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约见，终于在李绍章“新置”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神采飞扬、精神饱满，与他在电话里轻快有力的声音极为相称，说到高兴之处喜形于色，丝毫不见他身患重症的忧愁与烦恼。
早就听说他是一个“神人”，读研三年中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包括各类时评和学术论文。提及此事，李绍章只是轻轻一笑：“读研那三年，主要是‘练笔’，投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乐趣。当然首先读书是一种乐趣。我的本科四年绝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是花费在图书馆的，阅读各种书籍。”这种深厚功底使得他文字写作幽默风趣顺手拈来落笔就能成章。以至于几年前博客甫一流行，他立刻深深沉醉于其中，乐此不疲。他的法律博客自2004年底创建以来，已发表日志500余篇，访问计量达140万之多。他的微博也是人气很旺，截止发稿时日，仅他的新浪微博就已经有2790条，粉丝9567人。
上好课、教好书应是教师群体的素质体现
与他的博文相比，现实中的他内敛很多。作为写手，他可以在博客（微博）上离经叛道嘲讽现实，但作为老师，他还是主张在课堂上中规中矩地传播知识，“因为教师这个身份使得他的观点需要受同行监督、受专家监督、受学生监督。”这就是教师的责任心。
他说，责任心很重要，如果有学生不爱上课，那首先是老师的问题。一个老师要让学生感觉到学习是一种快乐，并产生专业兴趣，就要认真思考如何提高教学水平、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因材施教。而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真心付出必要的代价。”他也在一篇博文中写到：大学教育必须始终以学生为真正的中心，把学生的利益始终放在首位，切实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益，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他是学校第一届“教学示范岗”荣誉获得者，上课的时候极为认真，有时为了备好课，连晚饭都省略。“上好课、教好书，应该是整个教师群体的一种素质体现，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凭着这个责任心，他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很严，曾经荣获“史上最牛关公”的称号。 “我的考试从来不划重点。考试该怎样考就怎样考，该给多少分就给多少分，不及格就是不及格。这是教育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学生负责的自觉行动。这才有助于学生真正把学习与思考当作自己的常态求学模式，通过积极主动的自觉学习，切实做到融会贯通。”尽管如此，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因选不上课而向他诉苦，他总是诚恳地建议他们：“如果时间方便，条件允许，欢迎来旁听，平时学业上有什么问题，也可随时交流探讨”。但不姑息不意味着不关照，对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他也感到很遗憾，“有机会要给予鼓励，尤其在平时课堂教学中，要反思教学效果，多从我自身找原因，尽量通过提供教学质量和激励后进的方式，减少和避免不及格现象”。
不能站上讲台，是我最大的遗憾
“教书是我的职业理想。我的人生价值能在课堂上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来。所以对我来说，教书是非常宝贵、难得的机会，工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热爱讲台的他，已经离开讲台四年了。但是每一年仍然会有很多学生写信写EMAIL给他，他们把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惑或难题拿来向他咨询。从学习困惑到职业规划、人生规划，也经常会有学生向他咨询现实中的案件或法律问题。他总是以诚恳的态度与学生交流。“教书育人是老师的天职。我很高兴还能有其他渠道与学生进行交流，并对他们的未来——无论是学业还是人生，提供个人的帮助。”他在接受采访过程中不停地喝水。前期的放疗，使他的唾液腺永久性失去正常功能，“我必须靠不停喝水来替代它。”而且病魔使得他的左臂无法正常抬起，这些都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说我有遗撼的话，我最大的遗撼不是我生了病，而是我不能再站上讲台。”
曾经有个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父亲患有心脏病。他一方面很希望能早点出来工作挣钱给父亲动手术，另一方面又很想继续读书。他惶惶纠结于考研还是工作之间，听同学介绍
在讲台上，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那是真正的教学相长：“可以与学生激辩，与学生共同探讨，他们的挑战和质疑对我来说很有乐趣。我希望他们也能感觉很有乐趣。教师应该要把这种学习的乐趣通过讲台传授给学生”。特别是培养他们的专业兴趣。他指出，法学理论观点很多，学生们要在各种观点的碰撞中学习、领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并形成自己的观点。给学生上课就是要教给学生这种求知的方法，培养他们的兴趣，掌握扎实的基本功。
现在的他虽然无法站在讲台上，仍然笔耕不辍继续做科研。他说：“我现在也在转型中，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的学术道路——这几年，逐步有意识地开始申报课题、发表论文。”他无奈地抬了抬左边行动不便的胳膊，说，“我现在科研岗位，愿意尽我所能，在身体、精力和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安心做点专业研究。”近年来，李绍章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等多项课题立项，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参与编著高等政法院校教材、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系列教材5部，目前正在出版自己的3本个人文集。
抗击病魔，直面生命的疼痛
采访中他很健谈、很开朗，如果不是因为已经知情，完全看不出他的身体其实不太好。提起他的病情，他直言不讳。
2008年，他刚刚获知自己的病情时，“只经过一个星期的迷茫”，然后继续坚持上了一个多月的课，继续撰写各种博文。随后他才配合治疗，先是两个月的化疗，接着是34次放疗。他的唾液腺功能和味觉就是在这一次的放疗中失去了功能。再紧接着是两次巩固性化疗。“就像上班一样，每天出门打个车，到门诊做一次治疗，出来后再打个车回到家里。” 现在提起往事，他一脸轻松。这轻松的后面，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折磨，以及常人难以拥有的强大内心。
在这期间，他以坚忍的毅力，完成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复试的时候，他刚做完一期化疗，医生强烈要求他不要外出。“我是在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最差的状态下去北京参加了复试。” 为了参加复试，他请医生强行给他打了升白针，艰难完成面试。在收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以为命运之神最终还是向他打开了大门，但是一次复查发现，癌细胞转移到了肩胛骨。他又持续接受了五次化疗和二十四次放疗的治疗。
李绍章的博客整理得很有条理。他把所有的博文分门别类码放整齐。在这个漫长的病痛时期，他从未停止过他的思考和呐喊。他的法律博客里显示，2009年，他写了95篇博文，2010年40篇，2011年30篇。自2010年转战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以后，他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的关注和评论愈加引人注目。但是这些文字里面，没有一则是有关自己生病的消息，没有一篇流露出自己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的姿态。“我比较忽略自己。”他的焦虑和忧患大多来自于国家和社会，而不是源于自身。也正是基于这一社会责任的担当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宣传民法理念，呐喊私权保护，弘扬中华法治”。
但是作为法律学者的他，如果权利受到侵犯，他是要奋起争取的，即使是抗癌期间也不放弃。2010年初，各大媒体爆出他起诉中国移动案。事件起因于2009年年底感恩节群发短信遭遇中国移动上海公司对其手机短信发送功能的关停。经多次与中国移动协商解决和向上海市消费者协会投诉未果后，他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标的只有一元钱，他在博文中写道，“我要的是权利。”
学校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精神压力肯定是有的。但学校领导也一直很关心我，周围的同事、老师、学生等也很关心我，学校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强大的动力，这也是我心态这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学校的关心和支持，他充满感激，每逢节假日都会向关心他的领导、朋友、同事、学生等发送祝福。
近几年来，刘江江书记、金国华校长等校领导都去看望过他，并经常通过短信或电话慰问他，给他支持给他鼓励。学校相关部门也以不同形式关心着他。身边的同事、学生更是给了他很多关心、支持、鼓励和祝福。
第一次接受治疗时，他不得已中途离开讲台。那些学生得知消息通过卡片、短信、电话、千纸鹤等方式向他表示了祝福。他很感动。有一个班级的学生做了一个视频，视频里面每一个学生都真诚向他表达了祝福。其时无法使用电脑，那一段短片他是在两年以后打开来看的。“看到那些学生那种单纯的、朴实的、纯粹的祝福，我深受感动，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学校
他的父母虽然第一时间知道了他的病情，但因为他保持着每天一个电话的习惯，“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存在，应该没有引起他们太大的恐慌”。第一次化放疗时期，他的弟弟自山东前来照顾他。那一期治疗结束后，他们回去过春节。节后他坚决不让弟弟再次回到上海。“我感觉没什么，一个人肯定能行。”他回忆到，当时有很多人前来帮忙，关心、支持、鼓励他，他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生活起居完全能应付，“我感觉很幸福”。
他说，这种关爱的强烈氛围，使他增添了抗击病魔的信心，坚定了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的决心。治疗与工作之外，他依旧在网上关注社会民生，积极发表观点和言论。采访后的第二天，他风尘仆仆地赶往北京。生命于他从来就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存在，既然存在，就必须让它缤纷眩目地绽放一次。（方乐莺撰稿）
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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