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为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全国多地进行了不同的试点:针对在讯问时“录时不打,打时不录”的情况,有的地方把原来由侦查人员主动摄像改为被动摄像；此外,约20个省市的警察代表被培训了讯问技能,不再要求嫌疑人“老实交代”,而是允许犯罪嫌疑人撒谎,直到其难圆其说后露出破绽。专家分析,我国防止刑讯逼供的模式,正从事后调查核实再排除,向事前防范、预防刑讯逼供发生的方式转变(8月13日《南方都市报》)。
　　无论在影视剧中还是在现实中,人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一幕,警察在讯问嫌疑人时声色俱厉,正告嫌疑人要“老实交代”,不得撒谎,否则……这就是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而如今,嫌疑人被允许说谎了,于是不少网友hold不住了,认为这太善待嫌疑人了。
　　允许嫌疑人撒谎,也是一种可喜的进步。首先,这是尊重嫌疑人权利的体现。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相关当事人即便涉嫌犯罪,但也只是嫌疑人,为了自保或减少责任,他有权利选择性说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甚至不惜编造事实,这是人之本能。说实话,允许嫌疑人撒谎是一种美德,说谎虽不值得提倡,但对于嫌疑人来说,这是权利。
　　其次,这能够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由于嫌疑人的口供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一些警察为了早日拿到口供,尽快结案,不惜采取刑讯逼供的方式,逼迫嫌疑人说实话、吐实情。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2010年7月,公、检、法、司、安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明确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将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不要求嫌疑人必须说实话,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刑讯逼供。
　　最后,这有利于推动法治、保障人权。今年3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的规定。尊重人权、推动法治体现在多个方面,善待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颇为重要,比如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再比如,讯问嫌疑人时必须录像。此外,还可以借鉴国际上的一些好做法,比如尊重嫌疑人的沉默权。
　　当然,允许嫌疑人说谎或者保持沉默,将增加公安机关的侦查成本,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技巧也是考验。据报道,面对攻击性强的、易怒的或者是沉默的犯罪嫌疑人,如何在合法的、不暴力的情况下获得他们的口供一直是国内警界头疼的问题。但不能为了取得口供,就伤害嫌疑人的权利。
　　允许嫌疑人撒谎,也是一种进步,但能不能有效落实也不容忽视。有学者感叹,当前中国法治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立法滞后、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再好的法律如果不去遵守执行,也是一纸空文。可资佐证的是,刑讯逼供尽管被一再禁止,但总有一些人充耳不闻,迷信暴力,如何让“允许嫌疑人撒谎”真正贯彻,尚需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