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公共知识分子有那么多的缺点，且被一些人不加客观分析地污名化为“公知”，中国当下的社会还是需要他们，理由有三：一是社会需要批判精神；二是民众需要培育理性；三是改革需要共识推动。

没有批判，就没有进步。没有批判，就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当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毫不留情地批判各种穿着马甲的社会主义流派时，民众突然认识到封建的贵族、僧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德国的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能打出各种耀眼的社会主义旗号，鱼目混珠。之后，民众才意识到社会主义不只是口头上说说那么简单，还需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小心谨慎地观察，分辨真假，才能知道哪些社会主义是符合多数人利益需要的社会主义。即使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也需要被批判。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就曾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推崇的“阶级斗争”思想产生了怀疑：“从古至今存在着阶级压迫、剥削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和革命在某些情况某些时候，也的确是重要甚至主要的历史合理演员，但毕竟马克思夸大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一般的说，在日常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而且，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与他的基础理论有逻辑上的缺失和矛盾。”很显然，李先生的怀疑和理性批判对于中国人今天重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很有帮助。再如，当美国人批判“水门事件”中的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性丑闻中的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以及罗姆尼批判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政策时，都使民众多了一种观察美国政治权力运行逻辑的视角，有了这种批判，对于制衡权力、促进社会公平都有很大的价值。

要批判得好，必须有批判的武器--专业知识和缜密逻辑，而公共知识分子显然有掌握这种武器的本领，因为他们有专业和逻辑的长期训练。而且，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在批判别人的同时，兼顾批判自己。例如，台湾地区的龙应台先生在《孟子和小科员》、《当权力在手》等文章中，一方面批判了权力的傲慢，另一方面又在批判自己拥有权力时违背公共精神的行为，这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公共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心最重要的理由。再如，如今的执政者也在大会、小会上反反复复地说“批评与自我批评”，虽然只是口头上说得多，实际上做到得少，但他们也不敢否认批评的真正价值。用文化学者陈冠中先生的话说：“中国也必须存在公共知识分子，若没有批判的声音，那么中国这个准超级大国盛世的发展将是可悲的。”

要批判得好，得让公众明白，而公众要明白，必须具备理性素养。这种理性素养绝不是在“保钓游行”中打、砸自己的同胞以及他们的轿车，绝不是抬出伟大领袖的名号回归极“左”的政策路线上去，绝不是动不动就骂人、约架、暴力相向，它应该是在不同人物、不同事件中有多种角度的看法，应该合乎事物的本来面貌，合乎历史事实，无论何种批判，何种意见，都应该持之有据、论之有理，遵循理性推理的基本逻辑。例如，在审判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过程中，辩护律师的成员中竟然有美国前司法部部长拉姆兹·克拉克。如果用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判断的话，那克拉克的行为属于典型的“美奸”行为。但是，如果用理性的眼光去看的话，克拉克的辩护行为无疑符合现代社会所追寻的法治精神的要求。对此，克拉克自己说：“在我的熟人朋友里，没有一个人批评我的做法，相反，我收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来信，说他们感谢我站出来，说萨达姆应当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人遗传了一种人情、伦理、道德基因，而少了一些科学理性精神，由此形成了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所论证的观点：中国人重内向超越，而缺少西方人重外向超越的精神。由于普通民众缺乏理性精神，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依靠自身的理性训练和理性储备向民众源源不断地提供、传递、引路，于是，公共知识分子就有了一种传道士的责任和使命。只要公共知识分子能在传道的过程中，坚持应有的理性，循着公平、正义的价值向前走，从道不从君，从道不从权，从道不从利（个人不合理的私利），那他们就有存在的价值。例如，在台湾地区，陈水扁从一个民选的领导人到一个监狱的囚犯，就是在众多公共知识分子追求正义、真理、法治的不懈诉求中实现的，而当地的民众则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惩治腐败案件中喝到了理性素养的甘泉。

需要指出的是，理性的批判，并不是一些人口中所谓的“骂政府”、“骂体制”行为。政府的行为、体制的运行需要民众的监督，有了监督，就有了批判，而不是简单的谩骂、攻击和暴力威胁。骂是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弊端的，必须有理性的批判和理性的建议，中国社会才有良性运转的将来。而有的人直接将理性的批判一概贬斥为“公知”言论，只能说明他的理性素养低下和暴力情绪的泛滥。

在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社会批判和理性呼吁下，民众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到了不改革，必死亡的阶段了。同时，改革的共识正在凝聚。在当下的中国，不论是执政者、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媒体从业者、公共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民众，都在畅谈改革的前途。这种共识有点像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的改革共识，即渐进地推动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民生，从政治到法治，从法治到宪政，逐步展开中国改革的历史画卷。有了这种共识，推动改革就有了民意基础，而改革的步骤和措施就属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了。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这种改革共识必将在正式的报告中有明确的文字表述，也会对未来中国改革的前行起到引路的作用。

今天，公共知识分子要甩掉“公知”的帽子，必须坚持在意见纷争的市场中保持真我本色，做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所谓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告诉民众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也不是满足民众情绪化的心理需求，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对生活常识提出质疑、批判，审视现有明规则和潜规则运行的不合理、不合法之处，提出一些符合人文历史潮流的观念、思想，供大众再熟悉、再批判、再建构，在相互之间理性批判的碰撞下，共同找到一条前行的路。

在判别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过程中，他所处的体制并不是提高或贬低他的存在意义的标准。比如，在体制内也存在胡适先生所说的那种“好人”，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体制外也存在一些打着公共知识分子旗号的利益代言人。不要神化公共知识分子，也不要妖魔化、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就事论事地看待公共知识分子的具体行为，可能才是中国人判别公共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理性选择。

来源：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