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蒋介石读书最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毛泽东读史、蒋介石读经。毛泽东读史是研究人，蒋介石读经是琢磨心。

　　在中国现当代史上，蒋介石是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不过，一般的研究者多关注他的事功，至于其精神世界则较少涉及。最近出版的《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一书，可谓从精神层面分析蒋的得失成败的开先河之作。本书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黄道炫先生向我们讲述了蒋介石的阅读生活，他认为毛泽东、蒋介石读书都偏重中国古典典籍，而两人阅读最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毛泽东读史、蒋介石读经。

　　与我们通常的印象不太一样的是，蒋介石一生在读书上不仅用功颇深，且堪称涉猎广泛。蒋介石的阅读大约可以分成几大类？您怎么看待蒋介石身上这种或许有点另类的书生气质？

　　黄道炫：蒋介石读书，不拘一格，政治、军事著作当然是他的首选，经济、社会也有涉猎，传统中国经学他一生用功最勤，西方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也有兴趣。其他如传记、小说等在他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阅读记载。大致看，经学当然是他读得最多的，从论、孟、学、庸到宋明儒，一生可谓爱不释手，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诵读不辍”。这一部分对他而言，主要是精神修养，从对中国传统精神的贴近中吸取修身立人的养分。他读政治书比较庞杂，既有传统中国的政治典籍，也有国外政治著作。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他阅读国外政治著作，对纯粹的政治学原理不感兴趣，偏重关于实际政治行为的记述，尤其对弱小国家民族复兴这样的记载更感兴趣。比如他很喜欢读《土耳其革命史》，这和土耳其在基马尔领导下取得独立运动胜利，实现土耳其的民族复兴大有关联。

　　蒋介石是个军人，军人从政，所以他一生都具有强烈的军人气质。但是和一般出身行伍的不同，他早年在东京投身孙中山的革命阵营，所以兼具革命党和军人的双重身份。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就是极具书卷气的读书人，他周围的革命同志也多爱读书，这对蒋介石难免会有影响。在国民党人中，蒋介石的这种做派其实并不另类。

　　蒋介石给人最大的印象似乎是从少年开始便接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终其一生读书的重点都在传统学术之上。作为一名现代社会的政治领袖，阅读和思想资源如此偏重于传统学术，是否有点“迂阔”和过时了？

　　黄道炫：这个应该没有问题。这点他和孙中山不一样，孙中山早年到西方游学，深受西方思想熏陶，后来的阅读一直很广泛。虽然孙中山也强调要承继中国传统精神，但他基本把这种承继界定在精神层面，也就是强调民族的传承需要有一种精神基础。蒋介石阅读传统典籍，继承传统精神则更多从修齐治平层面进行，也就是说，阅读典籍是为了修身，修身的目标则指向治国平天下。所以他期望自己成圣，做圣王，风动天下，让天下景从。

　　当然，从实际的操作层面看，蒋介石不是一个食古不化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能够跻身最高层，当然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书生，更不可能真的是一个圣人。实际上，蒋介石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手腕相当灵活，措施也十分实用，对古今中外各种思潮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并不偏执一端。不过，在表面的实用主义后面，蒋介石又是一个相当固执、相当坚持的人，思想深处对传统精神的坚持从未改变，所以他的灵活变通毕竟又隐隐约约有着底线的制约。即便遭遇失去大陆这样的打击，他对传统精神不能不有所怀疑，但最终也未放弃，只是越来越隐退到精神层面。

　　另外，蒋介石读传统经籍，固然不免迂阔、过时，但也不是一味盲从，还有用现代精神阐释经典的意图，这一点，他对《大学》、《中庸》的阐释体现得十分明显。他希望从学、庸中开发出符合现代科学的科学精神，从1930年代一直讲到台湾时期，最后形成阐释《大学》、《中庸》的《科学的学庸》一书。蒋介石这样联结传统与现代科学，虽不一定那么有效或者到位，但还是代表了蒋面对现代的意图。

　　蒋介石在经学和宋明理学的研读上颇有建树，似乎格外重视王阳明和曾国藩，以此来看，蒋本人是否有继承道统甚或“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

　　黄道炫：继承道统、“内圣外王”，这在蒋的思想中很明显了。书中引到蒋介石1936年11月的日记：“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相似的说法还有很多。蒋介石崇奉中国儒家精神，对孔孟程朱、陆王曾左这些人都折服心仪，但他特别欣赏的还是王阳明、曾左胡。王阳明可谓中国传统立德、立功、立言的典型，既有心学的创导，也有平定内乱的事功。蒋介石写信给陈诚时，就告诉他：“阳明得道于龙场，而立业于江右，故浙东学案，在江右尤为风行，希相与共勉之。并望注重阳明剿匪时之精神与方法。此固当时匪类智识不如今日赤贼之盛，故消灭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养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曾国藩也是理学的信奉与实践者，同时又以文人效命沙场，成就一番事业。蒋介石对王阳明、曾国藩的特别推崇，体现其对传统精神毕竟和一般文人坐而论道不同，还具有强烈的致用目标。正因此，虽然蒋的精神资源毫无疑问以儒家精神为主导，但他对强调致用事功的法家一点也不排斥，对其中的杰出人物如商鞅、韩非、王安石等衷心服膺。毋宁说，蒋在治术上更多借重的还是法家的资源。

　　与宋美龄结婚后，蒋受洗成为基督徒，作为一名儒学的坚定信奉者，蒋又是如何“自洽”于两者之间的？

　　黄道炫：系统读过蒋介石日记的研究者普遍承认，蒋介石受洗后，的确是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信仰宗教，一般而言，既源于自身的根性，也需要外在的机缘。蒋介石性格中有和宗教相通的元素，如他的自省、忏悔、罪感及日常生活中的打坐，这种性灵的追求使其具备可以成为一个宗教徒的先天条件。1927年和宋美龄结婚后，受到宋家宗教气氛的影响，尤其宋母的不断催促，蒋介石开始认真研习基督教义，并在研习中逐渐接近，最终成为基督徒。

　　严格地说，中国儒家精神很难称为教义，秉持中国传统精神和成为基督徒并不构成思想信仰的冲突，看不到蒋在其间有什么精神上的困局。当然，作为中国的国家领袖，蒋介石的基督徒身份更多只存在于其私人生活中，在公共领域，他主要彰显的还是传统精神承继者的身份。

　　您在书中多次提到了蒋介石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内容，他阅读《共产党宣言》时，还曾有“乐而不能息卷”的阅读感受。与其坚决反共的政治态度相反的是，蒋对阅读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反感，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均有涉猎，这是简单的阅读兴趣吗？

　　黄道炫：蒋介石读马克思主义主要还是在十月革命后。苏俄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作为孙中山革命阵营的一员，蒋介石也不例外，他自己后来说过：“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这应为实情。此后，蒋介石一直对苏俄革命抱同情态度。正因此，1923年访问苏俄时期，可以说爱屋及乌，也可以说同情了解，他在苏俄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一开始的确是爱不释手，9月6日到10月18日一个来月时间，先后看了《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等。不过，这种阅读兴趣随着他对苏俄态度的变化逐渐消退，到访苏后期，就不太看到读马克思的记载，而宁愿学琴、看《西游记》了。

　　抗战时期，蒋介石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产生兴趣，这一兴趣长期延续，一直到台湾时期，他还在研读。1951年6月的日记中写有：“近日对于辩证法与理则学之研究，更感兴趣，认为非此不能革命与创造也。”蒋对辩证法的兴趣更多来自于学理，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从1930年代开始，蒋介石很期望能够提出一种有号召力的哲学思想，对哲学用功甚勤，辩证法作为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得到蒋的青睐。

　　您在书中也提到过，蒋对中共的严密组织乃至理论体系均不无欣赏。如何看待蒋对中共这种深入的研究？

　　黄道炫：中共毫无疑问是蒋介石最大的对手。作为诞生于近代中国同样环境下的两个近代政党，它们都具备革命理论、庞大组织及武装斗争的传统，尽管这本质上是两个大异其趣的政党，但人们仍然不难在其中找到许多相同的特质，我想，这一点也不奇怪。

　　孙中山曾经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其实是他拿中国和西方世界比较得出的结论，其中隐含的意蕴就是中国要实现近代化，组织民众，使民众社会政治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角度说，如果组织民众是一个目标，国民党做得确实远远不如共产党，这一点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所以，他一再强调组织的重要，并举出共产党作为国民党应该效法的榜样，提醒全党认真研究：“本党之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且除政治势力之外，皆不能共党抗争之故（精神、纪律、团结）。”对毛泽东的著作也是衷心叹服：“研究毛泽东匪首所著战略问题，甚有益趣，惟恨研究不早耳。”

　　不过，国民党要盲目学习中共，也未必会有大的效果。国共之间毕竟存在巨大差异，两党的理论基础、奋斗目标、人员构成、领袖特质均不相同，虽然都有革命党的特性，但国民党本质上是一个世俗化的政党，而当年的中共则更多具有理想主义特征。中共行之有效的一些方式，对国民党却未必合用，蒋介石曾经举出内战时期的一个例子：“上次美国军官二人被共党俘去，带到哈尔滨，后来据这两位军官回来说：他们在哈尔滨的时候，天气严寒在零度以下，共匪士兵既无手套，亦无好的鞋袜，共匪的政工人员看到士兵瑟缩不安，便立刻自己把衣服脱下说：‘没有手套算得什么，我们不穿衣服也一样可以行动呀！’他这样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士兵当然无话可说。”蒋介石说这些，当然是希望自己的部队可以学习、效仿。但他没有注意到，中共干部的牺牲精神，是和其长期的理想主义灌输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具有推广意义。

　　蒋介石很喜欢读传统兵书，这对他的军事指挥和军事思想有怎样的影响？

　　黄道炫：蒋介石的军事观念，主要也是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传统中国兵书是蒋一生重要兴趣之所在。他读得最多、谈到也最多的首推《孙子兵法》。从其《全集》粗略统计，当中提到孙子和《孙子兵法》的次数达八十五次之多，仅次于孔、孟、曾国藩，居第四位。

　　蒋介石的军事教育，虽然有过留日主修军事的经历，但他所在的振武学校本具速成性质，所学也多属军事基础，获益其实有限。他自己回忆，在军事学方面，真正入门还是1914年：“是年余于军事学研究，觉有心得，举凡士官学校之课程，皆聘日人小室教授而实习之。”此后，他的军事学进境主要还在自身修习。

　　蒋介石读兵书，随时代、环境迁移迭有变化。1920年代，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负责练兵时，最为重视，向学生、部下提及最多的是《曾胡治兵语录》。1930年代初中期，抵抗日本侵略迫在眉睫后，他对明代抗倭大将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的强调引人注目。抗战爆发前后，又反复向部下推荐论述赈济、救荒方略的《康济录》。由此看，蒋介石读兵书，非常重视学以致用。

　　对国外兵书，蒋介石也有涉猎。外国军事家中，蒋介石最倾心的是巴尔克、克劳塞维茨、李德哈特、马汉等人。自然，戎伍中人，对拿破仑和毛奇等也不会陌生。由大陆退台后，蒋介石更强调研读西方军事著作，专门组织翻译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西方历史和军事理论著作成为研习重点。

　　毛泽东与蒋读书志趣的最大异同是什么？两人似乎都很喜欢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但在某种程度上，蒋是否“一开始就输在了书桌上”？

　　黄道炫：毛泽东、蒋介石读书最大的不同，一言以蔽之：毛泽东读史、蒋介石读经。毛泽东读史是研究人，蒋介石读经是琢磨心。

　　毛泽东读史，尽人皆知，对历史心得之深，非常人可比。蒋介石读史不多，很少看到他读中国史书，倒是可以看到读外国历史的记载，一般要了解一个国家，他会去读该国的历史，但对中国史书，则很少涉及。相对于毛泽东的读史，蒋介石更愿意研读经书，性理之学是他一生之所爱。

　　国共的成败，大概不能以蒋介石、毛泽东两个个体见分晓，也很难说读经或者读史就一定好或者不好。当然，一般而言，读经可能更重视精神修养，读史可能更重视谋划韬略，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或许是缺什么补什么也未可知。所以，单凭读书真是很难论定什么。我向来认为，面对一个论题时，千万不要夸大自己面前这个论题的重要性，一定要把它放到整体的框架下去了解，否则难免以偏概全。具体到读书，那仅仅是观察的一个点，切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但以此论定成败未免失之空泛。不过，有一点大概可以承认，两个人的阅读都偏重中国古典典籍，这使他们对近代世界的认知显得比较有限。

来源：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