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法律化与法律全球化的表述，并非文字游戏，而是意有所别:前者意指不同社会走向某种法律之治，后者则意指某种法律之治走向不同社会;前者暗示社会治理模式演化的时间之矢;后者暗含某种法律扩散的空间之力。它们是历史的宿命还是虚假的必然?是法治地球村的昭示还是神话乌托邦的幻觉?是众生平等的未来福音还是弱肉强食的现实梦魇?凡此种种，见仁见智，论说纷纭。
一
全球化时代既非“自然状态”或“丛林时代”，也非大同世界或永久盛世。置身其中，我们宁愿联想到春秋战国时代:联合国类似春秋的周都，G8类似春秋的五霸、战国的七强，西方的计量单位成为“公制”标准，英语成为“世界语”、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类似秦国的车同轨、书同文和统一度量衡。
当然，对于当代世界格局，任何类比都失之简单。但有一点难以否认，全球化颇有美国化之势。全球化似乎意味着世界跟着西方走，西方跟着美国走，美国跟着“华府”走，“华府”跟着“华街”走，“华街”跟着感觉走，感觉跟着贪欲走。在一些人眼中，全球的政治中心是华盛顿，控制方式是炸弹;经济中心是纽约，控制方式是金钱;文化中心是洛杉矶，控制方式是媒体。于是，“华盛顿共识”被等同“全球共识”，“滑饵街”法则被等同国际法则，“道穷厮”指数被等同全球标准指数，法律全球化被等于全球法律美国化。这种说法虽然未免夸张，却展示了令人警觉的图景。
霸权逻辑激起了反霸权的抵制，全球的法律被地方化，外来的法律被本土化，现代的法律被传统化。法律趋同的追求导致了趋异的对抗:法律民族主义对抗法律帝国主义，地方原旨主义对抗人类普世价值，狭隘的本土模式抵制世界发展潮流，朴素的民萃诉求拒斥体改和宪政进程。
二
经济全球化并未增进全球平等，反而助长了贫富分化。富人无祖国，穷人守乡土，资源流动无国界，财富享受有禁区，其态势虽非东邪西毒，却成北帝南丐。南南合作不过世界“丐帮”的精神聚餐，《北京共识》也不过西医给东土开出的杂方。先发国家内强外强，借助法律输出获取经济利益，通过法律传教士传播文化价值。后发国家内弱外弱，民族国家尚未建成，即被卷入全球化的激流;国家法尚未稳固，就遭全球法的挑战;领土边界尚未划定，便面对去领土化的冲击。强国以全球法打压国家法，弱国则以国家法抵抗全球法;强国以人权挤压主权，弱国则以主权抗拒人权;强国以去领土化延伸影响，弱国则以再领土化奋力阻击;强国发射全球主义的“飞毛腿”狂轰滥炸，弱国则以地方主义的“爱国者”挺力拦截。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国成为中心，以金钱为筹码，称雄争霸，通过剥削实现压迫;某些弱国沦为边缘，以威权为筹码，求强求富，乃至在后发崛起的狂追猛赶中走火入魔，对内造成压迫，并通过压迫实现剥削，铸成国富民穷。于是，世界似乎只有这两种秩序:一种高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另一种高呼权力就是真理，服从就是力量。前者硬法软法齐用，后者宽赦严打共存。
三
就不同法律体系的地位而言，尽管全球法奋力摇滚，跨国法密集踢踏，民间法不停RAP，国家法仍然昂首挺胸，一路“恰恰恰”，强撑体面。然而，国家法全控的时代毕竟一去不返，国际人权日益坚挺，对主权步步紧逼;新商人法如同候鸟，与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携手并肩，四处游走，国界形同虚设;世界社会尚未形成，社会世界却已穿越国家疆界，结成全球网络:绿党、赤潮、白领、黑帮各守其则，各行其道。
全球化与信息化并驾齐驱，相得益彰。信息没有国界，只有网络;没有中心，只有结点;没有等级，只拥有界面;没有历史，只有当下。在这个时代，缺席者即在场者，消费者即生产者，言说者即收听者，游戏者即被游戏者。在即时互动过程中，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本地与他乡、虚拟与真实、演员与观众以及自我和他者相互交叠，彼此交融，难以辨识界域。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部落时代:到处是流动的景观，青年潜伏在丛林里，等待猎物，老人蜗居在洞穴中，给孩子们讲述神话。共时覆盖了历时，感官压倒了理性，虚拟掌控了实在，口语吞没了官话，戏说取代了说戏，性感代替了感性，恶搞解构了搞恶，这一切莫非是对神话世界的复归?神话的内容似乎不再是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而是“神马浮云”和“凤凰石头”。如果这一切并非夸张，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法国家法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四
全球化虽然没有使得人类共享收益，却同担风险。生存法则的吊诡在于，幸运千呼万唤不出来，而灾难千方百计难逃脱，防不胜防。人们在金融危机中惊魂未定，甲流、核漏接踵而至，北非战火突然又起。灾难源自地方，却殃及全球，于是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走出一种灾难的捷径似乎在于制造更大灾难，消除恐惧的妙方仿佛在于使恐惧常态化。故而新闻善于耸人听闻，一如某些媒体勇于赤身裸体。如果说冷战对峙是一种恐怖平衡，那么今日世界则面临着失去平衡的恐怖。
人类制造灾难的风险远远大于防御灾难的能力，核武的杀伤力足以多次毁灭人类。然而，人类最大的风险也许不是核武器扩散，而是克隆人问世。如果说进化论以人畜同祖的逻辑，驱除了人的神性之光，那么克隆人则会以人畜同体的结局，打破人畜界限，彻底颠覆人性尊严。当美人鱼不再是童话，牛魔王不再是妖魔，狮身人面不再是怪物，我们人类的伦理道德意义何在?我们真的会以这样的方式自我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众生平等的理想?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随着交往和交流范围的扩大，人类在变得强大的同时也变得更加脆弱。在风险全球化时代，国家日益成为“事故共和国”，而全球则日益成为“风险共同体”。当此之时，国家法、国际法、跨国法以及全球法如何控制风险和应对灾难，也许是全球治理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五
自古至今，世界主义和大同理想，一直弦歌不辍。然而，永久和平只是良好的愿望，而持续战争则是严酷的现实。乌托邦一旦付诸实践就坍塌成青红帮，在野党一旦手握大权就形同黑手党，改革派一旦掌权就变成保守派，民主潮一旦得势就蜕变为专政朝。
面对种种困局，有识之士探索世界宪政和全球法治的路径，全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开始构建全球民主网络，国际组织强化人权保护机制，边缘群体和弱势人群吁求道义声援，一些重要后发国家“师夷长技以制夷”，继“四龙”、“四虎”之后，而成为世界舞台耀眼的“金砖”，而某些先发国家则遭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报应，相继陷入了玩火自焚的困境。
与此同时，昔日独孤求败的全球霸主摇摇欲坠，改变世界经济体系的诉求不断强化，重构政治秩序格局的呼声日益高涨，诉诸图腾与血缘的部族统治纷纷瓦解，父位子承或兄终弟及的家国政治难以为继，自由、民主与公平、正义的价值得到广泛认同。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压迫激起了反抗的灵光，规制暗藏着解放的动因，失望透露出希望的信息。
地球村是人人怡然自乐的桃花源还是血肉横飞的角斗场;是花果飘香的伊甸园还是白骨嶙嶙的万人坑?无论是全球法律化还是法律全球化，都难以提供满意的答案。因而，我们不仅需要追问:“全球化的法律是何种法律，法律化的全球是谁的全球?”而且需要自问:“为了人类命运和全球福祉，我们应当有何作为，必须有何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