学问不过是一个工具。法学是近年来比较热闹的学科之一，法律学人非常兴奋，非常忙碌。法学是一门世俗的学问，法律学人大都能够俗雅并举，将实用理性推到极致。本来，法律学人的使命不仅仅要充当人类财富与安全的规则现象的解释者，而且还要帮助人们确立法律信仰和法治理念，用“精英话语”来介入公众的价值选择。但是，不少法律学人本身就匮乏法律精神，纯粹是由于学术分工而经营法学，不得不通过投机取巧等来抄近路、走捷径。他们既要建构自己的理论，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又要防止在回答现实问题时，产生麻烦，所以，只能避重就轻，浅尝辄止。浮躁的法学成全了不少学力不逮的半拉子学者，他们越活跃，法学越浮浅，从而使法学“热闹而不繁荣”。

　　这些年，学界的安宁与清静一去不复返了。五花八门的声音搅乱了人们的心绪，也在无形中消解着人们的学术理想和追求。世人对学术腐败的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学术净土的迷恋和痴情。学界不仅是智慧的聚集，而且也是社会正义的源泉，独立人格的象征。学界的堕落是尤为难以容忍的。有学者曾作出这样的辩解，他说，比起官场的腐败来，学术界这点儿小动作算得了什么。这位学者的话暴露了学界的一个可怕的心态，即与贪官攀比腐败。这种想法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潜意识。殊不知，对腐败进行量的比较本来就是一件愚蠢的行为，况且，学术腐败瓦解了人们心中那座纯洁的学术宫殿，给公众带来了莫大的失望。连大学教授、博导都这么搞，这社会还有救么？

　　法律学人的任务是运用理性去解读法律规范，但是法律学人自身却缺乏规则的约束，各唱其调，路径旁出，众声喧哗。由于缺乏一个对话平台，众声喧哗，白费口舌，空耗脑汁。发言的混乱不但增加了学术成本，降低了效率，而且还造成法学的封闭和萎缩。“近亲繁殖”把法学搞得更象是一个各占一定份额的领地，肥水不流外人田，自足自乐，在利益的分割中维持一种貌合神离的秩序。这些“混在法学”的人自觉地用声名、金钱、地位来取代为法治而献身的信念，这造成了话语与心灵的悖谬。他们舍不得“法学”这副面具，尽管在这副面具下面，是一双急功近利的绿眼睛。法律学人耐不住寂寞，孤独是致命的，他们拼命地占有信息资源，抛售法学产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回报。利益的诱惑使得法律学人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的竞争关系，畸形的知识积累和过度的精神攫取，在带来丰厚的利润的同时，也造成了竭泽而渔。法学的收益被异化成了法律学人的私利，至于公众对法律资源的分享则是可以被忽略的事情。法律学人把成功定位于名利双收，他们将思考和声音明码标价，锱铢必较。他们的学术立场也呈现商品化趋势，在解释具体现象的时候，他们能够活用一切法律解释方法，左右逢源也好，牵强附会也罢，本土也行，移植也可，总之，为了利益最大化，他们不惜穷尽所有的学术加工技术。宋功德把那种“剪刀加糨糊”的学术制造称之为“用手生产”，这是一种变相的抄袭，也是对学术资源的巧取豪夺。宋功德坦然地说：“包括我在内的为数极多的法律学人恐怕都有过‘用手生产’的不良纪录。”这种恶性的造假训练使得学术腐败成为学人的行为习惯。

　　忙着赶场的法律学人是讲座、客串、办班的高手，他们善于应酬，喜欢表演，能够充分利用人际资源来占有诉讼市场份额，借助于法学包装术而获得财富和荣耀。他们精明地计算着成本和收益，巧妙地周旋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法学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法学市场，叫卖声不绝于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