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入宪：从推开窗到打开门

10月13日，在中国法学会为纪念82宪法实施30周年举行的论坛上，79岁的李步云是最年长的主讲者，不过，这位已经谢顶、打着红底蓝花领带的先生不喜欢别人悄悄叫他“老头”，“我生理年龄四五十岁，心理上也就三十多岁”。

他与郭道晖、江平被尊称为中国的“法治三老”，“四五十岁”正是他们助推新中国法治事业加速前进的年纪。

那个时候的李步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担任法理学研究室副主任。在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之前12天，45岁的李步云用一篇《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文章，为中国法学界突破理论禁区迈出了第一步。

“我的观点立得住脚。”李步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胆子大，不怕”。他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那里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左臂被炸伤，至今无法伸展。

接着，“胆大”的李步云又干了一件“捅马蜂窝”的事情。当他听同事说起“文革”期间，监狱里有的管教把饭撒在地上让服刑的犯人“舔干净”时，“非常生气”，《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就此出炉，刊登在197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

“罪犯也有权利”，李步云这篇呼吁保障人权的文章，在学界、政界和司法界引起强烈反响，一些监狱犯人更是“举着报纸要权利”。

著名法学家许崇德回忆说，“‘文革’使得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当时，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已被1975年宪法取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被取消；1978年宪法并没有完全消除它的影响，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

颁行新宪法已经势在必行。

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副主任彭真专门向中央打报告，提出这次修宪要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进行，获得了中央的批准。

许崇德记得，当时思想氛围空前活跃。宪法要不要写序言、要不要法官终身制等重大问题，都被提了出来。

那个时候，李步云刚被借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叶剑英委员长在82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代表党中央给82宪法定调”。

李步云就此与宪法结缘，一天工作16个小时，也不回家，就住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在1981年的一个半月里，他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10篇文章，其中对宪法提出的修改建议，很多被采纳了。最让他满意的，是82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前置，放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之前。

在外行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但著名法治思想家郭道晖却将之称为“至今都闪耀着光辉”的一个进步。这种位置的变化别有深意，表明公民权利是本，是高于国家权力的，国家权力不得侵犯公民权利。

其中，从第37条开始，连续3条都是关于公民人身自由、住宅以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

“这完全是‘文革’的教训，特别是因一些老干部亲身受到侵害而定的。”郭道晖统计发现，82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总共立了24条，比54宪法多出5条，比75宪法多出20条，比78宪法多出8条。

然而，写入根本大法的这些权利并没有让“人权”这个词在此后数十年里彻底“脱敏”。直到2001年，李步云在湖南办第一期人权培训班时，有关部门还是“建议最好不办”。

2003年6月13日上午，李步云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召开的一个修宪座谈会。

“当时，先请一位老教授讲，他不敢讲，有人就说，李老师你讲吧。”李步云一讲就讲了4条意见，其中一条就是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反对者认为，宪法中的第二章已经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的宪法也没有这么写。但是，李步云认为，这有利于消除大家“人权敏感”的顾虑，也能彻底消除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

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就亲历了一场“误解”。当时，他正在访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一位官员问他：“中国的宪法里为什么没有人权？”

“你错了。”徐显明回答说，中国宪法里公民有20多项权利，“比美国宪法里要多得多”，“如果你是说宪法里没有‘Human Rights(人权）’这个概念，那你再等等看看”。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赞成2863票、反对10票、弃权17票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其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认为是此次修宪的重大进步。

“我并不认为我是最优秀的，只是敢说话而已。”在10月13日的论坛上，李步云说，“我还会继续说下去。”

违宪审查：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

10月13日，在中国法学会举办的纪念82宪法实施30周年论坛上，关于违宪审查的话题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

首先抛出疑问的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他的问题是，为何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启动过违宪审查，“我们都知道这对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非常必要的”。

“接招”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他把审查违宪地方法规的工作形容为“鸭子浮水，脚在下面动，上面没有看出来”。

2003年3月，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遣送站被殴打致死。当年5月，3位法学博士以违宪为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

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曾评论说，孙志刚案与3博士“上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孙志刚案不是第一例，不是个别的，但3博士“上书”却是前所未有。

是年6月，另一位法学家李步云参加吴邦国委员长主持的一次座谈会时，直言不讳地提出：“能不能就收容遣送搞50年来的第一次违宪审查，将国务院制定的这个办法取消？现在3个公民上书，咱们不能不理睬，也不能回答说收容遣送是对的！怎么办？干脆来个50年的第一次违宪审查。”

之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国务院迅速废止。

这也正是乔晓阳所说的“鸭子浮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下设一个局级机构，叫“备案审查室”。如果地方性法规备案以后，经过检查发现了与宪法、法律不一致，这个机构会与他们沟通和交换意见，他们改了，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撤销程序。

可是，学者们觉得，这还不够，公众既看不到，也感受不到，宪法还是高在云端。说它“最权威”却常停留在嘴上，说它“至上”却不能写在判决中，甚至都没有成为立法时真正的依据，不时会有违宪的法规、规章和红头文件见诸报端。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把缺乏违宪审查的宪法比作“田地里的稻草人”，“鸟儿们在一次次成功试探之后再也没有了初时的惧怕，它们可以无所畏惧地踩在它的头顶上”。

韩大元插言，在德国，宪法却是一个会动的“稻草人”。其《基本法》第一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所有国家权力的义务”。这是10年来德国宪法法院的法官在判决书中引用频率最高的一条，也是德国人心目中国家的核心价值和社会共识。在柏林街头，有些商店会把宪法第一条醒目地写在玻璃门上。

在论坛上，这位宪法学家用一系列严密的逻辑，从各个角度证明违宪审查于宪法实施的重要性，但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最关键的那一步，迈了10年。

2002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有过这样的表述：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同时，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

韩大元在时间紧迫的发言中，连连表达着自己的困惑：“为什么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里，在几千人的会上专门讲的宪法问题，10年来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这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他痛心地说。这位宪法学研究会长常常告诫他的同行，不要用“搞宪法”这个词组。“不好听，是吧？”他说，“你要是真的‘搞’了宪法以后，就把它变成工具和手段了。”

当韩大元突然挥舞着一本小红册子说这是纪念82宪法颁布30周年的“礼物”时，这位严肃的法学教授引爆了听众当天的第一次笑声。

尽管发言时间被前面的同行压缩得所剩无几，但韩大元还是郑重其事地为这个小册子“打了个广告”。

“我们计划从现在开始，在任何一个会议上，以宪法学研究会的名义赠送这个文本。”韩大元说，他预设的第一期目标人数是10万。

这份礼物很普通，它只是1982年宪法和4个宪法修正案的文字“集锦”。但在韩大元看来，任何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都是首先从尊重宪法文本开始的。“我们应该印制一个建国以来最好的、精制的文本。”他的声音铿锵有力。

这是一位宪法学家为“树立宪法最高权威”而做的又一次努力。为让宪法这只老虎“长出牙齿”，还有更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