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现代大学精神，是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1980年代，现代大学精神还不曾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更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公众议题。任何时代思潮的形成，均是当下现实生活的反映。现代大学精神，重新成为引人关注的时代话题，源于中国大学的现实状态。近2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何以人们极少正视中国大学的成绩，而对其负面影响极其关注？客观评价，近10年来，中国大学一再成为世人诟病的对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学的发展道路，远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和心理期待。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大学作为一种常态社会制度，重新回到了中国社会中。但作为一种职业制度，中国大学在整个1980年代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知识精英。也就是说，在职业的意义上，当时中国大学的地位不高，教员的社会地位也不高。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观察，至少当时的社科院系统、省及国家部委的政研室系统、新闻出版系统、作家协会系统等，其社会地位不但不在大学之下，而且在职业的意义上，可能还要高于大学。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并不完全集中在大学，甚至可以说，多数还不在大学，比如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由当时的社会运动来观察，大学的影响似乎还在社科院、新闻出版及作家协会系统之下。而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进程的变化，其他知识精英的职业空间多数萎缩，而大学的空间不断扩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1980年代社科院系统、省及国家部委的政研室系统、新闻出版系统、作家协会系统的精英，有相当一部分选择回到大学，大学一家独大的格局，在1990年代末基本完成。当这个格局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基本职业空间以后，中国社会对大学的期待自然也就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大学还没有完全回到社会中心，那么到了1990年代末，这个过程已经完成。
1980年代，在长期封闭环境下，突然打开国门，中国社会呈现一种热情高于理性的状态。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长时期物质和精神双重压抑后，突然感觉新时代开始了。因为中国大学有10年时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生(其间工农兵学员制度的形成、各类短期培训班的建立，也对突然出现的人才短缺起过正面作用，但这还不能视为正式的大学制度)，突然出现的人才空缺状态，要完全恢复常态，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个人观察，这个过程大约有近20年的时间，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大学对教员职业资格的博士学位要求，大体是在2000年稍后完成的，当然这个过程伴随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用了近20年时间，才恢复到了一个常态社会对大学制度的基本需求，大学的一般制度建设、教员待遇以及学术评价体系才基本完成。当大学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一般归宿时，社会对大学精神的期待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
现代大学精神所包括的一般内容，已是社会共识，比如自由精神、独立思想、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学术和政治分离等等。按常理判断，一种早已成为社会常识的价值，还时时为人重新提及，一定是在抽象理论和具体实践关系之间出现了问题，这就是中国大学当下的现实处境。在抽象意义上我们不但肯定现代大学精神的基本价值，而且在正式的法规、文件和一般宣传中，也时时在提倡现代大学精神，但在真实的大学生活中，我们又不能切实感受到现代大学精神带给校园生活的活力，这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困境。大学制度，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中，不是一种可以脱离中国现实政治制度的独立体系。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中，我们重提大学精神，更多是一种理想追求和心理期待。
我们的困境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对外交流活动成为中国大学教员的常态生活，他们对西方大学制度，不是仅有知识了解，而是有真实生活感受。当这样的知识背景和生活阅历成为中国一般大学教员的基本素养后，他们对当下中国大学制度的感受，也就可想而知。同时，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历史经验在不断唤醒他们的记忆。
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在近百年中产生了两个传统：一个是1952年前中国现代大学的传统；一个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中国当代大学传统。
1977年中国恢复高等教育后，大学一度思想活跃，出现过短暂的生动活泼局面，但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新时期中国大学的短暂思想活跃，是在思想解放大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当时中国大学对现代大学精神的自觉追求意识，还没有觉醒，至少在制度层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还是以延续十七年时期形成的中国大学传统为基本特征。
中国现代大学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观念层面：教育独立。表现为校长身份与官员的严格区别。当时的《大学组织法》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观念已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在这些大学教员的观念中，大学校长绝对不能由官员兼任。2．制度层面：主要体现为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为一般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就明文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3．操作层面：体现为尊重传统教育资源，在此前提下完成中国传统教育向西式高等教育的转型。20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把握世界潮流，使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他们都是科举出身。以上三个方面，可视为中国现代大学传统的核心价值。
1952年院系调整后形成的中国当代大学传统，也体现出三个重要特征：观念层面：教育完整体现政党意识形态；制度层面：公立大学的绝对垄断地位；操作层面：长时期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
在中国大学的两个传统之间，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大学传统提供的不但是现代大学理念，更多的是历史经验。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学弥漫怀旧情绪，稍有历史的大学，基本正面肯定了以往的教育传统，特别是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更成为现代大学精神中的生动典范。而中国当代大学传统，现在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苏式教育模式虽然已完全退出了中国大学体制，但它造成的深层影响还不可能完全消失。今天谈论现代大学精神的人，在一般倾向上偏重于向后看，也就是更注重从中国现代大学传统中吸取营养，而从中国当代教育传统中接受教训。比如人们常说的教授治校，在中国现代大学传统中就不是一句空话。当时大学的组织形式一般是董事会、教授会和评议会三部分。像清华大学，董事会的主要职能，主要是负责推举校长候选人和管理学校财务等大事，成员由教育部和外交部聘任，任期三年，任满后每年改聘三分之一，董事不能兼任本大学校长和教职员。教授会由学校全体教师组成，主要负责课程、学生训育、考试等与教学、学术相关的事务。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教授会选举出的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制定学校预算、科系的建立和废止以及学校各种规程等事务。在清华校史上，这种制度非常成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现实经验。至于在教学上，留给教员的空间则更大，没有统编教材，课程设置好大体范围之后，教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清华这套制度，肯定受美国大学制度的影响，但当时社会普遍认同教授治校这个现代大学的通则。行政在大学中并不主导一切，因为学校最重要的是教授和学生。而近年来中国大学的“行政化”现象，却成为社会舆论批评的主要焦点，“去行政化”成为追求现代大学精神时必议的话题，而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孤立现象，它是中国当代大学传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中国现代大学传统中，在教员讲课自由方面，本来也有非常好的传统，但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评估的学术评价体制完成后，教员就很难有个性了。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中学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由和个性化，教员的风格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术兴趣也就不同，这在大学里都是极正常的事，教员讲授自己研究心得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中的普遍风气，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繁荣的标志。中国现代大学传统中，大学校长的来源，也体现现代大学的胸襟，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才能真正落实教育家办学，而不是官员办学。中国现代大学传统中，遴选校长从来是社会声望优先。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由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但这个任命历来没有争议，可以判断为是众望所归。
中国当代大学传统中，开始注重大学校长的政治倾向，但初期也还是非常在意校长的社会声望，如北大校长马寅初、复旦校长陈望道、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等。虽然时代变革后，学者的社会声望明显有了意识形态色彩，但看重学者社会声望本身的传统并没有立即改变。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现代大学传统向中国当代大学传统变革中，也积累了一定的正面经验，而且在事实上传承的非常自然。可惜现在大学校长遴选的制度设计中，看重社会声望的传统基本消失了。
今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无论如何要面对既成的历史遗产，在两种大学传统交织在一起的现实中，如何既面对现实，同时又能从传统中选择有利于中国大学未来发展的经验，吸取历史的教训，这既考验我们的智慧，更考验我们的良知。
来源: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