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将近15年之久,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再度袭来,重复着往昔“一票难求”的盛景,一部用3D技术重新包装的旧片,在影视文化如此多样性的消费市场上,竟能取得这般骄人的票房成绩,真是羡煞旁人。

　　追赶着这股潮流,我再一次走进影院。不知是不是年龄的增长消磨了容易激动的心,这次看后并没有期待的那份感动,反而更多的是一种职业思维的干扰。记得前一次看是刚迈入大学接触法律,那时和千万个懵懂青年一样,对影片刻画的爱情之贵、人性之美感动无比；此时此刻,专业裹挟下的我,却从影片中的一些镜头中解读出别样的感受来。　

　　让我心绪停留的第一个镜头,是船员威尔开枪自杀的一幕。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为了平定混乱不堪的秩序,威尔开枪打死了两个乘客,因为自己良心上的愧疚而敬礼后毅然选择了自杀。其场面虽短,表达的信息却十分丰富。从危机处置理论分析,当船下沉乘客便陷入一种极度恐慌,秩序便会瞬间陷入混沌状态。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船员必须按照船长的指令迅速平定秩序,从而为施救赢取最多的时间；同时在救生艇不够的情况下,也需要在维护秩序的前提下,确保救助妇女儿童这一体现人类基本价值观的决策有效实现。正是在此种危机情境下,枪成为一个特殊的“道具”:它本身是一种暴力,一种能够直接剥夺人的生命权利的暴力；但它同时意味着责任,与实现较大秩序价值的利益紧密相连,开枪成为应对危机秩序的不得已选择。

　　与开枪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镜头,则是几个拉琴手临时组建的“视死如归的乐队”,在大船行将沉没之际演奏了一曲曲感天地泣鬼神的乐曲。在电影人的表达欲求中,琴无疑代表着与枪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随着提琴流淌出的优雅音符,乐曲不再是回荡在音乐大厅里的“靡靡之音”,而分明蕴藏了稳定人心、舒缓紧张心情和气氛的秩序价值。尤其是当船身倾斜一曲终毕的时候,一位提琴手在告别后又拿起琴弦,此时影片从演奏晚会音乐转变成圣诗的处理美妙绝伦,当观众于嘈杂的逃生声听到天韵的升起,看到几个刚刚告别过的提琴手也转过身来加入到最后一首的演奏之中,一种心灵的震撼无以言表。

　　上述电影镜头蒙太奇般地回闪在脑海中,让我思索着人们面对危机时该如何寻求安定的秩序。在危机时刻,枪往往是一种“合法的暴力”,平定秩序的现实需求冲淡了人们对于自私目的下的人权的珍惜。很显然,枪在合法性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同时也始终面临着道德上无法化解的非正义,合法的枪并不意味着能够合乎道德的剥夺他人的生命权,所以开枪者自杀的结果,乃是实现对暴力运用道德正义的救赎。当一种外在力量以牺牲个体来达到对其他人的震慑,其注定只是一种强迫服从的正义,而非道德自觉基础上的正义。　

　　相反,琴声是透过人的心灵来实现情绪的平稳,从而达到人的外在行为的理性约束,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但遗憾的是,在应对危机时琴声往往陷入徒劳无功的困境,那些陷入逃生混乱之中的人,根本没有闲心雅致去听他们的琴声。这是一种让人纠结的结果,能因此说明在人类秩序的追叙中其毫无作用吗?或是根本无助于危机秩序的构建?我不以为然,因为这并不意味着琴在危机时就必然退场,相反,如果是一个深受文化熏陶的贵族,他会在危机时刻如同影片中的爵士一样,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那种面对危机与死亡的态度,传递出一种真正的贵族风范。据说泰坦尼克号上的英国人很多,但得救率很低,有的贵族把妻子送上救生船后自己就回到甲板,这样的公民气质或许是与平时的文化熏陶分不开的。

　　对社会治理来说,枪和提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我们看重枪的即时性威力,追求对社会秩序治理的立竿见影之效。殊不知,这样的暴力迷恋最终难以化解自身的道德危机,也容易让公众陷入以暴制暴的恶习。我们之所以需要琴,因为只有注重平时的文化教养,才能培育出深厚的公民素质和理性的公民人格,面对危机情境则能够有序坦然应对。　

　　总之,在人类寻求安定平和的共同体生活秩序中,枪是一种硬暴力,是一种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琴是一种软文化,它能抵达人心最柔软地方,唤起深陷危机漩涡中的理性与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