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经历，具有不可复制性，它既是一种磨难，

也是上苍赐予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祖母和祖父

祖母的特点就是喜欢说，喜欢唠叨，这样，肚子里郁闷、痛苦就能不断地渲泄出来，

因而作为老病号的她，得以90岁高寿谢世

感情笃深的祖父祖母

　　在我祖父年幼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这个家族已经开始衰落了，所以曾祖父就给他起了“鸿兴”这个名字，以希望家境能够兴旺一点。迫于经济压力，祖父在十二岁多一点时，就被送到上海城里一家工厂做学徒，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

　　祖母家姓蔡，原来也是一个小康人家，这从她名字“金英”中也能看出。但到她出生时，家道也已经破落，在她6岁时，就托人打听谁家需要童养媳。恰好我曾祖母和她们家素有来往，看到祖母尽管穿衣很破旧，但长相还很端庄，就收留了下来。没有想到的是，祖母后来不仅越长越漂亮，而且个子还超过了祖父。

　　祖母是否真心喜欢祖父，我不清楚，因为后来我问祖母这个问题时，她总是说：人家把我养大了，我能不嫁给他吗？不过，祖父却是真心喜欢祖母，一切事情都听从她的，非常宠她。

　　每年休探亲假时，不仅家务活全包，就是祖母的所有衣服也都是祖父洗的。这在重男轻女的那个旧时代，还是非常不容易的，足见祖父用情至深。

　　祖父原来在上海的一家香烟厂里做钳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每月收入为四个大洋，他说这点钱省着用，不仅可以养活全家，而且可以节省下一点，积蓄几年还可以盖间房子什么的。

　　我当时听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读了大学，接触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收入，知道当时北大一个教授的月工资收入是三百多大洋，讲师几十块大洋，就是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临时工，也有八块大洋的收入。这样一比较时，才知道当时知识分子的收入是多么高啊！相形之下，工农联盟家庭的经济境况只是可以解决温饱而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祖父还在上海。过了两年，就业形势不好，我父亲找不到工作，祖父就将自己的工作岗位留给了儿子，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天津。从此，一直到退休，他就孑身一人，远在天津工作，几十年来上海、天津两地奔波，人很辛苦。

　　祖父由于工作努力，表现突出，也担任了厂里的一点小职务。一边工作一边读夜校，文化水平大概达到小学四年级吧，可以给祖母写信了。但因为祖母不识字，故写来的信，都是由母亲、婶婶看后转述给她听，我们孙辈上学后，就由我们代看代述了。其他内容不太记得了，第一句话是记得很清楚的，就是“金英吾妻，你还好吧……”

热情的祖父和病弱的祖母

　　祖父个子瘦小，但精力充沛，性格豪爽，为人热情，极讲义气，所以朋友一大帮子。他的热情可以用一件小事来说明。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带着我到镇上，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他的身体像子弹飞出去一样往前飞奔。等我反应过来时，他已经奔出去了二三十米。仔细看时，原来前方有一个人推了一辆自行车上桥，自行车上装满了东西，很重，快到桥顶时，推不上去了，僵在那里，很是危险。祖父奔过去就是要帮助他推自行车。

　　祖母原来身体还行，但可能干农活太过于辛苦，到四十多岁时身体就垮了，每天都要吃中药，田里农活也干不了，只能做一点轻松的家务活。祖父尽管宠爱她，但一年也只有十几天的探亲假，平日照顾不到她。她的生活孤寂、心情郁闷这是常有的事。

好在她性格开朗，喜欢唠叨，积压在心里的苦恼能够及时渲泄出来。我读大学以后，每年暑假、寒假在家里看书、写东西时，她就坐在我的身边，和我唠叨家里和村里的事，一件事也许要说上几十遍、上百遍，也不管我是否在听。上下午各唠叨一遍，完事后就心满意足地去忙她自己的其他事了。正是这种外向的性格，祖母最后也活到了90岁的高寿。

我的父亲

懦弱的父亲和坚强的母亲，在23年的分居期间，

每年在一起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14天探亲假。

下放回到农村

我父亲小时候，因为身体单薄，干不了农活，到16岁时，祖父就把他接到上海城里，跟着自己学钳工，当学徒。快学成时，刚好赶上上海解放，台湾的国民党和西方列强对中国内地实行封锁，城里工作不好找，祖父就把自己的工作岗位让给了我父亲。父亲成家后，在上海厂里工作，母亲在农村干活，倒也太平了几年。

但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城里商品粮不够吃，农村第一线的劳动力又不够。到1960年前后，不得已国家开始实行减员简政，动员部分在农村有家属，人民公社有地耕种、有农活可干的在职工人，尤其是党员积极分子，带头回到农村劳动。

这一政策从1960年起，中央开始酝酿，到1961年开始实施。1961年全国减少了城镇人口1300万，1962年，又继续减少1300万。其中，除了部分家属之外，70%以上都是在职职工。当时政府决定，1958年以后新进厂的工人就是重点动员回乡的对象。父亲虽然不属于这一类，但因为我们老家在农村，祖母和母亲都在乡下，所以厂里的领导就不断地动员父亲回到乡下去。

当然，这种回农村，即使在当时也是自愿的，并不太强迫。如果当事人坚决不同意，领导也没有办法、不再强求。当父亲第一次领了表格，和我母亲商量时，母亲没有同意，主要理由是父亲身体单薄，人又瘦小，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不适合在农村生活。而他的钳工技术，在厂里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八级工，这是工人中最高的技术级别了。母亲说，工厂才是你的家，你不要回来。

没过几天，厂里的书记、厂长又做父亲的工作，说你是中共党员，又是厂里的工会主席，你应当带头响应上级的号召，回到农村。实际上，我们几个领导也都报名了，我们也都要回到农村去了，你考虑一下，带个头吧。父亲想想，书记、厂长都报名了，自己再不报名，显然不够积极，与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不符合。所以，就再次去报名，领了表格。这次他吸取教训，不再和母亲商量了。等到母亲知道，父亲已经办完了全部手续，由厂里派人送回乡下了。

“一点农活都不会”

母亲为此事大哭了一场，也大闹了一场。但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办法。回到农村后，果然不出母亲所料，父亲一点农活都不会干，不仅身体吃不消，而且也没有挣到多少工分，我们姐弟三人都在读书，开支不小，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后来母亲打听到，父亲厂里的书记、厂长，并没有下乡，厂一级的干部里只要有一个名额下乡，上级下达的下放任务就算完成了。而父亲作为工会主席，也可以算作厂级干部。得知这事后，母亲更生气，经常和父亲吵架。而父亲人很懦弱，只是拿个小凳子，默默无语地坐在墙角里，听着母亲数落，从不回嘴。

母亲事后和我说，她和父亲此后经常吵架，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她主要怪父亲在这么大的事情上没有和她商量，而且人实在是太老实了，没有一家人如何过日子的观念。父亲轻易放弃城里工作，回到农村，让祖父也很失望，因为祖父去天津工作，就是为了让我父亲在城里有个工作，不致失业，可不曾想到最后还是丢了工作。

当然，母亲吵架归吵架，内心还是很心疼父亲的。看他实在无法胜任农村的劳动，就建议父亲发挥所长，以钳工技术，做些手艺活，如自制煤油灯出售，帮乡亲邻居修理铝锅，磨剪刀，修理钟表，等等。这样，父亲就挑起了担子，走街串巷，揽些小修理的活儿。挣到的钱尽管不多，但比单纯干农活要好许多。

但这种日子毕竟辛苦，家里经济也不见有大的起色，所以当1962年国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后，上面下来政策，说像父亲这种“下放工人”，在国家建设需要招工时，可以优先照顾。说是这么说，由于父亲太老实，从来不肯去找生产队和大队领导说自己的事，故一直也没有机会重新回城再就业。

拖到1963年，当时下来了一个去青海军工企业（保密单位）的招工名额，一方面政治要求极为严格，一般的下放回乡工人都不太符合这些条件，另一方面许多人嫌那里实在太远，太艰苦，不太愿意去。这样，大队上想到了父亲，把他报了上去。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父亲终于离开了让他伤心、郁闷的地方。

父亲的企业，因为是保密单位，所以写信、寄东西等，都是用多少号局、多少号信箱，我们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过了两年，父亲又被调往四川广元的深山沟里的一个军工企业工作，联络方式也仍然是一串阿拉伯数字的单位地址。亲戚们有时好奇，问他在里面做点什么，是什么工厂，他严守秘密，从来就不说。一直到他去世时，有一次我无意中讲起此事，他仍然不吱声，只说了一句，我向组织上保证过的，永远不能说。

父亲的艰辛和爱

父亲身体尽管单薄，但原来体质还是可以的。然而，可能长期在深山沟里工作，新鲜的蔬菜吃得少，因为缺少维生素或其他因素，到50岁时，他的健康状况就直线下降，又是冠心病、又是肠胃炎、还有肺气肿。1985年，父亲55岁，终于等来了可以办理病退的机会，回到了上海。此时，我已经留在华东政法学院工作，弟弟也已经考上了第二军医大学。本来指望父亲可以安享晚年，不幸的是，退休才过了5年，父亲就因患癌症去世了。

每每想到父亲1963年去青海，1985年病退回到上海，和母亲分居长达23年，每年只有14天的探亲假可以和家人团聚，年纪不大又离开了我们，真的是很辛酸。他在广元工作时，回上海的火车要走两天两夜，软、硬卧票不用说了，就是硬座票都是没有保证的。有几次他是一路站了48个小时才回到厂里。但他对此从来没有发过牢骚，总是说，比他还苦的人世界上多得是，他并不是最苦的。

父亲去世后，我和弟弟也曾推测过，父亲做的可能是我国核试验的工作。因为不仅是父亲，他的几个同事，也是在退休前后55到60岁之间去世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注意到报纸上的报道，说四川广元的山沟里，有核设施企业。当然，这只是推测而已。即使父亲在这一厂区里工作，他自己也未必清楚。

父亲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性格又很懦弱，总是受人欺负。但他人非常聪明。他在工作之余，就会画一些人物肖像，贴在墙壁上，自己欣赏。我记得即使他被下放农村、人生最为落魄时，也没有放弃这一爱好。他画的刘邦、项羽和韩信等，贴在墙上，栩栩如生。可惜的是，老家动迁时，这些画都没有能够保留下来。

父亲一生最感自豪的就是我们几个儿女，我是学法律的，弟弟是学医学的，姐夫当时是农村里的干部，后来也出去读了大学。父亲不善于表达情感，但每次我看到他时，从他满眼的爱意，我已经读懂了他感情的全部。

反抗旧中国的思想根基

父亲生前尽管吃了不少因为老实处事而带来的苦，但他从来不怨政府、不怨他人，这主要源自他对新中国的认可。他一直认为新中国比旧中国要好上许多倍，尤其是在社会秩序上。在他不多的话语中，曾和我多次讲起过他的堂姐，即我的堂姑的故事，让我知道了他厌恶、反抗旧中国的思想根基。

20世纪40年代初，父亲当时十来岁，上海郊区的社会秩序是很混乱的。当时不仅有日本军队驻扎，汪伪军横行，就是土匪欺压老百姓的事，也不绝于耳甚至是骇人听闻的。我的堂姑，长得非常漂亮，嫁给一姓张的小康之家。堂姑父的妹妹15岁那年一次出去赶集，被我们那里的一个土匪头目“小大班”看到，当天晚上就拿了手枪，跑到张家，把她给奸污了。

堂姑父和堂姑出来阻拦，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惹上了更多的祸患，年轻貌美的的堂姑反被“小大班”盯上了。第二天晚上，“小大班”又带了几个人来，强暴了堂姑。堂姑夫上去阻拦，被“小大班”手下的人打成重伤，落下了终身残疾。

父亲每讲到这里，总是说，在那个年代，稍微长得端庄一点的姑娘，一般一个人是不敢在外面走的，也不敢抛头露面，而现在新社会，真的是太平多了。你看你姐，长得漂亮，队里有几个小赤佬（男青年），曾想到我们家的后窗口偷看她洗澡，被你母亲发现，出去一顿臭骂，下次再也不敢来了。可能父亲的这种经历以及认识，正是支撑他承受了诸多人生磨难和痛苦的力量，也是主导他坚持热爱新社会的思想信念吧。

想念我的母亲

母亲留下的照片不多，这是仅有的一张母亲和我及女儿的祖孙三代合影，

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但仍给人以非常温馨的感觉

坚强的母亲
　　 和父亲比起来，母亲的个性要坚强得多。她出生于1929年，比父亲大一岁。母亲的特点首先是心肠特别热。生产队里的人，不管是哪一家，遇到点什么困难，只要她能帮得上忙的，她一定会想方设法帮助人家。当时的农村，和现在一样，粮食、蔬菜等不太缺，最缺少的是现金。人民公社实行工分制，平时干农活，每天计工分，到年终计算一个工分折合成多少钱。因此，家里如果没有人在外当工人，平时里遇到小孩上学、老人生病等，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比较窘迫，只好四处借钱。
　　虽然我们家也不富裕，但当别人问母亲借点钱时，她二话不说，只要手头有，都是来者不拒，立马就给人家。即使有人借了以后还不了，或者“忘记”还了，她也不太在意。“只要别人求我，头当夜壶也肯”（就是“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意思），这是她经常对我们讲的一句话。正是母亲的热心肠，赢得了别人的尊重。母亲的言行，也教育着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有真诚地不断帮助他人，才能体会到幸福。
　　母亲的勤劳，也为当时生产队里的人所称道。由于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我们姐弟三个都由她一个人抚养带大。母亲每天一早起，先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挣工分，收工后在家里的自留地上种菜种杂粮供应每天吃的，天黑后回到家里，还要张罗着为我们三个孩子做家务，日子过得很是辛苦和艰难！然而，正是她的辛勤劳作，才有了我们三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母亲用自己的行动，无声地启迪着我们：一个人只有勤劳地工作，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母亲的缺点是性子很急，当然，脾气也不好，看着不惯的人和事，就喜欢说，有时甚至还要骂人。这样，就出现了本来因为乐善好施，弄得好好的人际关系，被她这么一说、一骂，反过来又闹得很僵。事后她虽然很后悔，但脾气总是改不了，下次遇到这类事时，骂人的老毛病又会重犯。这种情况，直到我们三个小孩慢慢长大以后，才有所缓和。

永记母爱
　　后来，政府要修建上海市区通往浦东机场的龙东大道，我们村就被征用，社员们没有了土地，母亲就和大家一起，享受政府所给的生活补贴，她和邻居们没有什么事干了，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了，就经常在一起搓搓麻将，聊聊天，过去的不愉快也都烟消云散，老人们的关系倒真的变成其乐融融了。
　　或许因为青壮年时期实在太辛劳了，以至于上了年纪后，母亲患了帕金森病，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但她仍然坚持着与疾病抗争。直至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她瘫痪在病床上，不仅无法起来，而且身上还有三个碗口大的褥疮，有一个褥疮甚至已经烂至骨头，天天折磨着她。每天换药时的疼痛，我们在边上看着都无法忍受，而母亲却极其坚强，从来不叫唤，也从不呻吟，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2009年母亲去世，与先她而去18年的丈夫、我的父亲在天国相聚了。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一辈子在黄土地上劳作、耕耘，别说没有上过电台、电视台，就连片言只字也没有留存在报刊杂志上，就这么静悄悄地走了。中国极大多数的劳动妇女，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在为中国的建设、繁衍中华民族的后代，而辛勤地劳作着，母亲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我想，谨以此小文，献给母亲，以及所有的中国劳动妇女，你们的贡献，我们，你们的子女，都是铭记在心的。

（节选自《火红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