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公元前545年的邓析，年少时头脑灵活，聪明好学。成年后，曾任郑国大夫。他不但是春秋时期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是最早的职业法律人。无论是钻研法律、拟定法条、教授法学还是代人辩论，都曾有过他的身影。

擅长诡辩的资深律师

邓析生活的那些年，正盛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当时的社会根据两条原则办事：一条是礼，一条是刑。礼作为不成文法，以褒贬来控制贵族的行为。刑则作为惩罚措施，适用于庶人平民。无论礼与刑，当时正在经历一个从不成文法向成文法转变的过程。当时的郑国执政名叫子产，他将所有法令都写在牌子上，挂在城门口，称为“悬书”。热爱钻研法律的邓析总是喜欢站在城门下，研读法令。子产执政之后，听说邓析经常针砭法令，还常常“操两可之言，设无穷之辞”，从法令中找到种种漏洞，并解说给旁边围观的人听，听得人们时而哄堂大笑，时而点头称是。而官府的法令，似乎也变得不那么严肃了。

因此，子产不得不下令取消悬书，据时、据事立法颁令。相传，这种做法使执法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百姓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也增强。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但受到惩罚的百姓在疼痛之余，却无法抑制对法律的神秘和好奇，于是，就纷纷去找邓析询问。邓析便根据官府的每道决定、施行刑罚，为百姓解答法律问题。史书上记载道：“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除了义务解释法律的内容，邓析还代理诉讼，在公堂上帮助“当事人”打赢官司。据考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律师”。有趣的是，他的收费方式很特别，不收铜板，只收衣物。大案件收取一件外衣，小案件则收人家一条短裤。至于收了何用，则不得而知。由于邓析熟知法律，能言善辩，许多人因为他的出面而少受或免受惩罚，也有许多人因他的代理而打赢了官司。比如，《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洧河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了。有人打捞起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赎买尸体，但得到尸体的要价很高。于是，富人家属就来找邓析，请他出主意。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你的，别人是不会买的。”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对他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得尸者最终没能达到以尸挟制的目的，而这样的诡辩使得官府的法律没了用武之地。人们无论遇到多困难的问题，只需要去找邓析就可以找到解决之道。

名声很快就传开了。邓析家门口似乎变得比衙门还要热闹，申冤的、起诉的，人人都觉得可以从邓析这里得到权威的回答。《吕氏春秋》中说：“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就是这样一幕。案件多了，邓析接不过来，就打算开始收授门生。他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当时向他“学讼者不可胜数”，这恐怕是历史上第一位法学教师，也是第一位带学徒的资深律师。他教导学生，在进行诉讼前一定要设想各种可能，“虑能防于未然。”据说，邓析自己就是多疑多虑之人，凡事皆精心计算，故其辩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曾说邓析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

私立法典引来杀身之祸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邓析虽深得口碑，其私立法典的行为却招致了杀身之祸。子产见官员百姓凡事都去询问邓析，心中不悦。打算恢复当时在城门上悬挂法令之举，削弱邓析的权威。遂派专人铸刑书于鼎，公示郑国的法律。这一类似于编撰“法律全书”的官方行动，让邓析既欣慰又担心。邓析一直以来主张“事断于法”，即以法作为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而非所谓的“先王之礼”。然而他经过精心钻研，又觉得子产所铸的刑书处处是漏洞，便和学生一起编制了一部“邓氏法典”，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晋人杜预在注《左传》时说：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现在看来，邓析很可能是感觉到自己精力有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代理案件、有求必应;而且教导学生也需要一部严谨高明的教材，遂自己整理了他心目中的郑国法律。

这部《竹刑》经过他数十年的钻研和实践，较子产的刑书更为合理。许多百姓都援引其中的法条，来质疑子产刑书中的漏洞。史载：“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特别是在子产辞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大夫驷蟍原本权威便不如子产，法典又屡屡受到质疑，脸上更挂不住了。其他贵族趁机批评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并说他是“多事而穷功，欺世愚众”的“作伪之民”，说他是煽动惹事、扰乱民心的罪魁祸首，认为不杀他将来会成为祸根。于是，灾难也就降临到了邓析的头上。公元前501年，邓析被处死于城门之外。他死时，年仅44岁。

然而，杀死邓析并没有解决郑国法律混乱的问题。驷蟍终于无奈地承认，邓析所编制的《竹刑》确实比官方立法更为科学合理，更贴近郑国的实际，条款之间配合妥当，而不像子产刑书那样处处自相矛盾。史载：“郑驷蟍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尽管《竹刑》被认定为官方法律，它的作者邓析却已不能复生。对此，孔颖达正义云：“邓析另造《竹刑》，明是改郑所铸旧制，若用君命遣造则是国家法制，邓析不得专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书，书之于竹，谓之竹刑。驷用其刑书，则其法可取，杀之不谓作此书也。”也就是说，驷蟍并不是仅仅因为嫉贤妒能，也不是因为邓析所立之法造成了对子产法律的攻击，而为了维护子产而杀掉邓析。邓析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其以非官方的身份做了一件只能由官方进行的事——立法。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法律学养和逻辑思维，使这部竹刑分外完善出色，因而被大众所瞩目，更是具备了某种权威——这种民间赋予的权威和驷蟍所继承的法统直接发生了冲突，因此驷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可谓不得不杀。

然而，邓析仍然不因死亡而被人们遗忘。仅仅在他那个时代，就有许多史书将“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的事迹加以颂扬。一部好的立法，使他成为那个成文法登上历史舞台时代的明星。作为法律史上的一个传奇，邓析更是标志着法律人登上历史舞台，也标志着法学与政治之间合作博弈的历史之章，由此开启。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制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