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假冒聋哑流浪汉到救助站“体验”生活，结果却遭到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殴打”。媒体以《一个记者的“恐怖救助”之旅》为题曝光后，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对此，舆论和公众多将焦点集中在救助站所存在的冷漠、无为等问题上，却很少就记者“卧底”采访行为进行讨论，好像为了披露社会丑恶现象记者就可以随便进行“卧底”采访似的。
然而，这是个误解。
采访固然是记者的一种“天然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进行。2009年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3条第1项明确规定：“要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获取新闻素材，新闻采访要出示有效的新闻记者证。”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并没有明确“卧底”采访是否合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卧底”采访“法无明令禁止皆可行”。
事实上，新闻监督权作为第四权力，相关从业人员在职务行为过程中虽不适用国家公职人员“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法治原则，但也不像一般公民那样“法无明令禁止皆可行”。尤其是像“卧底”采访之类的隐性采访，其在适应过程中很容易产生问题。第一，容易侵犯受访者的权利。如，为了披露色情交易而冒充嫖客获取新闻素材，事实上充当了执法者的角色，这是不应当被允许的。第二，容易违背受访者的意愿。在“卧底”采访的情况下，受访对象毫无防备，很容易因为不认真而出现一些低级错误，有些言行甚至与自己的真实意见绝然不同。例如，受访人针对某种社会现象所发的“一些牢骚”等。对此，如果记者在发稿之前不向受访对象核实确认，是难以保证信息客观真实的。第三，容易产生职业上的逻辑悖论。新闻的基本特征是客观真实，它要求从业人员“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做到真实、准确、全面、客观”，而“卧底”采访本身就是不真实的。这可能导致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公信力的降低，所谓“防火防盗防记者”正是印证。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容易受到道德上的责难。诚信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道德，也是一个社会维系正常人际关系的最基本接点。“卧底”采访从本质上来说与警察的“钓鱼执法”并无不同，是一种欺骗，滥用“卧底”采访容易给社会带来坏的示范作用，有损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
但是，包括“卧底”采访在内的隐性采访似乎又是新闻工作不可或缺的。有些事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而相关机构和个人又都不愿意接受采访，若不进行“卧底”采访实难发现真相。比如，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315晚会”等栏目，若是按照传统的、公开的采访方式，十有八九需要停播。
因此，关于“卧底”采访在内的隐性采访，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不禁止但要严格限制，其适应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可能获取的信息非常重要，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第二，通过传统的、公开的方式不能获取。例如，《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职业伦理规范》就明确规定：“除非传统的公开的方法不能得到对公众至关重要的信息，不要采用秘密的或窃听式的方法获取信息。”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记者冒充流浪汉到救助站“体验”这一事件，虽然救助站是否存在问题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但记者却未必需要通过“卧底”的方式才能获取相关信息。事实上，该事件中部分记者拍摄的流浪汉被捆绑图片等也说明：采用传统的、公开的方式获得救助站相关信息并非难事。
真正的正义不依靠欺骗手段而实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既非为救护站做辩解，也非刻意指责记者为揭示真相所做的能力，只想提醒一下：救护站存在问题固然需要披露和引起重视，但也不能忽视记者动辄“卧底”采访可能给社会整体诚信包括传媒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毕竟，新闻采访不同于抓捕犯罪嫌疑人，草率地、随意地采取“卧底”采访等隐性采访方式，虽然可能更有效率地揭示问题，但却背离社会的整体利益。
来源：法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