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不仅仅是一位启蒙思想家，虽然他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书斋学者和严肃法学家的刻板形象，然而在书斋之外，他却是一位务实灵活的司法工作者。他曾出任律师、法庭顾问，但法院庭长的职务却是靠继承得来。12年之后，他更是“不肖”地将这一世袭职务变卖。

1705年到1708年，孟德斯鸠在波尔多大学法律系就读。这个创立于1441年的法律系设在一座陈旧的建筑中。当孟德斯鸠入学时，几经动迁的校园仅有20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不过，相比每年不到80名的学生，这面积倒正合适。据孟德斯鸠回忆，当时的大门正朝向鲍特巴斯街，门楣上装饰着波尔多城的徽章。进门穿过院子，便来到常年开着五扇窗户的大教室。当时的课程安排得很紧密，上午8点至11点为一堂课，下午1点至4点半为第二堂课。每位教授轮流讲授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的前三卷，另外两位教授讲授世俗法，指明各类法律的发展和演变。学校的学制也不同于今日法学院的设计，学生在第二学年4月15日后，方可申请学士学位。用六周时间完成论文准备和答辩后，可以升入硕士阶段。在取得硕士学位一年后，如果能够达到当众讲解世俗法和教会法任一部分内容的程度，并完成一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即可在第三年申请博士学位。1708年7月29日，孟德斯鸠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前往波尔多高等法院就任法庭助理，开始了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司法生涯。

由于孟德斯鸠毕业时年仅19岁，还未达到担任推事的年龄，于是波尔多高等法院决定先送孟德斯鸠前往巴黎，进入巴黎高等法院实习一段时间，熟悉司法机构的审判程序，并且“真正地、系统性地学习法律”。于是，1709年至1713年，孟德斯鸠在巴黎从事了近五年的实习律师和法官助手的工作。在这里，他留下了一部法律学习笔记，题名为《法律篇》(很可能是在向柏拉图的名著致敬)。这部学习手记对国法大全的各卷都做了摘录和笔记，并且记载了1711年巴黎高等法院和巴黎裁判所受理的几件诉讼要情。孟德斯鸠还记录下了一位名为弗勒里的检察长的法庭演讲词——这是他在巴黎高等法院旁听席上的速记。这样的实习时光，使孟德斯鸠丰富了法学知识，熟悉了司法实践。直到1713年底父亲在家乡病故的噩耗传来，他才身不由己地结束了近五年的巴黎生活。

返回波尔多后，孟德斯鸠获得了一大笔遗产，并准备开始法律工作。次年2月，他买下了几年前已故的皮埃尔·波尔德留下的法庭推事职位。他先支付2.4万利弗尔作为首付。余款则在收到国王批准文书之后，分六年付清。值得一提的是，这样“按揭”购买法官职位的做法，是被当时的法律允许的。这一职位同时还要求任职者通过法律考试。孟德斯鸠的法律系毕业证书帮助他免试过关。3月22日，他在波尔多高等法院宣誓就职。这个高等法院是在路易十一治下于1462年建立的。共分为五个法庭，分别是大法庭、轮转法庭、诉讼审理庭和两个调查庭。除院长之外，所有法官都对职位享有“绝对的所有权”，可以继承、赠予或出售。

无论今人评论如何，孟德斯鸠通过购买推事一职，已经成功地进入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法官阶层。他被分派到第二调查庭。次年，他被派往刑事法庭，担任重罪刑的判决工作。由于与他先后到职的另外几位推事大多只是挂名收俸，孟德斯鸠需要经常兼职于两个法庭。最多时一周参加六次审判。第三年，他被任命为监狱特派员，还承担起巡查监狱、受理狱讼的工作。1716年，时任刑庭庭长的伯父让·巴普蒂斯特的去世，将孟德斯鸠送上了庭长的重要位置。但是，根据当时的法官任职规定，年龄未满四十、任职未逾十载的法官不得担任庭长。时年仅27岁的孟德斯鸠通过当年在巴黎结识的朋友，向国王提出了特别申请，希望能够免除这项年龄限制，先“获得庭长的荣誉职务，再于四十岁时正式承担这项工作”。这项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复:孟德斯鸠在四十岁之前，不得管理法庭事务和主持庭审，不得被称为“阁下”，不得获得相应的年俸——除此之外，他将享有一切庭长的职权和荣誉。于是，这位年仅27岁的法官，穿上了意味着高等法官的猩红色法袍，披上马海毛的大氅和带白鼬皮饰带的披肩，手持方形帽，成为了该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庭长。

虽然如鱼得水地身处体制之内，孟德斯鸠却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观察和反思。早在巴黎期间，他就曾经就法院内的礼物馈赠、虚华风气进行过评点。他写道:“过去，公爵们在获准成为高等法院成员时，都向院长和报告官各送一个银盒;现在，成为高等法院成员的公爵将金币付给银匠，由银匠以公爵的名义向院长和报告官赠送银盒……高等法院的推事们在就职时，向迎接他们的院长赠送12丈天鹅绒。”

返回波尔多、升上庭长之位后，他亦曾于1725年11月11日发表过一篇名为《审判与执法应以公平为准绳》的演说。这篇演说对当时的司法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演说稿甫一印出，立即抢购一空再付重印。用传记作家贝尔纳多的话说:“此后年年如此，法庭开庭之日，门口中都卖这篇讲演稿……因为，和法庭上那位正在口若悬河者相比，他遥远的前辈显然更深刻，更引人入胜。”

在这篇演说中，孟德斯鸠对于法庭上的律师、检察官和法官都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质疑。他讽刺律师们道:“律师们，法庭知道你们正直……而且令你们不光彩的诉状至今从未出现。”他批评检察官的软弱贪腐:“检察官们，你们大概一生一世都要因为你们的职责而惊恐不安……规避或滥用最正确的条款，一边向你们的当事人展示公正，一边却又使公正对他们总是可望而不可即。”而面对他自己所代表的法官们，他更是恨其糊涂，叹其为难:“法官们终日面对各种各样的诡计和突然袭击，于是真理和谬误使他们同样不敢轻易置信……法官的难处与其说在防备辩护人作伪，毋宁说在于对付那些他为之尽心竭力的人的诡计。”

身为高等法院的核心人物，孟德斯鸠庭长在这一刻似乎回到了理性和启蒙的自己。在反思的同时，孟德斯鸠也下定了离开这一体制的决心。1726年6月，孟德斯鸠委托他的朋友巴尔博，代他出售庭长之职。靠着这笔出售职位获得的巨款，孟德斯鸠踏上了漫游欧洲和复归书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