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归来，林毅夫一口气推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解读中国经济》、《繁荣的求索》、《本体与常无》和《从西潮到东风》五本著作，全方位地总结了他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的思考与感悟。
但或许让林毅夫没有想到的是，回国没多久，对于他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议便扑面而来。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他一些诸如“市场经济需要有为的政府”、“中国未来二十年还具备8%的增长潜力”的观点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对此，林先生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表示，在经济发展上，西方实际上没有一本真经，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未必就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我们讨论问题时，不能被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束缚住”，“与其简单讨论说政府干预好还是不好，还不如去总结哪些地方政府干预过度，哪些地方不足”。
林先生强调，“我注重的也不是中国的特殊做法，我总结的是中国发展成功与失败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与失败经验背后的一般道理。”
《新结构经济学》一书的写作应当和您过去几年在世界银行的经历很有关，您在书中对于过去几种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似乎作出了不少反思？
林毅夫：从二战到现在，五六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人均收入能够跟美国的人均收入相比缩小达到10%或者更多的，全世界只有二十八个经济体，而在这个二十八个经济体当中只有十二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或者是石油输出国，也就是说，全球两百多个国家中，经过六七十年的努力，除了少数几个原来就是发达国家现在还是发达国家之外，绝大多数的国家一直陷在低收入水平的陷阱，或者中等收入水平的陷阱中。关键的问题是这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二次大战以后这几十年没有努力，其实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为什么进行了那么多努力，没有办法真正实现加快经济增长呢？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以前，长期的平均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在2%，如果六十年的时间缩小不了十个百分点，那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一般也就是2%，3%都达不到。
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常常说思路决定出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目前主流经济理论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国家的政策实际上是受到主流理论的影响，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也受到主流发展理论的影响。从发展理论来讲，我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从二战以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主要是与产业跟技术有关。发达国家收入高，代表劳动生产力水平高；劳动生产力水平高，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先进的产业和技术。因此从二战以后，主流的发展理论都去研究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拥有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当时得出的看法是市场失灵，提出了结构主义，认为按照市场配置资源，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现代化的产业，所以就推行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由国家主导发展产业，在思路上面其实跟中国五十年代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思路是一样的。
那样的政策推行了三十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普遍都出现了早期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五年十年过去以后，从拉美到亚洲和非洲，就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危机频仍发生，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第一波政府干预主张的失败催生了一股新的经济发展思潮，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流的发展理论就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失灵。当时的判断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好，就是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多政府的干预，政府失灵，导致各种扭曲，带来各种缺失，资源配置的效率非常低。因此当时的思路是根据新自由主义，提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组合，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配套改革，以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但是实际推行的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平均的经济增速反而低于六七十年代，而且经济发生危机的频率还高于六七十年代，所以有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二十年称为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世界银行在2008年发表了一份《增长报告》，这份报告是由两位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和罗伯特·索罗领衔，组织了二十多位来自发展中国家负责过政府实际工作的学者成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包括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在内的十三个经济体，它们在二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平均增速维持在每年7%或更高。这份报告的研究发现这十三个经济体，他们的政策基本上都跟当时主流的理论不相符合。比如说亚洲四小龙，五六十年代的主流理论主张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以发展大规模的重工业，四小龙推行的是出口导向，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小规模产业开始，积累了资金技术后，再逐渐往现代化产业发展，是一步一步升级而非赶超的，他们成功了。
再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学界普遍有一个看法，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的经济是双轨制经济，推行市场化改革就应该一步到位。可现在发现，想一步到位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表现很差，推行被认为是最糟的双轨制的国家经济反而发展得好。七十年代的毛里求斯，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有越南，后来像柬埔寨、老挝，这些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转型中国家推行的都是双轨制。
有种说法是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3.0版本。
林毅夫：正是因为前两波的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有相当大的问题，我重新回顾总结了工业革命以来各个经济体发展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发展思维的3.0版。我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等经济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我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目的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界重新把结构的问题作为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来对待。
我主张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中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不同的，以及结构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是结构主义，这个思潮相当大程度是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不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的问题，为了区别于结构主义我才加上了个“新”字。这一点像诺思把他的研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因为美国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别，他也加了个“新”字。
我觉得现在国内的学界非常需要进行一些理论的反思跟理论的创新。首先，目前的宏观理论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基本没有预测到，也想不出好的办法解决，目前的宏观理论基本上都是以国别经济来研究，但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基本束手无策。发展的问题更是如此，二战后发展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之后，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但还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可以有效地指导发展中国家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还是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如果自己没有比较有效的理论作为政策的参考，只是简单地拿现在的主流发展理论，或者随便一个西方理论做参考的话，可能会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标都不治。所以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言，非常需要对现有的理论进行反思，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成功跟失败的经验中总结出新的理论，以解释过去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对于中国至关重要。
第二点，现在普遍的看法是2020年左右，甚至在这之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在与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合过程中，必然会有矛盾、冲突，对于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以及国际经济秩序必须怎么重新安排等，都需要有理论做支撑。比如说，在2003年国际贸易不均衡开始显现，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的金融货币政策，可是当时国际的理论界和舆论界认为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引起的。如果大家能够深入研究这些问题，那么，就像我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没有深入研究问题，根据现有的理论，我国成为替罪的羔羊，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国际谈判桌上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办法跟西方平起平坐地讨论这个问题。理直才能气壮，否则我们会处处被动。
我们只有独立研究，进行理论创新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才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当中化被动为主动，在国际谈判桌上主动出牌，提出一个对方在逻辑和经验上没有办法反驳的理论，才能为中国的快速崛起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在国际上扮演建设性的角色。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华民族的复兴本身就包含着理念、理论、思维，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世界更好地解决各种问题，只有这样才算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现在的发展理论普遍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主，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一直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这些经验发展中国家不能不了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一样，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来制定政策的，没有成功的先例。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和其他成功崛起的国家背后的道理研究清楚，这些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来的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借鉴作用。
我最近出了一本方法论的书叫做《本体与常无》，基本上是说我们必须放弃过去的一种思维。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都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到那里学会真经拿到国内来用，这是让一个国家现代化一个国家富强的道路。但是西方实际上没有一本真经，因为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断地在变，也就代表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发达国家，不然他怎么老是在变呢！而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更是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都没有办法保证在发达国家“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那怎么能保证这些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因此就必须要有一种“常无”的心态，抛开任何现有的理论，深入研究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才能提出真正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真正掌握机会的理论，才能据此制定出真正与时俱进的有效政策。
中国在发展方面的经验有推广的意义么，体制太不一样了。
林毅夫：这个取决于你怎样来总结中国的经验。比如我们上面说的那十三个包括中国在内的高增长的经济体，他们成功的经验就不只是市场经济这么简单。首先他们当然都是市场经济；第二他们都是开放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发展经济；第三他们都实现了宏观上的稳定；第四都是高储蓄高投资；第五，他们都有“有为”的政府。
为什么说要一个有为的政府？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有竞争力，要素禀赋一定会积累得非常快，产业就会相应地升级，在升级过程当中必然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克服过程当中的外部性跟协调的问题。
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对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支持，即使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在产业升级跟技术创新上面，政府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他们通常采用四个政策，第一是专利，第二是对基础科研的支持，第三是政府采购，第四是行政指令——十年之后，希望某种技术的使用达到多少的比例。在这四个政策当中，除了第一项是事后的，不对产业进行选择，其他三项都是需要事前选择产业的。比如说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在资金有限的时候，并不是申请的项目都批准，支持的项目不是随机决定的，必须事先判断哪些项目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比较大的贡献，这就要求政府是有为的，而非放任自由的无为的。
我需要指出的是，我不主张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说法，我注重的也不是中国的特殊做法，我总结的是中国发展成功与失败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与失败经验背后的一般道理。
近期很多对您与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议主要是集中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认为过分强调了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应该怎么说呢，对接受政府不应该有任何作为的新自由主义的人来说，我的主张就被认为是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了，但是，对接受结构主义的学者来说，我的主张可能会被认为是过度弱化政府的作用。在国内由于过去政府干预过多的地方很多，因此一谈到政府就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情形。我国推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产生了很多问题，这样就很容易导致矫枉过正，认为一切问题都是政府造成的。这不仅是中国，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整个国际经济学界都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是由政府失灵造成的。
我知道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都是市场的功劳，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可能还会更好。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三十年的发展速度已经很快了，难道没有政府，还可以更快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巨变后的俄罗斯和东欧，看一下拉丁美洲，他们在奉行了新自由主义以后，表现是怎样的。政府的干预都退出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得还是不好。就中国来说，难道政府退出之后，我们能达到比9%更快的12%的增长速度吗？而且，存在于我国的腐败、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和我国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讨论问题时，不能被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束缚住，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现在国内的讨论，必须避免像国外学界一样，比如说从二战以后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学界基本上全盘接受政府干预，然后八十年代以后全部反对市场干预。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政府有一些地方当然是干预过度的，是要退出的；有些地方还是不足，需要加强。如果学界的讨论，认为政府干预都是失误的，导致的结果实际上一定是造成发展过程当中很多协调的问题跟外部性的问题不能解决。而且政府不干预也并不代表政府就不会去干预，因为有所谓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反过来还是会左右政治的。有时不干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结果，以美国来讲，金融自由化放松监管，是减少政府干预，谁推动的，华尔街推动的，这种不干预对华尔街最有利，但付出的代价是美国和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对此我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做了一些细致的回顾和分析。
与其简单讨论说政府干预好还是不好，还不如去总结哪些地方政府干预过度，哪些地方不足。
有种说法将新结构经济学概括为“强政府加强市场”。
林毅夫：不能这么说，不是简单的强或是弱，这是一个如何各得其所的问题，该发挥市场作用的地方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该政府起作用的地方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该强的地方强，该弱的地方弱。因为“过犹不及”。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不发挥，那是“不及”；不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乱发挥，那就是“过”。
在政府的作用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希望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结构主义的“过”之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不及”之过。
您在谈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事实上不太谈国有企业。
林毅夫：我最近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谈的主要是政府如何根据本国比较优势采取正确政策体系按照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应该都能由民营经济来发展。
关于国有企业，我在《解读中国经济》以及很多年前在上海三联出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做过不少讨论。我认为，对于一个大型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竞争的环境，如果没有竞争，就算是私营企业，也是无效的。俄罗斯在私有化以后，对八大垄断集团的补贴比原来国有时还多，就是一个例子。
我把现存的国企分为四类。一个是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缺乏自生能力的，只要让它存在，政府一定要保护。对于一个需要保护补贴的企业来说，很难说国有的、私营的哪个更优越，因为企业可能利用缺乏自生能力为口实不断要保护补贴。比如说国防产业，在欧洲是国有的，在美国是私营的。很难说美国的国防产业就比欧洲的有效率。既然一定要补贴，那就要加强监管，而对于监管来说，实际上，国营和私营差异不大，并且从寻租的积极性说，国企可能比私企的要低。
第二种，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钢铁产业、汽车产业、装备制造业。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所有权和经营权必然是分离的，重要的是竞争的环境。大型的私企，所有者和经营者不是同一个人，既然国企私企的经营者都是代理者，很难说私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日产汽车是私营的，法国雷诺是国有的，如果国有天然不具有优越性，怎么会私营的日产反而破产了，被国有的雷诺收购了？我当然不是说，私营的一定不好，国有的一定好。我只是说，所有制的因素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没有像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的小型企业那么重要。在竞争的环境下，如果国企跟私企相比更有优势，那就把私企收购掉，反之亦然。
第三种，已经太老化，已经变成夕阳产业了，在这种状况下，它应该转产，对于很多老国企来说，有人力资本的优势，比如说重庆嘉陵，四川长虹，它可以凭借人力资本优势顺利军转民，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私有化？
最后有一种可能性，是完全不符合比较优势，非常老化也没有人力资本的优势，这样的国企那就让它破产好了。
我从九十年代就提倡这个，我们的改革也基本沿着这个思路进行，不是说哪种体制一定有效。当然，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控制了太多垄断产业，那就必须退出垄断呀，而且要加强监管。但是，退出不是私有化啊，让那些垄断产业私有化后，那些私营老板难道不会加强垄断吗？所以关键是营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打破垄断。
中国的比较优势要得到充分的发挥，政府应该起到哪些作用，或者说，不要起到哪些作用。
林毅夫：我们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推行的是双轨制，有很多应该退出的地方政府没有退出。在经济转型的早期推行双轨制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短期内强行要求政府退出，会造成两种可能。一个是国有企业大面积破产，可能造成城市30%-40%的失业，有那样的失业，一定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除非像东德那样获得西德的援助，中国到哪里去找像“西德”这样比自己大几倍的经济体来援助？况且，东德的经济在转轨以后一直摆脱不了停滞和萧条。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完全市场化之后，为了防止大型企业破产，国家继续给予各种隐性的补贴，这种补贴甚至比在过去还要高。所以，双轨制在当时的时代环境是有效的，补贴也是必要的，保持了当时的稳定和增长，但是它带来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个问题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我做了详细的分析。
1979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连非洲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资本极端短缺，现在我们已经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了，很多当年不具备比较优势、需要国家补贴的产业，现在实际上已经具备比较优势，企业已经有自生能力，已经不需要给当年的补贴，它们已经很有竞争力了，比如像汽车产业，装备制造业。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把双轨制的扭曲取消了，这样那些关于收入分配不平均、消费比重下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即使让市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没有作用了，因为在产业升级的时候，还有很多靠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才能顺利进行。比如说，产业升级的时候，有些基础设施必须改善，有些金融制度必须完善；另外，产业升级的时候，必须形成产业居群才有竞争力，地方政府若有支柱产业的政策，产业集群就容易形成；还有，对先行者必须有一定的激励，否则就没有人愿意当先行者。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在其他经济发展不如人意的国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在这些领域政府作用的“不及”。拿智利来说，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几十年来还是在卖鱼、猕猴桃和矿产资源，为什么没有新的产业出现？因为像基础设施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去做。
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现在主流经济学界都爱说要转向消费为主。但您却仍然认为现阶段还是需要以投资为主，才能追赶发达国家，这似乎也引起不少争议。
林毅夫：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目标还是手段，增加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增加消费也是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结果，但是消费绝对不能作为拉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手段。消费增长必须以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前提，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主要来自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技术的不断创新跟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没有投资绝对做不到。投资以后，生产力水平提高，增加的收入即可以用来支持投资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
因此我们在表述上面不同，如果说，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我同意是消费，发展的目标是生活的改善，福利水平的提高，那都是跟消费有关的，如果发展得好，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是国内现在许多人的说法是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是绝对不能提的，非常危险的，而且连发达国家也不能这么提。
以增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GDP似乎也会增加，但问题是，这个消费是一次性的，到了下一期就没有了，经济如何维持持续的增长？另外，我国当前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不合理，解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不是靠消费增长。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确实是消费的比重比较低，但是比重比较低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合理，而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一系列要素市场的扭曲所导致的，靠二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来增加消费，这样还是治标不治本。
说起继续加大投资，很容易让人想起争议很大的“四万亿”，按照通常的说法，政府投资的效率比较低呀。
林毅夫：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要缩小和赶上发达国家必须依靠投资，但我并未如一些人断章取义的那样，强调以“政府”投资为主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些地方的确需要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政府的投资主导。基础设施的改善，到底是民间的投资好，还是政府的投资好？国外在华盛顿共识盛行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但是实际的结果是，如果没有政府积极的参与，除了少数几个收费容易的项目如移动通信以外，在基础设施方面民间普遍是不愿意投。拉丁美洲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是比较彻底的，但是拉美的交通基础设施三十年了没有任何改善，到处是瓶颈。从这些经验事实来看，我们不能用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的方式认为政府做的一定是错的，这个大家的观念必须改变，我们应该说哪些地方政府投资是需要的，在哪些地方是做得过多的。
能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政府投资的效率一定比较低？我觉得不见得。因为过去的历史经验都是在错误的指导之下的，都是在赶超战略指导之下的政府投资。反过来讲，如果基础设施不改善，就会出现瓶颈，在这种状况之下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怎么会低呢，消除瓶颈的回报率投资会高，数学模型也可以证明，实践也可以证明。
我们从1979年到199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6%，二十年的9.6%增长在全球已是史无前例了。当时国内学界和国外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再维持9%的增长。而实际上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实现了年均10.8%的增长，比9.6%还高一点二个百分点。1998年以前，只要是两位数的增长一定伴随着两位数的通胀，比如1987、1988年通胀达到18%，1993、1994达到24%。而我们后面这十年呢？经济增速比原来高一点二个百分点，通胀最高多少，5%，这个怎么可能呢？这就和1998年那一轮的宏观调控当中政府对很多交通、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关，解除了中国增长的瓶颈。
同时，在1998年的时候政府的负债大概是GDP的25%，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的负债占GDP的比重达到36%左右，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降到了23%了，在这些事实面前说政府投资回报率一定低，从经验上来讲是不成立的。
您最近说，中国未来二十年还具备8%的增长潜力。很多人都认为您太乐观了。
林毅夫：对于8%的质疑，无非有三点。一点是说，中国已经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是史无前例了，继续再这样高速怎么可能？第二个是说，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接近一万美元了，许多高速发展的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以后，增长的速度都放缓。最后一点说，中国目前面临很多体制性的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不公等等。
先说最后一点，我说的8%是潜力，这些体制性问题都不影响潜力啊，这些问题当然很重要，但影响的只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个潜力。有多少潜力，和能不能发挥这个潜力，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再说第二点，接近一万美元，就一定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么？高速增长潜力的决定因素是后发优势有多大，德国和日本在人均收入一万美元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其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当时美国的三分之二，和当时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接近了，代表没有多大后发优势了，当然要告别高增长的阶段。但现在同样是一万美元，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所以，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也可以顺便回答第一个问题。未来还能不能实现高增长，不在于过去发展得有多快，而在于现在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哪一个发展水平。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目前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亚洲四小龙在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在这样的水平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维持了二十年8%-9%的年均增长，所以，我们后发优势的空间还很大，我们未来二十年还有维持8%增长的潜力。
要挖掘这个潜力，一方面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现在有什么阻碍？一个是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很多体制性问题，有很多扭曲，资金和资源的价格人为压低，存在这些要素价格的扭曲，就会过度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超过我们的比较优势，这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问题，社会的不满，影响我们潜力的发挥。所以要完善市场体制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
另外，政府必须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基础设施的改善，金融体制的完善，这些都是政府必须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地方，而且需要对创新有更多的支持。如果能这样，我们发挥潜力，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