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的马路斜对面，有一座造型雄伟、通体洁白的花岗岩建筑矗立在哈德逊河边的河滨公园里，它就是曾任美国南北内战北军统帅、后当选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并连任两届的格兰特的纪念堂。

　　纪念堂建在坚实的四方形基座上，其主体部分为爱奥尼亚圆柱撑起的希腊神殿式建筑，上面是陶立克柱式圆锥形屋顶。高高的正门上方，刻着这位戎马一生的军人总统的墓志铭：“让我们享有和平”。墓志铭的两边分别依偎着一位女神，据说一位代表胜利，一位代表和平。

　　拾级而上，厚重的青铜门通往白色的大理石内厅。在内厅中央，扶栏往下俯瞰，只见格兰特夫妇深紫色的大理石石棺停放在地下室里，忍不住先到那里去细看一番，这才发现，还有几尊栩栩如生的半身塑像摆放在两个石棺的周围，他们就是格兰特的那几位著名爱将，如谢尔曼、谢里丹等。

　　纪念堂内陈列着许多照片和文物，其中一份材料显示，该纪念堂并非官方拨款修建，而是由一个叫“格兰特纪念协会”的组织募捐而建。该协会的秘书长是理查德·格林纳，他是第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非洲裔美国人，后来曾担任过霍华德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当年的募捐中，很多黑人表现积极，以感激格兰特为解放黑奴所作的贡献。

　　纪念堂内四周墙壁上有画工考究的壁画，再现格兰特当年战场上的风采。其中一幅描述的是格兰特接受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的投降。格兰特和罗伯特·李原本是好友，都毕业于西点军校，都在联邦军队服役，是内战使他们成了两军对垒的敌人。历史的诡异在于，当内战爆发时，罗伯特？李其实已经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隶，而格兰特家则还拥有奴隶。但罗伯特·李不愿自己的军队去攻打自己的父老乡亲，所以痛苦地辞去了联邦军队的职务，回到家乡去担任南军统帅；格兰特则在历史的洪流中，不仅自己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还为全国性的制度废奴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于来自中国的参观者而言，格兰特纪念堂外还有一处特别值得去看的地方，那就是李鸿章为纪念格兰特而栽的银杏树。在纪念堂后面的树林中有铁栏杆围护着的两棵银杏树，树下有一块一米见方、用青铜铸造的铜牌，铜牌上有中、英两种文字，其中文为：

　　大清光绪二十有三年，岁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鸿章，敬为大美国前伯理玺天德葛兰脱墓道种树，用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铁岭杨儒谨题。

　　文中的“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总统）的音译，“葛兰脱”就是“格兰特”。

　　李鸿章怎么会给格兰特墓植树呢？事情还得从1879年说起。那一年，已卸任总统的格兰特环游世界，5月28日抵达中国天津，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设宴款待，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正好发生日本吞并琉球、置为冲绳县的事件，清政府和李鸿章想借助格兰特的名望，在他访日期间劝说日本放弃琉球。可格兰特此时不过一卸任总统，很难有所作为，他的调停自然毫无结果。格兰特回国前，从日本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介绍日本的新气象外，明确指出：“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格兰特希望中国奋发自强，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他建议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如是则“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等等。

　　有此一段因缘，当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并环游欧美抵达纽约时，自然想起格兰特。此时格兰特已去世11年，李鸿章专程前往拜谒格兰特墓。他在格兰特的灵柩前驻足良久，最后悲伤地低吟道：“别了，我的兄弟。”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也许，他的思绪又回到了17年前他与格兰特在中国相谈融洽的场景。

　　许多文献由此演绎开来，认为现在那铁栏杆里围护着的两棵银杏树乃李鸿章这次亲手所栽。但现在看来，这应是有疑问的，理由是：铜牌上中文所说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英文对应的时间为1897年，但李鸿章访美是1896年，此其一；其二，根据1899年出版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记载：“二十二日（西八月三十号），中堂出自纽约行台，至前民主格兰德（即格兰特--作者注）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文中并未言及李氏“墓道种树”一事。还有一个理由，格兰特陵墓直到1897年才落成。因此，我更相信下面的分析：在格兰特陵墓落成之际，李鸿章特委托清廷驻美公使杨儒代表他在墓园种树以表“景慕”。

　　铁栏杆里围护着两棵银杏，那么这两棵是否都为杨儒所种呢？有些作者确实就是这么写的。但从铜牌上的英文内容来看，它用的是单数（This tree），因此应能推断当时只种了一棵。实际上，两棵之中有一棵很矮，怎么看也不像一百多年前种的，即使那棵高的，也不像百年老树。有人说，这两棵树的长势不好，显示着清帝国败亡的命运。这是文学思维，当不得真，事实真相如何，恐怕永远是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