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科学研究都是从文献到文献，对实际应用和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有些甚至就是一堆垃圾。而有些创新，从实践到理论，走过一条无比煎熬的路，考验的是一颗坚强的心。
■本报记者 周熙檀
“拼文章的时代已经慢慢过去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永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可是在后面又跟了一句：“也许是一相情愿的想法。”
这样简短的一句话，已经暴露出李永庚煎熬而纠结的内心。
因为“草原牧鸡”，他已是浑善达克当地牧民心中真正的专家，但是，植物学家搞养鸡，却着实让他陷入“不务正业”的尴尬境地。
比起循规蹈矩写那些很快被束之高阁的文章，李永庚的“创新”着实煎熬，但他却感到很踏实：“原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经过我的努力做成了，并且给当地牧民带来收益，受到当地百姓和政府的认同。”
治沙灵感
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南段，与北京的直线距离是180公里，是离北京最近的沙尘源地。
2001年，植物所与正蓝旗人民政府合作，在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建设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主要从事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重建的理论研究和试验示范工作。
2003年至2005年，李永庚在正蓝旗挂职做了两年的科技副旗长。
在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腹地的巴音胡舒嘎查（村），56岁的老书记那松乌日图向李永庚讲述了最近30年来的变化：从1980年开始，嘎查的12万亩草场就开始逐步退化，到1999年，4万亩夏营盘（夏季公共放牧草场）已经变成了完全裸露的沙地，饲草竟然成为草原上稀缺的东西。
“草原牧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牛羊等大型草食动物为主的传统草地畜牧业的有益补充，而李永庚也为创新尝试付出了很大代价：私下里，有人说，植物学家干动物学家的事儿。
草原牧鸡
2009年，在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的支持下，“草原牧鸡”项目开始实施。李永庚抱着科研的目的，带着技术去解决问题。
当时李永庚带着课题组，选了一片试验草场，尽管草场的基础一般，百姓还是不同意，认为养鸡会将草场破坏得一塌糊涂。
第一年试验的结果也的确如此。李永庚是研究植物出身，没有养鸡经验，养殖过程中有很多细节考虑不到。“草场糟践得够呛，养殖密度、放养方式等与整个环境不匹配。”
李永庚说自己“脾气倔，胆儿大，不怕死”。第二年，他咬着牙坚持，结果发现鸡棚附近长出草，又浓又密。到了2012年，周边的草30～50厘米高，试验草场的草已经长到1米高。
草原牧鸡可以治沙、治蝗、恢复草原植被，同时增加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现在已成为草原生态修复的新方法。
“放牧家禽比放牧牛羊的效益高8～10倍，每亩草场效益可达100元左右。”李永庚说。
坚持到底
李永庚课题组每年都两边跑，整个夏季几乎驻守在浑善达克沙地。
连续4年，课题组时间、经费和精力都投入到“草原牧鸡”项目，“到现在我还欠着课题组个人的钱呢。”李永庚说。
这些欠款始于2009年。那年11月，浑善达克沙地气温已到零下十几度，一场白毛风，就冻死了两三千只鸡。当时试验的5万只鸡，只剩下不到2万只。
没养过鸡的植物学家，更没有面对过市场。把鸡拉到北京来屠宰，一车只能拉4000只。几趟拉回来，屠宰之后才发现，进冷库之前还要将鸡盘腿、装袋。
花钱都雇不来人，研究员、博士都上手去包装。苏华博士还清楚记得那段经历：“一天工作24小时，大家累得根本睁不开眼。”
大家都说当了课题负责人，有名有利。李永庚却跟妻子开玩笑说：“我犯了巨额家庭财产去向不明罪。”他搭进去了一二十万元，而且一时没有还上的指望。
“但我心里坦荡，因为我是在做事，也做成了事。”这个项目还在推进中，得到了中科院战略先导科技专项的大力支持，这让李永庚感到欣慰，但经费缺口依然很大，他还一直在发愁。
创新争议
“现在我们很多科学研究都是从文献到文献，对于实际应用和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有些甚至就是一堆垃圾。”李永庚认为，一切拿SCI说事没前途。
他认为，如果拿出同等精力写文章，也能发一些像样的文章，但是这样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像个废人一样”。
“草原牧鸡”真正探索了生态修复新方法，也具有可推广性。
刚去的时候，牧民不理解，也不那么尊重科学家。“现在他们等着盼着我去，因为我不仅能带去新的信息、新的技术，还能真正站在他们的立场，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李永庚认为长期生态学研究方向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的结合。
但是，回到科研单位的生态系统中，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必须考虑。
“中国特色的科研，如果不与国际趋势接轨，那么现在的评价体系会导致我们无法生存。要将实际工作与国际热点结合，否则后期项目无法继续。”李永庚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