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有两场争论旷日持久，一则围绕“民主还是独裁”，在国难当头之际讨论如何才能实现独立富强；二则讨论因上一问题引发的文化建设路向，究竟“全盘西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大批法学家在这些讨论中发出有力的声音，如张君劢（1887~1969）、燕树棠（1891~1984）、萧公权（1897~1981）、吴经熊（1899~1986）、张佛泉（1907~1993）等等，他们从法理角度梳理这些问题，依照自己在海外求学所得及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思考，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然而这些声音竟被历史湮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鲜有人知他们的存在与贡献。
有感于这样的图景，自2004年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主编“汉语法学文丛”，将这些被遗忘的民国法学家的著作重新编辑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版10余种。这些曾经声动一时、后来逐渐陌生的名字，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借用北岛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标题，他们是“归来的陌生人”。
丛书主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先生在《法学家的智慧》一书中，将中国自有现代法学系统以来的法学家划分为五代。第一代在清末变法改制时期登场，如梁启超、伍廷芳、王宠惠，而上文所述诸位则基本属于第二代法学家，许章润称为“真正纯粹法学意义上的中国学术传统”。
回溯中国社会20世纪的发展，上半叶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国共在各个领域开展路线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则将此前几十年来逐渐成形的政治、文化主流一一打破，一切另起炉灶，直到“文革”之后再“拨乱反正”，又一次回炉再造。
萧公权、吴经熊、张佛泉等人的命运恰与此过程相始终，在年轻有为时处于国家患难，在中年要出成果时遭遇政治变革，此后或到台湾或海外潜心教书，或留在大陆，至此沉寂。真正能将法学抱负致力于社会现实的时间，不过20年左右。少年成名，老无所用，这是这代法学家的写照。
上篇：“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追问
五代学人，薪火相传
《南风窗》：您自己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些民国著作的？
许章润：真正关注民国法政学思及其作品，是在80年代初期以还。特别是8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中西文化讨论，无异于是对60年前爆发的同题讨论的重温，再检讨之下，大家都似乎恍然“去古未远”，明白“中国问题”依旧，“同志仍需努力”，愈加激发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学人”追索既往的意识。
当其时，陆续接触到一些作品，比如，学校出售的台版法律书刊，将我们这些贫寒学子的腰包掏空，幸福而凄惶。朦胧间，知晓了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法学和法学家们挥洒其间，反帝反殖之外，立宪斗争、议会民主等等政制剧目亦曾上演。不过是昨日的事，但一层帷幔，就将心灵蒙蔽，非得钻天钻地才能看清真相，这便是20世纪上演的中国故事，可见历史确乎是人写的。晚近中国，当政治上的四分五裂造成国族不幸的时候，可能恰恰意味着自由思想获得了自己的空间。之所以近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成果多数诞生于江山一统之前，就在于政治分裂导致管制出现了空隙，思想之树因而得以栉风沐雨，在时代的激荡下茁生。因而，接续这个时代及其情思，揣摩其运思，反思其心思，光大其学思，既在承前，更在启后，舍我其谁。
因而，总括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前辈的了解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一是图书馆里读“旧书”。婆娑旧籍，仿佛就与往日打个照面，而心心相应，非时间和世间所能阻隔。二是港台来的一批书籍。80年代初，老八一中学旁边，现在的中关村科技园商务区，有一个八一书店专门卖盗版港台书，周边高校的青年声气相通，比肩光顾，心情犹如盗火。第三个渠道，对于文史哲学科的学子，也许这是一条重要的通道，而于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可能只有辅助性质，那就是亲炙前辈学人。
《南风窗》：能谈谈对前辈学人的印象吗？
许章润：法学界的先辈，所剩无几，故尔，后来人多不复见也。“不复见”似乎就等于没存在过。恢复高考后入学的77、78和79级学生，所谓的“新三届”，与当时“年富力强”的老师们并无多少共同语言，这是当年的一大怪事，而且，此后可能也未必见得有多少沟通。原因无他，盖因后者大多是50年代以后接受教育，60年代初期以还逐步毕业任教的。另一方面，青年学子与老人家们谈得来，有共同语言，他们是所谓“解放前过来的旧知识分子”，或者，“解放初期”出道的，一些人多少还有点旧日读书人的风范遗传。
当其时，他们多已六七十岁，倘若现在还在世，怕已90上下了。历经风霜，硕果仅存，老人们本身就是历史，一种不屈不挠的时代记忆，让后辈们藉由近身观瞻，而遥想当年。当时政法大学的老辈中，朱奇武、汪瑄先生均为所谓“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晚一辈的，自宁汉林先生而江平、余叔通诸先生，都还站在讲台上。爷孙辈之间的交流，经由代际互动，将晚辈的视野霎那间穿越时空，拓展到两代人以上。真真切切，至少就人文学科而言，老先生们可是大学的宝啊！
90年代后在国外，做讨饭营生稻粮谋之外，一个重要消遣就是到中文图书馆随手翻看汉籍，摸摸中文“老书”。比如，把《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的王宠惠先生的文集及其纪念文集，在大陆是看不到的。
《南风窗》：您在著述中曾将近代中国法律学人划分为五代，刚刚讲的“爷孙之间”是第四代与第五代吗？
许章润：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之后，70年代末期入学攻读法学院的这批人属于第五代。像蔡枢衡先生、王铁崖先生，在30年代中后期即已出道，可谓第三代。二者之间，还有一批人，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学成出道，介于新旧之间，比如江平先生，属于第四代。回想30年前，青年学生主要与第三、第四两代分享共同语言。第三代学人其实所剩不多，不少力挺十载春秋以上，为后来人展示风范。
在第四代与我们之间，还有“一批人”，即5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大学毕业的一代人，以齿德为序，固为尊长，但在学术意义上，则不成代。这批人现在大约70来岁上下，最好的时光荒废了，绝大多数也早已出局。
与断裂的历史重新接头
《南风窗》：您大概什么时候萌生了编辑“汉语法学文丛”的想法？
许章润：2004年出版了“丛书”的第一批作品，而开始运作则始于此前两年。当其时，百度更张，思潮澎湃。萌发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以及再度涌动国中的一些思潮，彼此抵牾，各擅其长，而尤以下述两种理论取向和思想阵营，颇具代表性。
首先，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以西方启蒙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武装自己，进而观照中国当下。其以对不明所以的西方社会作为理想的乌托邦样本，要求中国的一切在与国际接轨的名目下全面向西方文明靠拢，真诚而炽烈，却似乎失之于天真烂漫。比如，法学界同人提倡法官配饰假发，这便有点不明所以了。即便在刻下“西方”，衙门口子也是尽量能不戴假发就不戴，原因无他，这既不卫生，又是中世纪魅力统治下的装腔作势。而现代恰恰是所谓的除魅时代，取消它们才是正道。旁观者见贤思齐，花了眼，亦真亦幻，载清载浊。
与之相对，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力倡“王道政治”，甚至指认只有儒家教义才能救中国。这话同样真诚而炽烈，但同样似乎失之于天真烂漫。它没有对占据统治地位、滥觞于近代西北欧的现代普适性政体做出开放性回应，只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式的观点立论，说轻点，得谓一厢情愿，说重点，真所谓痴人说梦。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人，持取审慎中道的立场。他们对于中、西两方过日子的好处与难处，看来都有一些体验，也似乎均有所同情和体贴；他们对于古今之变，左看右看，好像颇能设身处地，而均有所顾应。不仅明白教条式的自由主义大哄大起无济于事，相反，却可能适得其反，而且，对于文化乡愁式的罗曼蒂克，亦多警怵。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理念和文化乡愁式的王道政治憧憬，均不过“中国问题”的因应之策，而“中国问题”千头万绪，至少以两个世纪为疗程，绝非一招一策所能打发，更非短期即可见效。
《南风窗》：这些当代的思潮怎么促使您关注七八十年前的民国法学家？
许章润：凡此种种思绪，并非始自今日，亦非只是30年间的大哄大起，实为百年思潮在新时代的轰隆回想而已。实际上，自晚清以还，历经“五四”荡涤和其后文化大讨论的洗礼，中国思想中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文化检讨愈见深入，也愈加激烈，最终演变为政治路线之争，乃至于兵戎相见。此情此景，借用黄仁宇先生“历史出现了僵局，只好用战争来打开缺口”这句话，不妨说，“理论逻辑纠结不清，遂用历史逻辑取而代之，一时间也好向现实做个交待”。其间，围绕着中西文明传承与个性的价值性分析，有关民主与法治、专制与独裁的历史性追究，打开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多维可能性窗口。其思其虑，虽时光暌违，而不失其光辉，重温包括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智慧在内的先贤虑思，看一看先辈们是如何在相近似的历史状况下做出自己的回应的，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自不待言。
其次，曾几何时，整个中国，600余所法学院，从教师到学生，有几个人知道中国曾经有位世界级法学家，宁波吴公德生（吴经熊，字德生——编者按）先生？大家竞相标榜阅读汉译世界名著，满嘴汉译世界名著的词汇，引经据典的不是盎格鲁就是德意志。不仅举为有学有识的标志，而且等同于普世性不言自明之真理。隔绝久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趋之若鹜，正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强劲有力的吐故纳新的自强不息精神，同时，又说明不明所以，一时间阵脚乱了，丧失了文化自觉，长期以往，总不是个事。其利在开拓视野，一下子让自己与占据主流地位的世界文化拉近了距离，同时，它遮蔽了中国问题，消泯了学人的中国问题意识，从而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可能会隔靴搔痒。凡此心态，我们固然不好说是洋奴心态，但至少表明放弃了对于自身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思想的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整理出版百多年来积攒下来最为优秀的汉语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著述，一定能打动万千学生的心，让学生在历史的维度里重新站在中国的视角思考中国问题，找寻问题的答案。
这一点已然有些效果了。几年前，我曾在课堂上做过测验，问学生，知道吴经熊的人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最近几年，零零星星有人举手了，甚至多半举手了。怎么知道的？还不就是看吴经熊的书。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它的新生代，对于自己民族的前辈居然不知道，而且并不是说古代，更非史前，仅仅是眼面前的，这说得过去吗？这种遮蔽不是因为大浪淘沙，而是一种人为遮蔽，它所造成的认识的片面、思想的狭隘、文化视野的单薄，已然对中国近代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造成了负面影响。
《南风窗》：回溯20世纪的思想，您发现这些民国法学思想是真的完全被遗忘、被遮蔽的吗？
许章润：其中可能有几个例外，比如蔡枢衡先生，他不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思想家，但也是那一代人里面较为杰出的一位。他的幸运在于他是一位刑法学专家，而且直到80年代还在世，所以侥幸为人们所知道。
其他的，如以思想性思考为主业的法学家，比如法哲学家吴经熊、政治哲学家张君劢，甚至较为书斋型的萧公权，因为在1949年后走了一条不同的人生轨迹，基本上在大陆学人尤其是年轻学人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人的复原，如果以点到面形成对一代人的复原，就意味着历史又重新接上了头。
各种思潮互相碰撞
《南风窗》：刚才提到的国内流行的几种思潮，您认为是怎么出现的？
许章润：凡此思潮，均为一种应激反应，不是平地起高楼式地突然萌发于今天，相反，百年中国思想史上，它们屡仆屡起，不绝如缕。“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其间的分野就已经出现。他们有共同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抱负，就是救国、建国，但是如何做，出现了思想理论上的路线之争。激进的全盘西化派很多实际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作为对于它们的应激反应，以梁漱溟为首，基于对于中国的情怀、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一腔惋惜（唐君毅语），起而捍卫中国文化，他们与全盘西化的自由派之间的论战丰富、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并且延续了这样一脉思想。可以说包括中国法律文明在内的中国文明，经历了百年的批判，有如凤凰涅槃般地经过了洗礼，所以今天的诸多思潮你很难说是完全来自哪个西方国家的，或者说中国古代哪一脉下来的，它已经经过100多年的碰撞、糅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在这个中间，还出现了一些调和性的思想，我们说的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包括张君劢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民盟为代表的国共之间的中间派，还有乡建运动、平民教育等一些小的运动。这些都是因应中国问题所做出的应激反应，都付出了一份劳动。所以中国的今天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以后7代以上的中国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洋务运动1860年开始到1895年的35年，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和开放改革。1905年左右开始到1911年的清末变法修律，是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波浪潮。1911年之后北洋政府很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开议会，至少延续到1927年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这20年来是第二次改革开放。有人说要到1937年，因为统一中国之后一方面固然加强一党专政、思想统制，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工商业迅速发展，整个国家蒸蒸日上。
《南风窗》：您讲现在的发展是7代人共同努力延续的结果，但这中间不是存在严重的中断吗？
许章润：严重的中断在于新文化运动之后，几脉关于解决中国问题路径的思想理论之争，演变为政治之争，又变为军事的决战。决战中胜利的一方，借助于军事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将其他几脉的思路完全屏蔽，乃至于从思想史记忆中间抹去了。所以30年间，我们注意到，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一脉，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发扬光大。好在思想史的记忆，就像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一样，像民俗习惯一样，可能中断于一时，甚至可能有长达千年的中断——就像中世纪文艺复兴对于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但是作为已有的历史是无法抹杀的。所以中断是可能的，但彻底的消灭是徒劳的。
宪政之争，不绝如缕
《南风窗》：20世纪上半叶关于“民主与独裁”、“训政与宪政”的争论激烈，这些讨论是否能产生实际的影响？
许章润：在三四十年代，法学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年民国政府，高层里不少都有留洋背景，学的就是法学。比如王宠惠、王世杰和吴经熊。徐道邻学富五车，位居小吏，而报国服务，拳拳之心亦然。当其时，民国政体是现代中国接引西洋政体后的产物，代表了清王朝覆亡后中国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最早尝试。其“民国”形式建立的现代国家的外貌，给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实体罩上了一个政治法律屋顶，不仅意味着政体之变，而且讲述着自朝代帝制向列国体制下的民族国家型制的转型，而这一转型，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在民国政体之中，一般常态下，国家治理、政府建构、法治建设，乃至于一般的地方治理，都会看到民国法律人的身影。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候，法学家是不管用的，一切什么学家都不管用，罗马法谚语所谓“战争让法律归于沉寂”，剩下的唯有浩叹而已。
《南风窗》：萧公权、张佛泉等人都主张“行宪不可一日缓”，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吗？
许章润：当时是有分歧的，比如钱端升等一些人，认为宪法是不急之务，梁漱溟他们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中国当时战火连天，最急迫的要求是全民动员。另一方面，也有比如萧公权、张佛泉等人，认为只有在走路当中才能学会走路，行宪不是等国民素质提高了、条件成熟了之后再说，当下行宪本身就是创造条件，而终究走向宪政之日。
我觉得这几条不管怎么分歧，都是基于对中国问题的不同判断，各自都有各自的用心。
今天回过头来看，有人说中国错过了几次实行宪政的机会，比方说民国初年失去了机会，抗战结束之后新制宪会议召开失去了机会。但既然历史走到那一步，纠结和矛盾无法解决，最后只能靠战争才能打开缺口，就说明当时恐怕的确条件不具备。从帝制一统到民主宪政，用黄仁宇的话说相当于“从走兽变成飞禽”，肯定不是一日两日可以一蹴而就的，的确需要经济转型作为基础，社会支持搭建框架，民意代表这种人才的成长作为交际手段。但是另外一方面，要看到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有没有一个行动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当年建国分三步走，军政、训政和宪政，具有长远眼光并且让人民看到希望的政治憧憬，这和一味强调当下不是立宪之机是不一样的，和一味强调宪政不适合中国也是不一样的。
《南风窗》：所以关于宪政的讨论是从法学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
许章润：宪政的讨论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可以说从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就开始了。1863年丁韪良把《万国公法》翻译为中文，至少那时宪政就已经成为中国高层知识分子谈论的话题。它成为第一波在中国最强悍的冲击力，是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以小搏大把俄国打败了，当时包括北京的报刊和满清朝廷议论、驻外大使发回来的电文，都在议论“日本胜在立宪，俄国败在未立宪”，吾国若想不败，赶快立宪。从满清贵族到知识分子，都掀起一股思想热潮。第二次热潮是在第一共和奠定初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得立宪走入制度层面。抗战开始之后，中国鼓噪立宪，抗战时在大后方曾开展了一场关于立宪的讨论。我看到过一份梁漱溟写的材料，当年在重庆，蒋介石把梁漱溟、王世杰一帮人请去，讨论是否要立宪。后来两人同车回去，王世杰很生气地说，照你看来中国一万年都不要立宪了？梁漱溟解释，我是说战争期间不要立宪。
中国有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宪法文件，第一次是在帝制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时候，一是清帝逊位诏书，二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前者是把道统和政统让给你，后者是说我接过来，所以当年这两个文件应该都是立宪文件。这是一个正当性、合法性的交接，而且是和平手段，和英国光荣革命是一回事。第二次是两次新政协，一是国民党抗战以后的新政协，共产党等都有代表参加。真正具有意义的我觉得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宪法之前的《共同纲领》，这是具有宪法性质的，而且那时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包括在内。
《南风窗》：为何近代行宪如此之难？
许章润：这是百年话题了，讲起来原因很多。比如说行宪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意味着社会中需有各自独立、又能和谐相处的利益集团，而中国当时恰恰缺乏这种利益集团。中国当时只有两种人，亿万小自耕农，及其上的少部分统治阶级。居于他们之间的只有为数很少的知识分子。还有，比如说，行宪之后作为新的政治游戏，讲的是对峙的格局，而不是和合格局，对峙格局的形成要有各自的利益集团作为支撑。西方从最早的城市自治、行业协会开端，同时有2000多年具有民主技艺的宗教传统，这些中国过去都没有，政治习惯的形成不是一时能解决的。
下篇：法学家不曾“退守”
《南风窗》：如今的法律学人似乎已逐渐退居到专业位置了，不像当年张君劢他们对国家建设慷慨激昂。
许章润：就思想焦点、学术兴味而言，旧日中国的法学家约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如吴经熊、张君劢、史良和钱端升等人，怀揣天下兴亡，关注国是大端，笔涉政法经纬。如何布局国家政治，怎样达致优良政体，总体性地谋划经济和社会，战略性地梳理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他们积劳积慧的重心所在。虽书生事业，而笔力千钧，现实政治所扮演的，不过是他们的笔下风云的行动版本。恰如梁漱溟先生所言，“救国”和“建国”，实为清末以还一切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念兹在兹的心头大事，虽流离不敢忘怀，虽颠沛不能稍懈。正是基此情怀，吴经熊情不能已，应邀下海，其所起草的一部宪法，一如张君劢先生的宪草，都是建国大纲式的，可谓清末变法更张以还汉语宪政学思之集大成者。就著名的“吴氏宪草”来看，萦萦于四种观念，糅合了四种思想。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如仁义礼智信，一并容纳入怀，形诸文字；二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举凡公平、正义、人人平等诸项，悉在其中；三是有关建设现代优良政体的基本价值，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现实主义政治设计；四是如何在既有条件下经由分权等项安排，对于民生层面的照应。事实上，兹编宪草以“民族”、“民权”和“民生”作为纲目，顺序排列，活脱脱一个建国大纲，充盈了文化情怀，满含对于普世性价值的开放性以及关于现实政治的理性考量，非为后世浅薄之辈轻侮之“天真”。
还有一种法学从业者，多为通常所说的部门法学家，如刑法学家、民法学家、诉讼法学家、财政金融法制的专家等等，关心的多为技术性问题，做具体规范的梳理、程序的厘辨、法言法语的解析一类的工作，同样为铺设现代法权秩序所不可或缺者也。
《南风窗》：怎么看待这两类法学家的关系？
许章润：今天国中同样存在着这两类法学家。以人数论，第二类法学家当然占据多数，否则，反倒不正常了。此话怎讲？因为，整体而言，法学属于规范主义的技术操作型知识体系，以具体的程序安排来落实法律的价值追求，将政治理念和对于应然之境的追求消隐于实践性的规则治理。因而，梳理规范、设计程序、看着实际效果、追求“将事情办成”乃至于“办好”，是法律之治的正业，也是实现规范目标的不二法门。否则，全体法律人耽溺法理玄思，忽视实际操作，则规则无腿，寸步难行，程序无着，歧路迷漫，这法制或者法治往哪里安放，自何处起步？因此，今日中国法学家们孜孜于具体的法律事业，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职业道义立场，也不曾失却法学家之为“法律的良心”的浩远担当。
实际上，晚近30年里，大而言之，无论是关于人世秩序的善治、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追索、如何使得经由法制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思考，还是人权和私产入宪、对于社会不公的持续性关注与抨击、有关分配正义的法律落实等等，小而言之，对于具体物权的现代法理定位、努力废止收容遣送恶制、协力草根维权等等，法学界和法学家们从来当仁不让，发声发力，积劳积慧。论规模论影响，其实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段。正是在此，法学家的专业理想和社会情怀获得了用武之地，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士志于道”的伟大理想精神。
就法学界而言，现在有一批30岁上下的学人，是正在成长中的第六代法学家，较诸老师辈们，其知识结构更为多元，其视野更为开阔，也更加关注政治哲学、法律哲学、道德哲学以及思想史的融会性创新。再给他们10年，必将集小成而臻大成。所谓时势造英雄，此时也，此势也。否则，倘若对此了无自觉，亦无自励，那么，非唯不幸，也是法学家的无能。
倘若法学家“失语”，是“不幸”的
《南风窗》：与民国法学家相比，当下绝大多数法学教授退守专业领域，有对公共问题失语的趋势，其原因何在？
许章润：如前所说，多数法学家是所谓的“部门法”学者，固守专业领域，是职业所系，蔚为天职，谈不上“退守”，本来就该在那儿。但是，同样毋庸讳言的是，较诸思想性研究，凡此“专业性”作业，似乎风险较小，使得部门法学家们不免为学科所窒碍，其问题意识与观察视角，其理论境界与价值定位，自然多所局限，因而，其作品，无论是学术性和思想性，均难以进入学术共同体话语。
《南风窗》：江平先生在《临江仙?悲歌》里写道：“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这句也可以用来描述法学家的境遇，为何法学家不曾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呢？
许章润：不说“退守”，也从来就不曾有过此种“退守”，而以反思法学家为何不曾发挥出应当发挥的社会影响、展现出预期中的思想力量来立论，那么，不外乎以下几条原因。
第一，最为浅显而切近的原因是，当今中国，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因此，应对此种情境，经济学所获得的自由空间远远大于社会学家，社会学家所获得的社会关注度远远大于法学家。相比而言，当今中国，法学家们以立法、法律和司法为研究对象，所涉尽皆现实问题，关联于政治。置此情形下，相较于法律和法学的言说可能性，法学家们所能获得的实际言说空间还不成比例。
第二，晚近以来，整个中国逐步从革命的时代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常规时代。置此情形下，经济学家以及冒充经济学家的各色“炒股人士”，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专家，如关注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毒品犯罪问题和非法强制拆迁问题的学者，将会获得更多关注，自在情理之中。即便如此，闪烁其间、不可忽视的一干身影，就是法学家和公益律师这样的法律从业者呢，说明法律人并不存在你所说的“退守”问题。可能，情形恰恰相反。
第三，当下“中国问题”议事日程中的第一要务，好像还是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法制是一个自足的自治领域，而法治就是政治，例随政治转型才能登堂入室。
第四，晚近30年，中国的各类法学院从10来所扩展到600多所。抛开规模和层次上的参差不齐、甚至极相悬殊不论，就内容而言，清一色的“法学院培训”套路其实大同小异。其课程设置固守“法律专业”，其实就是一点以部门法为主的条文解读和训育，外加一点程序主义的技巧性知识。凡此训育模式，使得法律从业者的知识储备、理论结构和思想言说的敏感性、感染力不足。置此情形下，无论是教师还是他们的养成品，面对纷纭世态，遭遇错综格局，只能有限恪守“职业”立场，难以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也缺乏面向全民进行大众阐释的技巧。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有本事的人学文史哲，然后学法律经济，现在不同了，学金融，学IT，什么赚钱学什么，真正到法学院就读的未必一定是最优秀的学生，生源质量自然会影响到未来从业者的竞争力。
《南风窗》：从这几个原因说，法学家影响力的下降似乎是正常趋势，那什么意义上算作“不幸”呢？
许章润：前面对此已然有所叙及，此处还要提示的是，当今中国面临着发展经济－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等重要任务。
“发展经济－社会”，含括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两个子项，而交缠一体，相辅相成，构成了社会文化转型的第一要义，而着力于改善基本生存手段，转变基本生活方式。而没有良好的法律体系作为支撑，谈何转型？
从这个层面来讲，倘若法学家“失语”，不仅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幸”的。
来源：《南风窗》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