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国情研究的权威学者，胡鞍钢在今年9月份推出了《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书，是五年前该书的再版。初版是作为党的十七大的背景研究资料。之后，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探索，相继集结成书《中国：走向2015》《中国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胡鞍钢对初版进行了全面修订，试图帮助读者全面理解中国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战略。

　　胡鞍钢认为，即使是国外最权威的学术科研机构，也对中国的发展潜力和能力估计不足；“现在是到了我们中国学者自己说话的时候了，要有意识地向世界解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用数据说话，二是让事实证明。”

　　不必避讳“超级大国”的字眼

　　《国际先驱导报》：5年前，您曾出版了《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而5年后，本书再版时，标题变为《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差，为何如此变化？

　　胡鞍钢：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内涵：“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有了更加清晰完整的2020年宏伟蓝图。

　　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变，实质是对如期实现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提出核心目标的肯定，表明中国在2020年将进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为公平、更为协调的小康社会阶段。

　　Q：据我所知，您不仅认为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提出2020年中国成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在建成小康社会（对内）与成为新型超级大国（对外）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A：“一个新型超级大国”这个概念，源自我2011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2020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此前2007年，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之所以用到“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概念”，是因为该书的读者是美国和世界读者，会让他们一目了然、为之一震。读者对象不同，关键词则不同，相应的内容和写法也不同。

　　实际上，在美国和世界，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有关此话题的文章和著作多如牛毛，还有铺天盖地之势。但都是外国人的文章和著作，没有一个中国学者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更谈不上进行专业化、定量化的分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关键词，就是作为中国学者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看法”。

　　结合我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研究和大国兴衰研究，我把书名定为《2020中国：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希望以此区别于英国、美国、前苏联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超级大国。我对中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定义是“新型”的，其不同点在于中国是包容的、在崛起的过程中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敢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十分成熟的超级大国，这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超级大国崛起过程中引起的全球性“紧张”。

　　Q：您对于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2020年成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保持乐观的依据理由是什么？

　　A：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中国乐观派”。

　　这是因为，我的研究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我相信，这些结论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我的依据源于我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结论是建立在三个“真”的基础上的。

　　即研究对象是“真世界”，这里主要是指真实的中国，而不是虚拟的中国；研究内容是“真问题”，这里主要是指真正的中国问题，而不是“伪问题”；研究结果是提出“真办法”，这里是指“有的放矢”，而不是“无的放矢”。

　　转型也是硬道理

　　Q：中国在2020年成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吗？这一进程有没有可能因某种因素而被阻断？

　　A：不可否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这样那样的挑战，没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可供我们借鉴，诸如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城乡四元化（城镇居民、城镇外来人口、农业劳动力、农村工业劳动力）、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等。这有赖于我们转变自己的发展方式。

　　未来的中国，其主题既是“发展是硬道理”，又是“转型是硬道理”。这意味着要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内涵包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经济转型，也包括扩展到“加快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即社会转型，从而构成经济社会双转型。

　　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社会转型，都是发展的手段和途径，而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以人为本”，在中国就是以十几亿人口的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财富最大化为本。

　　中国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发展带动了转型，转型促进了发展。从各方面发展来看，由经济发展引起、带动了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发展；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转型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手段，还是发展的途径。

　　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谋划

　　Q：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初叶20年的战略机遇期，您认为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中国周边国家对我崛起的警惕和围堵），这一判断在今天是否还站得住脚？

　　A：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指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回头看，这一基本判断是前瞻性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的评价来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赢家。这一评价也是客观的。

　　回头看，我们的确充分利用了战略机遇期，又创造了战略机遇期，超过我们的预期，也大大超过中国政府的预期。过去十年，我们已充分抓住并利用了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仅在国内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在利用经济全球化方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实现了对美国等国家迅速的追赶，经济总量占世界位次由2000年的第六位，先后超过法、英、德、日，升至世界第二位。

　　按汇率法（现价）计算的GDP，美国与中国的相对差距由2000年的8.25倍缩小至2010年的2.46倍；按购买力评价法（现价）计算的GDP，美国与中国的相对差距由2000年的3.3倍缩小至2010年的1.5倍。此外，美国与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相对差距2000年为4.66倍，到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2010年120年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

　　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这充分验证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准确判断，也充分验证了党的十七大报告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谋划。我们称之为富有深谋远虑的“中国大战略”。

　　Q：现在战略机遇期时间已经过半，如何更好地把握剩下的战略机遇期？

　　A：我认为，关键是继续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对中国而言，统筹“两个大局”，最大的意义在于如何利用“天时”与“地利”，实现“人和”。

　　所谓“天时”，一是指经济全球化；二是中国有可能创造和获得至少40年的国际和平环境（1978～2020）；三是全球性的知识革命。

　　所谓“地利”，一是指东亚和亚洲地区集体性的高速增长和迅速崛起；二是指中国成为东亚和亚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体；三是我们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良好的周边环境。

　　所谓“人和”，一是指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二是指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三是指对外“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创造更大的“天时”、“地利”。

　　中国需更多“外溢效应”和对外贡献

　　Q：您认为十六大提出的20年战略机遇期是否可能延长更长时间？

　　A：我对中国大势做了如下判断：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贸易体，这意味着战略机遇期并不会终结，反而会更长。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全面追赶并超过美国的十年。

　　我们估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现价）计算的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04倍；按购买力平价法（现价）计算的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34倍。从而打破了美国自1891年到2020年130年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中国将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行列，到2020年除西藏一地外，全国各地区HDI指数（用于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人类发展指数”）均在0.70以上，一同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其中，还有不到30％的人口，HDI指数达到0.80以上，率先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此，我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到2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我国来说仍是一个大有希望、大有作为和大有贡献的战略机遇期。所谓“大有希望”，就是中国十几亿人口全面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或极高人类发展水平是大有希望的；所谓“大有贡献”，当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会为世界人类发展做出最大贡献，使世界高人类发展组的总人口将近翻一番。

　　Q：有人认为，对于中国崛起的乐观心态，可能会导致外交政策上的傲慢心态，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作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中国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

　　A：乐观并不意味着傲慢。

　　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将负有责任，是为全球作出积极贡献的“超级大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已经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十分之一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贡献最大，已经成为头号发动机。

　　因此，在我们考虑国内经济政策时，还必须考虑它的“全球外溢性”。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一方面不断预测中国经济走势，不断评估中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主动与中国政府合作，希望中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