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武昌城内数声枪响，一扫此前屡战屡败的阴霾，革命懵懂而成。数月间，旌旗飘扬，民意汹涌。尔后，袁氏当国，意图尊位永固，舍民国而成独夫，结果身名俱灭。民意已不可逆转。而民国伊始的法意，革命已然发生，前朝变法修律，稳步向西。
当民意由热烈趋于冷静，遂与法意开始混战。相较于政治舞台的英雄戏码，私人生活领域中的民意更为真实。民国之后，咸与维新，妻妾成群、包办婚姻为文明社会所不宜有，却难以一体禁止。表面上，民律草案前清并未颁行，只得依照传统律例权宜办理。实际上，数千年之私人生活，岂能以革命之名骤然打翻。于是乎，旧有的民意与革新的法意战成一团，大理院因司法解释之责应接不暇。先是问主婚之权是否有效，大理院曰当然有效，但尊长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再问能否悔婚，大理院曰当然不能，但婚姻不得强制执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理院诸君试图以西法接引中法，然而法意的每一步向西，都未能幸免于民意的阻击。同时，法意又不得不在民意的压制之下匍匐不前。纳妾为中国固有之旧俗，民国之初，不仅社会普通大众认可纳妾，甚至知识阶层对妾制也持开放态度。有学者谓：“社会有强烈之多妻倾向，而欲推行严格之一夫一妻制，论理未尝不可通，论势则万万不可能”。在此民意之下，法意只得措手。
那边厢，游学泰西的革命家与法学家相互鼓噪，欲以西方文明重新收拾老大帝国。辛亥之役尚在炮中之时，革命党人已准备筹建共和政府，中山先生的悄然归国，使美式总统制成为不二的选择。而袁世凯在纵横捭阖之后接掌民国，革命党人顿觉猛虎难缚，遂谋划以议会牵制总统。当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宪政迷梦也随着革命的法学家宋教仁一起倒下。此后，文质彬彬的国会与宪法，在武夫手中化为随意可捏的泥人。中山先生为革命历经挫折，晚年痛定思痛，与其假手于人，不如反求诸己，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学说，既是对西方法意的顽强坚持，又何尝不是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省思！
比起真刀真枪的政治，法律更像英雄们不屑理会的玩意，于是西方法制得以被法学家认真地加以仿行。宪法、刑法、行政法，民法、商法、诉讼法，土地法，劳工法，凡西方已有之法制，国人不耻下问，一律移植，轰轰烈烈数十年，好一部“中华民国立法史”！可那些依然在前现代社会中谋生活的人们，与之何干？
恍然间，辛亥革命已历百年，法治之困却仿佛从头开始，药家鑫案尘埃尚未落定，婚姻法解释凭空又起波澜，这其中民意与法意的分裂轨迹，与百年前并无实质差异。在西方人权理念的魅惑之下，法学家热情鼓吹废除死刑，少杀不杀。与此相反，从药家鑫到李昌奎，公众则一意喊杀，是庶民不宽容还是学者太冷酷？西人之反对死刑，自有其宗教与文化的渊源，国人反其道而行之，未尝没有自家的道理。古人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平衡即为正义。台湾以高度同质之社会，西化未曾中断，数年前与国际接轨停止执行死刑，去年又在舆论压力之下得以恢复，死刑在中华大地之废除，并非看上去的那么当然。如果说死刑问题与多数人无涉的话，那婚姻法解释则可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近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早已使公义艰难、家庭浮动，最新婚姻法解释高调保护强者的财产所有权，令弱者情何以堪？而传统婚姻关系，原本为家庭观念的产物，如今则极力体现为财产契约制，中国数千年之整体哲学在个人主义的侵蚀之下，节节败退。在法学家单维的技术逻辑里，民意与法意，一时两忘。
然而，在此中西交通、社会急剧变化之际，百年法治之困恐怕很难归结为简单的古今中西之争，不如诉之更为现实的民意与法意较为妥当。如同中外贤哲所言，法律是文化之花，亦是经验之果。但同时，法律也是社会的产儿。一百年来，我们的法治之路更多是法学家之路，民意对法意的参与和法意对民意的吸纳，都殊为可怜。法律首先是生活规则的沉积，其次才演变为专门的知识系统。法律不是在生活之外，而是在生活之内。过去的一个世纪，我们自身的生活很少被认真审视，社会变革中的智慧与人心时常自外于法学家的视野。其结果，社会是社会，法律是法律，民意与法意更加疏离。相比法治的单兵突进，社会的建设尤为重要。没有社会组织的合理铺陈，没有社会意见的上传下达，没有社会道德的温润凝聚，所谓法治，只能是法学家的孤军作战。而在这个社会日趋细密化的时代，国家显然无法独立承担所有的问题，社会的分解与容纳显得尤为重要。倘若我们在告别革命之后，只是心向法治而不注重社会的建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