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有个叫杰尼弗·泰瑞尔的美国妈妈，遇到一件伤心事。

　　泰瑞尔有个七岁儿子，参加了俄亥俄州布里奇波特的男童军。童子军是极具特色的美国传统，登上月球的十二名美国宇航员，就有十一名曾是童子军。孩子在这里得到集体归属感：小制服贴着各色标记，像个荣耀小军人。泰瑞尔在儿子的男童军做志愿者，成了分支领导人。可最近，男童军突然通知她“下岗”，理由如她所说，“我恰巧是个同性恋。”那么，美国怎么能容忍男童军的歧视政策？为什么不去法院讨个公平？要告赢还真不容易，说起来，这和结社自由的原则有关。

　　美国先民追求宗教自由而来，所谓各教派，其实就是“宗教结社”，所以结社自由是它的传统特色。连欧洲人要实验共产主义乌托邦，都会不远万里来美国试试，这是自由结社的乐土，声名在外。可在美国立宪时，建国者们不愿看到政治的拉帮结伙，就没有明确把结社自由列为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的个人权利。直到1958年，出了个历史性的判例。

　　此案涉及赫赫有名的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它是全美第一个民权组织，诞生在100多年前的1909年，专为少数族裔维权。种族隔离一向只在一些南方州，北方一直有黑人充分发展的空间。有色人种协会发展壮大，到1951年，已是美国最大的民权社团。他们以北方为基地，逐渐进军南方，在阿拉巴马州也建立了分支。这对种族隔离的阿拉巴马，犹如芒刺在背。1956年，州检察总长找到理由，起诉了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理由是依该州法律规定，外州法人必须在州政府登记注册，否则就关门走人。可登记中，该协会提供了法律要求各种资料，唯独拒绝提供他们的普通会员名单。理由很简单，这是种族隔离的南方，根据以往经验，公开身份的会员，很可能被种族主义者报复。州检察官起诉之后，州法院判协会败诉、裁定他们必须依州法提供名单。

　　1958年，案子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由哈兰大法官宣布了联邦最高法院的一致裁决。裁决认为，在此案中，有色人种协会为了保护自己的会员免受迫害，有权不提供名单。同时确认，“结社自由”，是有关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也是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权利。大法官指出，虽然地方政府对结社有管理权，可阿拉巴马州的要求，显然是在限制结社自由。大法官认为，结社聚合了有共同理念的人，使这些理念更有效地实践、得到提升，结社对于有争议的理念，尤其重要，例如，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就聚合了保护少数族裔的理念和实践。从此，结社权在美国明确成为个人宪法权利的延伸。

　　看上去，是个很振奋人心的完美结果。但是，再深入一步会发现，宪法条文只提供了简要原则，要应付错综复杂的社会，并不那么容易。以理想、理念聚合的结社，涵盖了政治、宗教、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可能状况百出。

　　结社自由，要保障民间社团自由选择和表达它的理念和观念。“结社自由”常常被理想化，就是忽略了一点：社团旗帜，可以是正确理念，也可以是错误理念。1984年，有个“罗伯兹诉美国青年商会案”。该商会只收男性会员，就涉嫌歧视妇女，结果被告上法庭。案子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宣判，维持了《明尼苏达人权法》的解释，禁止公共实体有性别歧视。既然商会有公共性，就裁定该商会必须向妇女开放。但是，非公共实体的私人社团，就不在禁止之列，它们可以规定包括性别在内的特殊要求。当年希拉里·克林顿当第一夫人的时候，和助手在纽约想找个地方打电话，误入男性俱乐部，人家就客客气气请她们出去，助手还想解释，律师出身的第一夫人一把拉着她就走，那是私人地盘，女士免入的规定，受结社自由的法律保护。要以性别歧视为由，告男性取向的私人社团，就告不赢。美国民间团体多如牛毛，五彩缤纷。例如大学的兄弟会姐妹会，更有奇奇怪怪的不同取向，比如说，有的社团只收漂亮女孩。

　　并不是说，私人社团就一定可以任意选择。例如，私立学校等同于教育理念的结社。所以，美国公立学校根据政教分离原则，不得宣扬某种宗教；而私立学校可以干脆就是个教会学校。但是，在1976年的“鲁尼恩诉麦克拉里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即使是私立学校，只要收费具有商业性，就禁止排斥少数族裔。依据是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必须保障黑白公民有权在同样基础上“立约”的权利。“不得种族歧视”的原则，在这里优先于“结社选择自由”的原则。裁决关键是学校的“商业性”。为确保民间社团能坚持少数意见、另类观点和“异议”，无商业性的私人结社还是可以有族裔选择。比如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可以坚持只为有色人种维权，不为白人服务；白人也可以有同类组织。可以有贫困者互助社团；也可以有排斥穷人的富人俱乐部。

　　一点点水落石出，我们再看看结社自由和同性恋取向的冲突。

　　1995年的《赫利诉爱尔兰美国波士顿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团体案》，是个地标式案件。1992年，波士顿举办纪念爱尔兰节日的游行，举办者是当地一个退伍军人协会，私人社团。他们反同性恋，就拒绝了同性恋团体的游行申请，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苏特大法官宣布了历史性的一致裁决。要点是：假如某人的参与，会使一个私人社团无法再宣扬自己的观点，社团就有权拒绝他参与。在此案中，同性恋团体参加游行，他们的行为表达，会和主办者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有冲突，因此主办者有权拒绝他们参加。至于价值观的孰对孰错，不在法庭考量之列。当然，裁决针对私人结社，假如是政府主办的游行，就必须一视同仁，照单全收。

　　2000年，又出了一个案子，“美国童子军联合会诉戴尔案”。和泰瑞尔一样，詹姆斯·戴尔也是同性恋，也被解除了在童子军的职务。案子进入联邦最高法院，最后由首席大法官兰凯斯特宣读了多数意见的裁决：童子军作为私人组织，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他们有权设置自己的成员标准。

　　在这里，绕回了那个起点：1958年，美国确立了“结社权是个人宪法权利的延伸”。民间团体似乎等同于放大了的个体公民，也同样拥有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公民权利。所以，说错话、表达错误观点，不要紧。大法官认为，最高法院并不判断他们理念的对错，但是必须保护民间社团坚持他们理念的权利。这等同于大家所熟悉的道理：“我可以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必须依法支持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可是一圈绕下来，已经开始困扰，因为个人和团体有差别。有的社团组织庞大、财大气粗，已是巨无霸。在社团中的个人，在社团外面的个人，和巨无霸较量，已经不是对等关系。那么，是不是有的巨无霸已经在欺负个人、侵犯弱小的个人权利？

　　可以看到，联邦最高法院也在思考这个问题。2000年对童子军诉戴尔案的裁决，是一个五比四的投票结果。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强调：“每一个州立法，都是以禁止歧视、取代偏见为原则的。”因此，在“社团表达自由”原则和“不得歧视”原则冲突的时候，应该以后者为先。而以一票之差险胜的多数意见认为，应该以前者，以“社团表达自由”为先。所以，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司法还在思考权衡中。同类案子在未来胜诉，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泰瑞尔暂时看不到司法取胜的希望，怎么办？另一个途径，是呼吁良知苏醒，促进观念改变。泰瑞尔在网上寻求支持，呼吁男童军废除不接受同性恋的政策。很快，就有了将近三十万人响应。虽然男童军还在固执己见，但是可以看到曙光：有过同样偏见政策的美国女童军和男女合营童子军，已经先后取消了它们对同性恋的政策歧视。

　　男童军的口号，是“日行一善”。所以我相信，对男童军组织者和社会良知的呼唤，将不会永远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