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广东省推出的三项改革举措值得一提。

　　一个是“大数据战略”。一份由广东省经信委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广东省实施大数据战略工作方案》将报送给省政府。广东省政府准备在财政、环保、招投标等领域率先开展数据公开试点，通过互联网等形式向全社会开放数据。

　　另一个是明确公布了对100项行政审批事项作出调整。其中，66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另外34项的审批权下放，其中32项职能将逐步向社会转移，由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实行自律管理。

　　第三个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了减少医疗鉴定的乱象，明确了20家鉴定机构的名单，今后，医患双方必须在该名单内协商选定，或由法院通过摇珠选定其中一家作为首次鉴定机构，统一做医疗损害鉴定，而不再分医疗事故或者医疗过错两种鉴定。

　　上述三项改革举措，都指向改革应该前行的方向，那就是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模式。向社会开放政府数据，是走向公开透明的行政的重要一步，数据的公开无疑将带来更有效的监督，政府与民间将逐步建立信任。如何管住纳税人交上去的钱袋子，从而规范政府各种行为，将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步要探索的问题。

　　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权，厘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的直接管制，也直接减少了权力寻租的机会。明确医疗鉴定的机构名单，则意味着公权力部门将依照更明确的章程和程序行政，是向法治化方向的努力。

　　广东省的一系列改革提醒我们，即便改革遭遇观念分歧或利益僵持，中国也可以继续往前走，为更多的变革做好基础准备。

　　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曾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解决方案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得到各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普遍认肯时，人们能做的，就是暂时放下政治领域的一些观念分歧，回到最基本的理性共识上来。有时，一些被笼统对待的“政治问题”，其实是一些管理科学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技术上的改进来扩展共识空间，推动社会的进步。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相对静态的农业社会，在传统社会中，商品交换和公共事务的范围都非常有限，公共权力的渗透力也远低于现代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发秩序来运作，靠直觉、习俗、惯性来维持。正因如此，在社会治理领域，并没有产生对科学化和数据化管理的迫切要求。

　　现代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品交换将整个世界连成了一个大市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每天面对如此多的陌生人，如此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公共权力的扩张，也足以将个人全身心地卷入其中。这使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科学的、更明确的制度建构，按科学的、法治化的方式来管理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历史学家黄仁宇强调“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从技术上来分析中国与现代商业社会的距离。在他看来，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种种原因，不重视技术、法律的适用，排斥商业系统。使得技术要素（商业、金融、民商法律等）无法充分展开，社会治理上无从进行数目字管理。在现代眼光看来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只能上升到抽象的、最高的道德命题上去。在社会治理上，用几条抽象、高远、带有浓厚价值践履意味的道德教条作为社会组织原则，最终导致以道德代替了法律——实质问题是以道德代替了技术。

　　直至今天，黄仁宇的分析与洞见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在社会治理领域，以抽象的教条作为社会组织原则，进而代替技术的缺陷依然存在。在社会治理上，非知性化的认知方式使得很多人是“事实盲”和“价值迷”，知道要追求公平正义这些价值，却不去研究具体如何才能达成。只讲价值目标，缺乏工具理性，往往会与现代性的要求背道而驰。没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思维方式，没有系统的经验理性知识，我们就只能在唯意志论与宿命论之间摇摆不定。

　　其实，治理技术上的开放和创新同样有重要意义。如果中国在各个领域推进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改革，以一种理性的、务实的态度来改进治理技术，它的展开，最终将超越技术层面，可能使社会运作得以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文明的法则来重组。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