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非法性的幽灵正困扰着美国的学者和政客们。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们担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认为当前的民主是虚假的——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投票箱前进行着不真实的选择。因此，“人民的意志”这种惯用语现在仅仅意味着“有待兑现的支票”。在开国者的时代，政府是非常精简和高效的。但是，近70年来政府却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强有力，看起来越来越难以控制。实际上，我们拥有的只是利维坦式的民主（Leviathan Democracy），而不是共和主义的民主。虽然美国政府仍然具有传统共和主义政体的形式特征——候选人、选举、国会活动以及穿着黑黑的长袍的法官。但是，这些虚假的形式只能给那些在官僚主义政治的十字路口上困惑的公民提供极少的安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公民并不了解这个压制他们的制度。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的议员的名字，也不知道参议员和众议院议员的任期以及《权利法案》旨在保护什么。2002年国会选举后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少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知道“共和党在选举前控制着众议院”，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叫不出最高法院的任意一个大法官的名字，几乎60％的美国人叫不出联邦政府的内阁部门的名字。由于选举人并不知道他们的统治者在做什么，所以统治者在增加新的税款或罚款时，也就不用宣称他们遵循了人民的意志。因而，政府行为可能不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成为旧时代的剥削和压迫。至少对那些认为政治还有潜在的进步空间的人来说，整个事态看起来有点不合适宜。

民意测验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信任政府，而学者们已经找到一种能够赋予利维坦式的民主合法性的“圣杯”——“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协商民主是学术界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

一、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

虽然不同的人对协商民主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思路——那就是我们能聚集起来学习如何参政议政。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公民都能使用“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审议或协商当今的重大问题，那么政府的政策将能够获得新的合法性，而且华盛顿也将能重新得到公民的信任。

协商民主受到名校教授和社论作者的欢迎。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之一，被誉为追求协商民主的远见卓识者。他在他的最新的畅销书《无畏的希望》中公开宣称，宪法中所有“详尽阐述的机制——权力分立与制衡、联邦主义原则以及权利法案——都是为了把我们带进一场对话即协商民主中来，而所有的公民都需要参加协商民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以测验一下他们对外部现实的一些看法、说服其他人接受他们的观点并建立一种偏好转换的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奥巴马的评论是华而不实的，覆盖了协商民主出现时的真实情景。他的评论也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提及政府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运作的。许多公民都无法检验自己对客观事实的看法，而且大多数人都不再呼叫一个访谈节目或在电话中大声喊叫以便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艾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在他们1996年出版的《民主与分歧》一书中宣称，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应该由对诸如以下问题的崇高的争论构成：堕胎是否应该是合法的、是否应该提供福利、是否应该强行制定种族雇佣配额。据古特曼和汤普森所言，“在当今美国民主面临的挑战中，没有比道德分歧更严重的了”。对协商民主的倡导者来说，同性婚姻也许是最突出的时代问题。讨论能解决一切；“协商不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种决定我们在道义上必须采取何种方式来追求我们共同目标的手段”。古特曼（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在1993年写道：“协商民主使由协商程序产生的集体决策获得了合法性”。古特曼和汤普森还提出公民应该同意遵循一定的协商原则，他们指出：“这将能促进对公共论坛中的公共政策的是非曲直问题展开广泛的道德争论，从而实现达到暂时的道德一致和保持相互尊重的目的”。

“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的关键。但什么是公共理性呢？学者们说法不一。维吉尼亚大学的法律教授迈克·施瓦兹曼（Micah Schwartzman）在他的论文《公共理性的完整性》中揭示，“公共理性的目的并不是想要结束合理的意见分歧，相反，它提供了一个有关价值和原则的合适框架，公民在这个框架内或许能解决他们的道德分歧和政治分歧”。他还强调，“公共理性的不确定性比它的非决定性更少有共同点…而且第二层级的决策策略也许能使公民应付那些不确定性的情况”。弗雷德·褔劳豪克（Fred Frohock）教授——《公共理性：自由主义国家的仲裁者》一书的作者，对公共理性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强调“基于主题和参与者两个问题所展开的非强制性对话…自我管理的规范是一种能把自由主义国家的全体人们统一起来的强大的力量，而这些规范只存在于公共理性的仲裁话语和仲裁活动中，并不存在于涉及普遍的实质性价值和理念的共和主义的使命感中…最后，我们要努力建立一套能解决个体和群体分歧的程序，并努力创造一个良性而非恶性的权力联盟的政治共同体”。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告诫说：“在权力问题上，我们不能相信人性，要用宪法来约束掌握权力的人不用权力做坏事”。就像礼仪的书籍对醉酒的球迷有道德约束作用一样，宪法对政客们也有很大的制约作用。然而，学者们将用什么代替宪法呢？答案是“一套程序”的“魔力”。难道重复的“魔力”规则所起的作用将会像在利维坦式的民主后面挥动魔杖一样吗？

“公共理性”学说给教授们不认可普通公民的做法并指责他们“不理性”提供了借口。然而，普通公民对政治缺乏理性思考的事实并不是教授们明智思考的证据。与易懂的《联邦党人文集》相比，有些协商民主的书籍和文章读起来就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小册子一样晦涩难懂。教授们的政治经验或许仅限于同教务人员争论在新校区的办公楼上设置男女卫生间的坑位的比率一类的事情上，我们还能期望从这些教授身上得到什么样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指导呢？

二、善意假设与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的倡导者强调，政府在协商中要有善意和良好的动机。首先人们应该假设政客们都是诚实和仁慈的，然后再探讨政客们应该接受多少额外的权力以改善其他人的生活。假设政客的言行是善意的就相当于假设他们对公民很少或根本没有危险。而开国元勋们会嘲笑这种荒谬的观念。1820年，杰斐逊说道，“当一个人觊觎官职时，他的行为也就开始腐败”。政治学家几乎总是低估了政客们的不诚实，这是他们的职业盲点和普遍存在的错误。政客们保持的礼节越多，他们想隐藏事实就越容易。协商民主的倡导者宣称公民讨论将是自由自在的，但是，进一步思考他们的意见就会表明，教授或其助教们都在等着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和礼节的评论或问题进行批判。“我们哪儿也不能去”的话语反映了公民对政府滥用职权的抱怨。

如何在协商民主的背景下适当地讨论像“韦科事件”这样的话题呢？“假设司法长官都爱护我们的孩子…”，“假设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都是营救人质的专家…”，“假设枪支都是非常危险的…”，“当人们不服从政府或集体自杀时，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邪教徒的威胁？” 。正确的答案就是增加联邦调查局的预算，这也是国会在1993年4月的动乱后所采取的行动。大多数政治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都没有批评联邦政府在韦科市的行动，因为它是一个反抗问题而不民主问题。

一场合乎理性的协商在美国国税局是如何进行的呢？是否像有些人所比方的征税就是盗窃呢？实际上，团体领袖将会引导人们讨论国内税法改革怎样才能减少严重的贫富差距。也许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早已批准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从社会保险到农业补贴再到税收，美国政府一直一次又一次地故意误导人们。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利奥·里巴佛（Leo Ribuffo）在1998年指出，“总统在外交政策上对我们说谎太多，以致他们几乎创立了这样做的法律上的权利”。令人遗憾的是，就像白宫很少理会新闻记者团一样，大多数政治学者对政府的不诚实也漠不关心。然而，无论怎么协商也代替不了事实。如果人们不能说政府或政客们在说谎，那么“协商”只会让统治者串通一气、胡作非为。“善意”假设只不过是单方面的愿望。难道政客们会因为公民开始协商而突然停止撒谎吗？

学者们设立了一些规则，任何违反这些规则的人都将被视为非理性的，否则就是不民主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彼特·伯克维茨（Peter Berkowitz）评论说，“由于协商民主会使权力从人民手中转移到最好的协商者手中，所以协商民主…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贵族统治。在实践中，权力可能流向牧师、董事、教授和学者以及所有能用高超的协商艺术说服别人接受自己权威的人的手中”。然而，关注公民协商的政治科学家很少或根本就不知道绝大多数的政府干预。如果叫协商民主倡导者解释棉花补贴计划是怎么实行的，那么结果必将是尴尬的沉默。如果叫他们解释小企业管理局为什么把主要精力放在同奸商们打交道上，他们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经济学一年级的学生在片刻之内就能做出的解释。当研究已经证明政府对政府的援助已助长了腐败和压迫时，如果再叫他们解释为什么美国政府还继续提供外援，那么他们的眼神就可能变得迟钝——直到他们能说出诸如人类有责任相互帮助的陈腔老调时为止。

但是，所有专家都需要精通政治学的术语——最新的术语似乎就像神秘的咒语一样可以让他们看到政治实体的本质。协商民主就是一个政治学者们纷纷使用的热点术语。协商民主的流行反映了多数政治学术语的兴起规律。有人提出一种术语，引起了另一些人关注和使用，然后很多期刊论文和著作都争先恐后的使用这种术语和口号——以便吸取研讨会和研究机构的资金。例如，美国政治学协会在2005年召开的会议就是围绕着“协商民主”进行的，具体探讨了以下问题：“移情在协商民主中作用”，“为什么协商？关于聚合式民主和效率的三个谬论”以及“情感和协商民主”。标榜协商民主的学术中心也像杂草一样快速蔓延，主要包括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公共协商中心，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协商民主计划，对话和协商的全国联盟以及Res Publica（一个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员——致力于促进良好治理、公民道德和协商民主——的共同体）。协商民主的迅速发展也引发一些派生的研究——包括对“话语民主”、“决策民主”与“审议民主”的大规模的研究。

三、英国与美国的协商民主

英国在协商民主的道路上比美国走的更远。尽管英国没有宪法或权力法案，但是政府想让人们感觉到是他们自己在做决策——至少能满意政府的所作所为。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吹嘘到：“我们已经率先在政府内发展了协商民主——这使我们能及时发现公众的迫切需要”。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使公众的生活更方便”（金融时报的报道），英国政府在一月份宣布了允许其机构可以轻易改变公民私密的资料的计划，这引起很多英国人的不满。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回应了公众的不满，他宣布成立“公民议事小组”，专门讨论这个计划。金融时报指出，“政府希望公民论坛将会看到常识性的数据——分配方案，而不是担心公民自由，从而使自己获得合法性”。然而，谁将控制公民论坛所使用的信息来判断这个计划呢？实际上，做这项调查和判断的还是同一个政府。英国政府几乎想监听谁就监听谁。同时，它还用《官方机密法》来限制公民了解政府在做什么。数名英国政府官员已面临着被起诉的威胁，因为他们揭露了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谎言以及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轰炸总部设在多哈的半岛电视台的建议。英国政府甚至可以窃听议事小组的成员，以便查出到底是谁在存储用来揭露政府谎言的资料。

有的倡导者认为协商民主本身就是崇高的。然而，如果协商是万能的，那么美国国会就不会如此可耻了。在人们过度关注协商的地方，协商民主也有消极的影响。“相互尊重”是教授们对公民在协商过程中的最常见的要求。但是，对政客们有什么要求呢？每一个政党都理直气壮地谴责其他政党严重滥用了公平竞争规则。2005年，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发布了一项报告，其标题是“背弃的诺言：协商民主的死亡”。他们指责大多数共和党人炮制了“严重限制、甚至完全阻塞了少数人辩论和修订”多数人制定的法律的规则。这个报告还指责共和党的领袖“扼杀协商和撤销异议”的行为。少数派的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宣称：“众议院中共和党的领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破坏美国的民主”。

民主党人也践踏着我们的神圣土地。十多年前，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发布了他们自己的报告，指控多数民主党人同样的罪行。共和党人杰拉尔德·所罗门（Gerald Solomon）宣称，“共和党领导的协商民主特别工作组今天在众议院向美国人民揭露一个秘密，那就是2.48亿美国人民已经被剥夺了充分参与众议院活动的权利”。由于共和党人提供法律修正案的权力受到阻碍，于是所罗门义愤填膺的说：“我们在这份报告里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在一个民主国家失去协商的资格，失去充分的知情权，失去充分的辩论和修正法律的权利时，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宪政制度的真正本质和精华”。

1993年少数共和党人和2005年少数民主党人都有合法性的怨言。但是，共和党人如此之快的模仿他们前辈的陋习的事实，却提醒了很多政客们可以想蔑视什么就蔑视什么。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的行为可能会因为蔑视现场秩序受到陪审员的判罚。但是，大多数国会议员并不参加听证会，而那些偶尔出席听证会的议员却像公共汽车站中进出厕所的乘客一样不停地出入听证会场。在大多数听证会尤其是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很多议员只是笨拙地宣读由他们的助手写出的问题。因而，一个深思熟虑的、贯穿始终的问题就像联邦机构要求削减预算一样罕见。

与议员席上的辩论比起来，听证会可能就是有洞察力的哲学对话。在议员席上的辩论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议员轮流发言，结结巴巴地读完由其幕僚们写的演讲稿，很少回应对方的反应。他们彼此无休止地重复着相同的话题，因为几乎没有人留意议员席上的辩论——他们只顾着准备属于自己的五分钟演讲。因而，任何一个注意议员席上的辩论的人都会形成这样一种印象：注意力缺失症在华盛顿是非常普遍和严重的。

四、协商民主的理论缺陷

学者们认为，协商民主给公民支配国家提供了机会。然而，协商民主更像是孩子们用来开玩具车的仪表板控制器。如果政府只是处理文书工作和道德问题，那么协商民主也许能解决政治问题。但是在公众集会上泄气的机会只是对由政府政策造成的灾难的微不足道的慰藉。许多政府机构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管制公民或支配其财产：搭话、禁止、处罚、税收、扣押、阻止、扣留、传呼、没收、搜查、起诉、罚款、查账、审问、征费、窃听、制裁等等。如果有的话，也只有极少数的协商民主倡导者能够意识到——正是政府自身的违规威胁到无辜公民的生命——从汽车超速监视区、安全带检查站到伪造的虐待儿童问题调查再到每年逮捕近百万的吸毒者。

指望讨论就能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政府拥有的权力越大，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协商的成果就越少。然而，协商民主倡导者认为，支持政府行动的人都是无私的——这种问题就相当于在训练童子军的可能的计划中做出选择。据学者们所言，公民有义务承担没收枪支或者拆迁房子的后果，好像实施这些行动的人都是受到误导而不是故意的一样。假如教师协会接管了地方学校校务委员会（这在很多地方学校校务委员会的选举中都发生过），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校务委员会宣告父母不送孩子上学属于违法行为而应该被拘留，那么又会怎么样呢？

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公共理性”和“协商民主”的学者并没有反对《国防授权法》的通过，而这个法案却使酷刑合法化和暂停了非公民的人身保护权。但是，如果这个法案包括一些对学术自由和同性婚姻有潜在影响的子条款，那么学者们就可能急忙地反对。无论是自由还是“利维坦”，对大多数政治科学家来说都不是“道德问题”。19世纪初期新英格兰的城市会议（据托克维尔及其合作者的记载）影响显著，因为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当地政府不能打击批评者，它们没有大量的成文法去惩罚那些冒犯它们的人。它们也不能随心所欲的窃听电话和窃取银行记录。但是，政府取得的权力越多，它对公民也就越蔑视。

政客们对协商民主有何反应呢？从美国历史来看这一点的话，赢得一场选举就意味着获胜的政客们说了算。如果他们的就职宣誓或他们维护宪法的神圣承诺对他们自己没有影响，那么，为什么一封来自蒙大纳州比尤特市的委员会信函就能起到作用呢？只要政府参与协商民主会议，那么这种会议很快就会像中学的公民课一样糟糕。许多美国人认为，政府能自动为他们服务，正是由于他们还有很多尚未满足的需要，政府才变得如此强大。参与协商民主的政府都向人们保证将提供更多的“友好的公共服务”。宾夕法尼亚州的开创者威廉·佩恩在1693年写道：“让人们想象是他们在统治以及他们将被统治”。协商民主的最大危险就是它造成了人们能控制利维坦的错觉。然而，它充其量是一种蒙蔽人们的方式，从而使他们误认为是自己在控制政府。“你有机会协商，可是你协商了吗？”将成为“你有机会投票，可是你投票了吗？”这种惯用语的新版本。

协商民主是把激进主义伪装成温顺规则的良方。它的目的是抚慰公民，而不是约束政客们。赋予人们讨论的权利并不能代替给予人们自由。协商民主支持者的最大的“罪行”就是夸大了政治过程的地位。如果某种改革并没有给公民制约政府提供一种有用且有效的手段，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凡是使温顺增加的东西都在助长奴役和压制。而协商民主就是理想主义的主张如何使奴役神圣化的典型例证。学者们认为“高尚的思想”是一种好的解决办法，可是公民却陷入了他们悬而未决的方案的深渊之中。教授们提供的最新方法与要求美国人民“调整心态”的方法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协商民主并没有减轻人们身上的束缚。

协商民主还妨碍了人们认识和发现日益束缚他们生活的“铁拳”，除非能找到一种遏制政客们滥用权力的方法，否则，现实中的所有讨论都将是一文不值。最有可能保护公民的协商民主形式就是那些陪审员有权判决政客或政府官员是罪轻还是罪重的形式。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府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侵害到需要它去保护的权利。对多数美国人而言，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和尊重人权的智慧和勇气是不可磨灭的。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