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隐秘政治与帝国战略

摘要 美国虽然从政治上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但它的血液里流淌着远古的美德政治，而且这种政治没有被欧洲大陆的激进主义启蒙所唤醒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侵袭。正是这种美德政治以及其审慎的保守性，无形地约束着那些掌握国家权柄的领导者，维系着美国的隐秘政治。美国政治也讲世界和平，但它的和平观与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以及中国的仁爱天下观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它诉求的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以美国为霸主的新帝国。

　　关键词 美国 现代政治 经济制度 帝国战略

　　最近几年，我们自近代以来一直与之处于“对抗”状态的西方世界在金融危机席卷下，出现经济疲软、城市市民抗争增加、社会整体难以起势的态势。比如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动荡，美国国内甚至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的“城市战争”。与之相比，中国一跃成为GDP世界第二的大国，对处于金融危机中的欧美国家，频频出手救助。

　　然而，真实的世界秩序并没有这么简单。自从“二战”以来到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主导世界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的世界霸权、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明、宗教信仰、多元文化、高新科技、金融帝国、军事实力等优势因素仍然在全球领先。面对这样一个雄霸世界近一个世纪而且依然富有活力的庞然大物——“利维坦”，对于它为什么这么强大，我们究竟知晓多少，我们的认知是否是真知?

　　就这些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谈了他长期以来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美国经济制度的两张面孔：凯恩斯和弗里德曼

　　学术前沿：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首先提一下与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密切相关的一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是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当金融危机袭来后，人们对他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多有批评。也许对美国来说，如何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创造性地平衡选择，是他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您怎样看待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不同主张所影响下的美国?

　　高全喜：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来说，它们也都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乃至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已。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盛行并未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构成实质性挑战，目前这场经济危机显然也没有颠覆盛行百年的美国宪政秩序和共和政体。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其中频繁发生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凯恩斯主义、里根主义等循环往复，但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大框架之内的事物。

　　现在很多人把美国金融危机的动因归结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大多是基于某种倒果为因的思维模式所致。为了解决目前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加大了干预力度，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救市措施，例如，联邦政府财政部直接接管两房机构，将数千亿美元的救市资金直接注入商业银行。此外，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包括中国政府，也都纷纷加入到这场政府救市的宏大行动之中，前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就是一次全球政府救市、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举措。

　　由于当今世界各国为这场金融危机解套全都采取的是政府救市的方式，所以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被重新提了出来，既然这种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的政府经济政策，成为解救当前金融危机的唯一方式，那么由此推论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与之相反的新自由主义，似乎也就言之成理了。更有甚者，世界各国的左派理论家们借此掀起了一股重回社会主义的思想旋风，所谓世界经济形势左转，自由市场经济终结，《资本论》重新畅销，新自由主义灰飞烟灭，等等，一时成为思想理论界的谈资。

　　学术前沿：但不得不说受金融危机以及世界民主潮流，如北非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的影响，包括当下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城市抗争，全球左转的趋向似乎越来越明显。今年5月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竞选总统的胜利，也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左派的民粹主义。政府的主导因素在以后的经济生活中可能会越来越被重视。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评价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高全喜：从现实层面来看，确实是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加大了政府救市的力度，几乎全都一味把解套放在政府救市这类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上去，因此说整个西方世界向左转，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政府主导的时代，似乎也有一定道理。

　　但是问题在于，目前这种政府救市方式，长远效果究竟如何，是否能从根本上解除这场经济危机，看来情况也并非如此。当然，通过这场世界各大国参与的政府救市，在不远的将来世界经济大致可以渡过难关，进入暖冬。既便如此，世界经济是否由此就进入一个所谓的后自由主义经济时代，仍然是大有疑问的。

　　对此，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还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这场经济危机并不新奇，不过是任何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都必然会出现的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而已，只不过这次周期波动的峰顶恰好与金融创新机制的失范叠合在一起，从而表现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危机。从机理上来说，这场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周期的自然表现，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尽管具有很大的杀伤性，甚至会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但同时也是一副良药，它可以把这些年来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中不良的泡沫成分诊断并清除出去，从而为未来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

　　如果说从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发展到现在，人类经济一直处于上升时期，那么这场金融危机不过是转折的开始，今后还有漫长的时期要渡过。政府救市之类的财政努力，不过是人类理性而致命的自负，固然它们也能短期地解决这场危机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但从本质上来说，这场金融危机还要靠自由经济的自生秩序来实现自我修复。

　　金融危机：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之间的张力关系所致

　　学术前沿：我们接着来谈谈处于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肇始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已经发生有时，关于这场危机，各路专家、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基于不同的视角，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言论。请您从您的角度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高全喜：从直接的层面看，这场金融危机是由“两房”信贷所导致的，作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点，它们的危机引发了美国金融链条的全面崩溃。值得注意的是，“两房”(房利美、房地美)机制本身并不是自由经济的产物，而是罗斯福新政的产物，这次“两房”引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重大的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吊诡。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两房”是罗斯福新政之后联邦政府为了解决大多数美国人的购房问题而设立的。作为一种准政府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制，其实质是为那些没有经济偿还能力的购房人提供一种准政府的信托担保，以此支持他们的购房贷款，正是这个机制成为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

　　现在回过头来追溯个中原因，除了美国人的超支消费、金融创新的监管缺失、金融专业人士的无耻贪欲等原因之外，其实这场金融危机在它的起点上早就注定了。因为它把一个本来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机制通过政府之手强行推入市场，并把其内在的购物需求与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隐藏起来，所以这场危机不可避免。

　　学术前沿：那么为什么美国要搞出“两房”这样的机构呢?

　　高全喜：这里就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美国的民主政治。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执政党尤其是民主党宁愿选择这样的策略，即用政府的信誉担保或鼓励“两房”之类的金融制度的创新，从而满足平民大众借贷购房提高生活质量。看上去众多美国人通过这类准政府信托机制，借贷并购买到了满意的房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本没有还贷能力的，如果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法则，他们是无处贷款的，但政府为了他们的选票而通过“两房”等机构为他们不切实际的欲求开了绿灯。

　　所以，追溯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之间的张力关系所致。实质上这种张力关系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大主要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轮番执政，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学，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分别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是几十年前美国新政的一个机制所埋下的定时炸弹的爆炸而已。

　　学术前沿：美国的民主政治与它的自由经济之间的张力关系又是怎样形成的?

　　高全喜：这个深层矛盾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而逐渐扩展的，西方近一百多年的社会政治历史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确实是美国和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隐忧。但是，时至今日，这对矛盾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予以彻底解决。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似乎通过一种未来按需分配的乌托邦理想，实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哈耶克所说的计划经济“奴役之路”在20世纪末已经遭到了全面的崩溃。

　　那么，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呢?显然，它也无法彻底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政府在这里扮演着一个相当危险的角色，一方面它要维护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自由秩序，保障社会财富的有效增长，从而确立一种基于创造能力的制度正义;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协调社会的普遍需要，实现一种基于民主投票的分配正义，使广大人民分享社会财富的普遍福利，尤其是民主政治对于塑造国家制度的重要性，迫使政府难以在自由正义和分配正义之间达到有效的平衡。

　　尽管独立的司法制度可以相对约束某种民主政治的强势，但总的来说，以代议制为枢纽的现代民主政治很难解决上述所言的基本矛盾。也许这恰恰是人类本性的不完善性，构成了永无完结的人类经济的周期性危机，甚至伴随到人类社会的终结也说不定。

　　学术前沿：宪法学家阿克曼曾总结出美国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变革——立国、内战和新政。这次金融危机显然对美国影响也很大，可能也会较为深远。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美国的宪政框架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高全喜：这场金融危机还没有构成美国的宪政危机，更没有触及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显然，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与美国历史中的三次社会政治变革是有重大不同的，甚至从根本上还达不到它们的深度，或者说，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仍然只是一场危机而已。

　　就这场金融危机来说，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依然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济社会的核心制度;至于政策层面，美国乃至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肯定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发生重大调整，甚至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取代核心层面的市场经济秩序。

　　美国的世界霸权：自由宪政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的统一

　　学术前沿：如您刚才所分析，金融危机虽不至于影响到美国的根本制度，但它对整个西方世界乃至全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在它的内部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之间打成死结的时候，还可以在它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解决问题。这也是当今世界格局中，美国的霸权地位带给它的“福利”。我想请您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当今美国霸权的国际关系格局。

　　高全喜：由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核心霸主地位，它可以把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尤其是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转嫁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既让世界分享普遍的人权保障与经济繁荣，更让世界分摊它的经济危机之苦果。就这次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来看，美国政府和人民让世界各国充分领受了这个霸权国家的自利面相。

　　其实，人类政治从来就是如此，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西方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诸国相互联系的世界社会。所以，所谓的宪政民主制度、自由共和政体、自由市场经济等，都不可能是一国之内的事务，而是与世界秩序相关联。在这个世界格局中，并不是一种主权国家均匀分布的状况，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周期内，呈现出某种或某国政治与经济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态势。

　　所以，所谓普遍的自由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与非均质化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密切的联系。现代政治从来就有两个面相，一个是普遍性的、以个人为本的规范主义理论原则和制度实践，另外一个则是国家主义的、以民族国家自身的政治与经济乃至文化利益为枢纽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现代政治从来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理想形态与国家主义的现实形态，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它们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虽然两者之间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现实的人类政治与经济制度三百年来的历史演进。

　　学术前沿：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在道义上有让人谴责的地方。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自由宪政主义与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竟然统一在一个国家身上。不知，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

　　高全喜：人们有理由来指责美国仍然在分享全球经济的果实，并把自身这一次的经济危机相当部分地转嫁到世界各国，让各国人民来为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买单。但是，这种指责只具有道德的涵义，而就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看，这是美国政治经济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美国作为一种政治经济体基于其国家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地缘政治经济的果实。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它必然要把世界经济的成果转化为其内部的一种福祉。这种美国的国家哲学与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无关，或者说，宪政民主制度只是美国的一种内政，它与美国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构建并不具有直接对应的关系。内政与外交是两分的，美国的自由宪政主义与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并不必然是水火不容的，反而恰恰是美国政治的一种高度成熟。

　　学术前沿：也就是说美国政治的价值对内和对外是不一致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悖论地存在于其身。这种冲突是怎样合理构建起来的?

　　高全喜：美国历来是一个帝国或准帝国， 它的国家权力对内可以是自由宪制的支撑，或随时为宪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重生的灵魂，但美国政治并没有把这个自由原则贯彻到世界范围。从某种意义说，它历来对外就是帝国主义的，对于非基督教的民族或国家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邪恶的力量，在此，就涉及到世界文明秩序，以及文明乃至宗教冲突问题。

对于美国政治来说，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它对全球秩序的塑造中。美国自以为担负着神的使命，这种美国的“天定命运”感以及美德政治，构成了美国政治的保守主义的精髓，为此，它不惜付诸武力、战争和强权政治。当然，美国政治也讲世界和平，但它的和平观与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以及中国的仁爱天下观是有着本质不同的，它诉求的是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以美国为霸主的新帝国。而且，它的隐秘政治的最大功能，以及它的美德政治与信仰政治，在今天主要不是塑造美国的宪政体制，而是它的帝国战略。

　　现代政治制度是美国强大的保证

　　学术前沿：我们前面谈了金融危机下美国的种种面相。我们看到所有纷扰的现象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现代政治制度在作为稳定的基座，这没让美国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且也没在国际秩序中失去优势地位。所以，美国的现代政治制度如何保证美国的强大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问题。这可能需要我们追溯到美国的建国者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一些设计上来思考。所以，需要从美国的革命、独立、立宪来看美国现代政治的设计。先请您谈谈这几个关键步骤中，它们是怎样承接的，又是怎样完成的。

　　高全喜：美国独立并不是美国革命的最终成果，革命建国才是美国政治的主题，美国革命同时又是一次“建国时刻”。虽然在战争前后，美国已有是十三个州(states)制定了宪章，组成了各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但是通过这场革命，它们血肉与共地联系在一起，由此便重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所以，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以及此后经过各州议会审议通过的《美国宪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赋予美国新的政治生命。美国的建国，是革命的宪制建国，美国宪法是美国人民的政治《圣经》，是美国立国之根基。

　　不理解美国革命，就不能真正地理解美国宪法。美国宪法是一种人民的政治契约，契约论是美国宪法的规范理论，但这个契约不同于民事法的买卖合同，是一种政治契约，而且关键的是这个契约是伴随着美国革命而制定出来的，革命是美国宪法的火车头，作为美国宪法的主体——美国人民，是通过革命塑造出来的。

　　学术前沿：对于现代政治来说，总是摆脱不了一个“革命之后”的梦魇问题。对此，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就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革命之后”问题。而美国革命，却通过它们的宪制克服了现代的暴虐和血腥，实现了和平建国的目的。这其中有哪些关键的因素?

　　高全喜：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关于革命暴力的“漂白”机制。因此，对于美国宪法，有必要挖掘它的深层意蕴。从精神实质上说，美国革命更贴近英国，继承了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其合众国宪法蕴含着“去革命”或“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的性质。革命本身不是目的，宪法是革命的形式因，革命终止于宪法，宪法的制定实施，意味着革命的完成。

　　因此，美国宪法的另一重特性就是反革命，或去革命，通过美国的制宪会议以及各州人民批准，美国宪法安顿了革命的诉求，被构建了“我们人民”和“美利坚合众国”，从此，一个现代的自由国家——复合联邦制——被塑造出来。 宪政出场，革命谢幕，按照阿伦特的说法，美国“完全是革命的儿子。美国宪法最终团结了美国革命的权力。由于革命的目的是自由，它其实就是布莱克顿所称的‘构建自由’——以自由立国”。

　　“革命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of revolution )，从《独立宣言》到《联邦宪法》，美国人民通过革命的方式而达成反革命的目的，把政治(尤其是革命与内战)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宪法)，(进而把其中绝大部分转化为司法问题)，从而守护人民的自由与安全(和平)，这是美国宪法的精髓，也是美国政治的“秘密”。

　　可以说，美国人民(联邦主义与反联邦主义)共同塑造了美国宪法，实现了宪法的“革命的反革命”精神，这个精神同时也是美国人民的自由精神(通过宪法来保护自由权利)。

　　学术前沿：我们知道，宪法的制定颁布是一回事，宪法的保护和实行又是另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只是一种政治制度装置或一套政治技艺，本身不具有生命，它的良好运作需要一种政治力量，而且尤其是正义的政治力量，所以请您分析一下推动美国宪法运作的政治力量是什么?

　　高全喜： 宪法成为美国政治的“真神”，它是有政治力量的，通过它的政治赋权，日常宪政才得以运作，所谓法治、自由才得以保障。这样，实际上一直就有两部宪法，一部是看得见的宪法，它写在纸上，赋形为可以付诸司法裁决的宪法或宪政体制，另外一部则是看不见的宪法，写在人民心中，作为一种政治潜能蛰伏着，随时准备现身出场。一旦前一个宪法失去活力的时候，即出现宪法危机(当然也是政治危机)时，这个看不见的宪法就会启动，从而为纸上的宪法注入力量。

　　美国政治一直就处于这样一种有关权力的宪法框架的张力与平衡之中。在日常政治时期，权力处于法治规范的常态状况，受到各种形式与制度的严格约束，人民生活在平和状态，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获得法律保障，法制昌明，社会繁荣。但是，一旦遇到危机时期，权力问题就凸现出来，此时此刻就不能按照日常政治的法治加以规范，政治权力需要人民的特别赋权，人民有责任赋予宪法以新的动力，这实际上是重新启动了看不见的宪法，是对宪法的重塑。例如，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费城制宪及其通过，便是看不见的宪法通过革命而创制赋形，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则是这个看不见的宪法的又一次现身出场，表现为一场捍卫宪法原则的内战，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表明，他将以政治国家的正义权力，摧毁南方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卡尔霍恩的政治哲学为其法理依据)。

　　学术前沿：这就是说，美国政治一直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隐秘力量，并且能够为日常宪法注入生命力，那么如何看待如此超凡的政治力量呢?有什么因素能够约束它们不至于沦为邪恶的力量呢?

　　高全喜：就美国的整体特征来看，它其实是一个最为传统与保守的国家，保守主义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对此，托克维尔分析得非常准确：“在美国，乡镇不仅有自己的制度，而且有支持和鼓励这种制度的乡镇精神”，“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是使他们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它不仅意味着民族心理、习惯和各种社会观点意见，而且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

　　美国的村镇是这个国家的核心细胞，它们塑造了美国的民主自治、司法体制与公共治理。其实不仅如此，公民美德也是发源于这种美国的村镇体制，美国人不是那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像自由主义的教条所说的)，它们的道德意识、生命经验、公共关怀，乃至敌友标准、正义感、是非心、团结友爱与共同对敌，都与这种保守主义的村镇生活密切相关。

　　如果说，美国的看不见的宪法有自己的根基的话，显然，它们不是写在纸上的人权清单，而是基于有限生活经验的公民美德。应该说，这类美德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可以上溯到远古的希腊、罗马城邦，以及中世纪的乡村部落，美国虽然从政治上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但它的血液里流淌着远古的美德政治，而且这种政治没有被欧洲大陆的激进主义启蒙所唤醒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所侵袭。我认为，正是这种美德政治及其审慎的保守性，无形地约束着那些掌握国家权柄的领导者，维系着美国的隐秘政治，构成了美国现代政治的高级法之一。

　　美国政治的另一个“高级法”是清教传统。我们说，法律要被信仰，法治才是有效的，这一点其实对于看不见的宪法更是如此，因为，看得见的宪法以及一般法律是有强制制约力的，恐惧也能够致使法律有效力，但对于看不见的宪法，或对于政治的隐秘部分，它取得发自内心的信仰，才是根本性的。所以，从政治实践的经验来看，美国政治的“秘密”也与这个清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上帝在心中，政治的邪恶便受到强有力的节制，政治的力量与信仰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是美国政治精英必须时刻面对的课题，而美国人民在拣选他们的领导者时，也将信仰视为头等大事，这是美国政治与美国宪法的首要原则。

　　学术前沿：我们前面从金融危机开始给美国把脉，接着谈到了美国对内的民主政治与对外的帝国策略的并行不悖，然后我们一路拨云见雾，追寻美国现代政治的源头，寻找美国强大的基座。最后，我想请您对这个基座——美国现代政治做个小结，作为我们访谈的结束。

　　高全喜：美国的现代政治，从动力上说，它完成了立宪建国的“革命的反革命”;从形式上说，它创制了两种宪法，看得见的宪法与看不见的宪法;从内政上说，它建立了一个富有活力的自由民主政体;从外交上说，它主导着一个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秩序。而这一切既依赖于美国人民与美国精英的政治成熟，又在哺育这个民族的美德政治与信仰政治传统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也许，美国的现代政治是一种偶然或天意，美国是例外论，但是，美国人民与美国政治精英的实践理性，也绝非无足轻重。知行合一，加上天意，这就是美国——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国家，但一百年来，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对于美国政治精神的认识令人堪忧。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9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