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人性、文化多元，一个都不能少

历史学者特别留意史事发生的特定时间与环境，因表面看来“惊人相似”的事件在不同情境下，意义也截然有异，一不小心，便很容易张冠李戴。不过，人性虽然复杂，变化范围却总有一定限度，故相异的情形并不能阻止彼此的沟通。就此而言，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论文集《扭曲的人性之材》值得一看。它主要讨论乌托邦和文化多样性两个观念在近代欧洲的流变，对当下的中国人却别具启示。

乌托邦是欧洲文化传统中一个核心主题，历来为思想史家关注。伯林指出了它所由成立的三个认识论假定：一、“对所有真正的命题来说，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其他所有答案都是错的。”二、“找出这些正确答案的方法一定存在。”三、“所有正确的答案必定是毫无例外地彼此相容。”这些假设又和一种“静止”的人性论有关，它意味着：“人性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无论何时何地；并且遵循不受人控制的永恒法则”。伯林认为，这个看法忽视了人“作为一个主体”，具有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能力。自然和传统当然都可以对人施加“限制”，但人“面对矛盾对立、互不相容的目标”，仍有一种“自由选择的能力”。

伯林指出，这一观念从文艺复兴以来开始变化，一种对人性的新看法出现了。人们发现，不同社会，“无论是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还是规则和原则，都有着不可调和的差异性。”18世纪之后，赫尔德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趋向。与乌托邦所设想的人性最终的同一性不同，他们感兴趣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这就是“文化多元论”。他们承认，不同的生活观和价值观，不可能被圆融地整合到一个巨大的和谐结构中。换言之，这个世界是由许多在本质上相互矛盾、别具“个性”的文化构成的共同体。我们必须“进入”另一种文化中，才能“理解”他们的希望和恐惧。

这种新观念在欧洲思想史上带来了大突破。伯林以德国浪漫主义的“个性”概念为例，分析了它的影响：浪漫主义者认为，生活的目的和理想不是客观的存在，只待我们去“发现”；相反，它是被每个人自己“发明”的。因此，“每一个独立的单元、每个个体、每个群体、每种文化、每个民族，以及每个教派，无论它们有的是怎样一种‘个性’，现在它们都在追求自己独立的目标。”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也都可以视为这种观念的产物。

然而，既然人生的“理想”和“意义”不过是一种个人的发明，故其是“对”是“错”，“已经不再被认为是重要的”，重要的只是如何将它变成现实：“每一个发明家都会致力于将其发明付诸实行，每一个空想家都要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改造世界，每一个民族都要实现她自己的目标，每一种文化都要实现她自己的价值”，其结果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欧洲的统一”结束了。更重要的是，在浪漫主义的极端观念中，普通人成为“权威创造者”手中“随心所欲锻造”的“人性材料”，这最终会导致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能力”随之终结。在这里，浪漫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只剩下“一步”的距离。但问题在于：“这一令人恐怖的结论，跟浪漫主义的美德一样，导出于同样的一些预设。”

观察一种观念怎样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这大概是最能引发思想史研究者兴趣的地方之一。不过也正是这种思想基因“变异”的例子告诉我们，仅仅从概念到概念，是不能准确把握一种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实际上，愈是抽象的观念，在实践中的作用愈可能“自相矛盾”。某种思想的后果，必须放在特定语境下才能看出；语境不同，同一观念的影响或许大相径庭。故我们对“主义”之类，实不可看得太死，太僵化，以为真理只在此家，别处都是谬误——相反，“真理”和“谬误”常常比邻而居，多走一步，就互换了身份，很难让人“从一而终”。伯林讲述的这段故事表明，固执一个不变的“普世人性”，可能压制多元文化的个性；但一味否定人性的共同与相通，亦会消泯了人的选择自由。如何在变动的社会条件下，恰到好处把握其间分寸，实在是对一个社会的细心、耐心和智慧的考量。在“普遍人性”和“多元文化”之间，今日不少国人已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择一而取，从一而终，正该从欧洲这段思想史上汲取一点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