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江平诗词选:《信是明年春自来》
□江平/口述
经过大概半年的调理和休养,我的腿伤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安装了假肢,这样就能够离开双拐行走了。接着“右派”的帽子也算摘掉了。摘掉“右派”帽子后,带来了短时间的欣喜。原以为摘掉帽子后,可以恢复原来的政治地位和待遇,没想到我只不过是从“右派分子”晋升为“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则永远没有再改正的机会,它会永远留在我的档案里,白纸黑字永远抹不掉了。
完全沉湎于诗词中
在“文革”的时候,我因为被划过“右派”,因而被隔离起来。但我被造反派政法公社关了半个月的牛棚之后,发现没有什么大问题,最后又被勒令回去。这算是我在“文革”期间碰到的最严重问题。
从这件事情以后,我更清楚了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从此,我将大好的时光都用在了刻苦读一些古文,尤其是读诗词上。我买了许多古代的“诗话”、“词话”,系统地阅读了历代著名的诗词,甚至把许多我认为的佳作、佳句都抄录在本子中。一时间我完全沉湎于诗词中。我在一首诗中,用“还将旧时殷勤意,诗书丛里觅快活”来表达这种感受。
我在《西江月·中秋即兴》一词中写道:别来人间欢热,换来仲秋清凉,骚客何以慰蟾光,三咏千古绝唱。一阙东坡下肚,几句太白入肠。秃笔破砚佐诗狂,缪神为我一降。这里用希腊神话中掌管音乐诗歌的女神缪斯来陪伴我的诗兴。
有时候,为了寻求新句,我真的到了难以成眠的地步。在《七律·骚兴》中我写道:诗魔魔我不得闲,竟日苦苦觅新篇。搜尽枯肠总有句,思破睡乡难成眠。风花雪月吟无味,陈词滥调嚼不甜。不做贾岛酸诗客,要学杜老语惊天。
我在《五律·梦李白》中表达了对自己命运的感慨:昨夜诗情来,梦中遇李白。长啸辞故土,悲歌登高台。江南无花木,塞北多尘埃。狂笑问天帝,何用生我才。
对于人生的遭遇,回想起来有时确实愤愤不平。在《临江仙·悲歌》中我充分发泄出了这种情绪: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2005年1月,我的诗词选《信是明年春自来》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诗集出版之际,我又凑得《忆秦娥》一首以志心怀:难割爱,黄斑旧纸吐磊快。吐磊快,时光已非,鸿爪犹在。人生未必尽华盖,坦途仍需多豪迈。多豪迈,岁月已老,诗情难再!
写诗词的特殊环境
选入我的诗词选中的作品,最早的写于1963年,最晚的写于1990年前后,但比较成熟的作品,都是1967年至1977年期间写就的。那时候写诗词,主要是为了抒发自己在当时特殊情境下的心情。在那之前,我并没有写过任何诗词,而且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或训练。能够在十多年时间中写出大量的诗词作品,我想主要还是当时特殊的环境造成的。
这个特殊环境到底特殊在哪儿?一方面,是因为有大量时间。那段时间很迷恋诗词,确实把很多心思都用在写诗词上了,当然也看很多诗词。即便后来到延庆后需要上课,但上课教的内容毕竟也就那么些东西,并不需要太花费时间去准备。所以,我就很有时间来读诗词、学诗词,也能够在这方面力求写出好一点的诗词。我在上面提到的“诗魔魔我不得闲”,就是这段时间写成的,比较传神地描绘了我当时的心理状态。
第二个原因就是心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到延庆中学这一段时间,不仅时间比较富裕,而且我的心情也处于一种悲愤的状态。人大多在悲愤的时候,能够写出比较悲愤的诗词吧,或是因被批斗,或是因不得志等这样一些逆境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写诗词的冲动。而最终通过这种写作,完成对自己的抚慰,多少实现了内心的一种平静。
写诗词以抒怀言志
我在1968年写的《七律·题陆游诗集》:乱世山川乱世空,乱世诗人出江东。梦中不忘轮台戍,死前犹吊沈园踪。无主红梅寂寂放,多情白发树树同。亘古男儿失颜色,平生最爱是放翁。
陆游是浙东绍兴人,我三次去绍兴,每次都必去沈园怀古。这位既爱国又多情的浙江诗人和我有些遭遇相同。
我在《朝中措》一词中说:少年随分西赴欧,得意桂花秋。而今折翼边外,梦和泪到家楼。昨日沧海,今朝池水,明日沟头。勉力尚且如此,此身此世何求。自以为一生勉力的我,换来的是从沧海到池水、到沟头,人生究竟应该如何呢?
我在《七律·再读红楼梦》中写道:五阅红楼字字吞,掩卷沉思谢曹君。漫道尽是前朝事,唏嘘感我后来人。不许牛鼻任牵锁,莫以蝇眼看升沉。蓬门若无食粥日,那得句句动人深。我用“不许牛鼻任牵锁,莫以蝇眼看升沉”喊出了心底里蕴藏多年的最强音。
1978年以后,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状态,几乎没有写过像样的诗词。这么多年来唯一有点意思的,可能就是1990年我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一职后写的一首《七律·六十抒怀》:残肢逆遇未曾摧,乌纱抛却田园归。宠辱应似花开落,忧国何分位尊卑。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峰壑梦中飞。长夜寒冬无声处,信有大地响惊雷。
可以说,这应该是我的人生经历中很少的一个阶段。现在即便给我再多的时间,我也写不出这种诗词来。这跟我的经历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