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者访谈发表在2013年4月2日的《法制晚报》A05 版，因“版面”原因而有删节，标题为“基层反贪部门应撤销”。）

法律专家何家弘教授提出 反腐制度创新应分三步走——

基层反贪部门应撤销

本报讯（记者 张丽）“网络反腐是有局限性的，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不能成为我国反腐败最主要的手段。”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何家弘接受法制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反腐败还要靠制度创新。”

何家弘表示，反腐败制度的创新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以附条件缓查换取官员财产公示；第二步是建立集中强大的反腐败机构；第三步是完善官员的选任制度。

以附条件缓查换取官员财产公示

“腐败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性的，不是个体性的。如果制度设计得好，执行的也好，腐败就会很少。”何家弘表示，当前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面临很大阻力，可以用缓查的政策来换取官员财产公示的出台。

换句话说，为了集中力量去反今天和明天的腐败，对于昨天和前天的腐败可以采取附条件的缓查政策。具体说，第一个条件是官员必须如实公示全部家庭财产，包括老婆孩子的，国内国外的。由党中央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一个期限，比如2013年12月31日之前，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必须全部如实申报家庭财产。第二个条件就是公示之后不再犯新的贪腐之罪。如果如实公示而且以后不犯新罪，那么其公示的财产就不再追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把官员过去的某些罪行赦免了。这样做可以甩掉历史的包袱，也可以避免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建立集中强大的反腐败机构

“要加强反腐败的力度，就必须要整合力量。”何家弘表示，“查办案件的机构必须先要自身硬。”

首先是横向的整合。现在纪检监察部门承担了查办腐败案件的主要工作。很多大案都得他们先查，查完了以后再移送检察院，然后再重新收集核实证据，造成了重复劳动。所以最好在最高检之下，成立一个集中的反贪腐总局，把检察系统的反贪局和反渎局，还有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等机构整合起来，然后再把纪检的相关人员充实进来，有点像大部制改革。

此外，还要有一个纵向的整合。何家弘说：“现在，地方的反贪反渎部门归地方政府领导，领导不让查就很难查，而且地方的各种关系也会成为查办案件的阻碍。这是目前反腐败面临的一个难题。特别是在基层，反贪反渎部门存在的意义不大。”何家弘说，纵向整合就是撤销基层反贪、反渎部门，建立一个三级的集中体制——中央是反贪腐总局，往下是省市反贪腐局，再往下是地市级反贪腐分局。垂直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掌控。

何家弘表示，有了强有力的查办案机构，以官员财产公示为转机，反腐败的力度就大不一样了。

完善官员的选任制度

有了集中制查办腐败案件的机构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何家弘表示，反腐败制度创新的第三步是完善官员选任制度。

对于官员选任制度何家弘有两个具体建议：一个是差额选官，依照法律规定应该经选举产生的官员要实行差额选举。这可以从自下而上推进改革，比如从县长、县委书记的选举开始。当然这不是像村委会主任那种海选。其实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的党委选举就实行了差额，但关键是一把手的选举要差额。这样的选举才有意义。

对于那些任命制的官员，现存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官员任人唯亲，什么亲属、秘书、司机等，都要安排，甚至是买官卖官。这败坏了官场风气，也滋生了腐败。

何家弘认为，应把选拔干部的指标尽可能量化。比如工龄多少分，学历多少分，任职年限多少分，工作业绩多少分，立功获奖多少分，考试成绩多少分等等，然后再加上群众测评的分数和领导测评的分数，一律公开，输入电脑，由电脑排位。何家弘管这叫“电脑派官”，就是要把考评指标量化，尽量减少领导个人的自由裁量权。这可以减少吏政腐败，净化官场环境。

网络反腐存在局限性只是反腐败辅助手段

何家弘认为，网络反腐败对当下的中国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体现民众监督，是民众发表意见的一个重要途径。

西方国家中，传统媒体能够发挥监督作用，但是在我国，网络微博现阶段可以弥补传统媒体监督方面的不足。

网络媒体反腐败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它主要提供线索，而反腐败最终还得靠证据。最近老百姓关注度很高的网络反腐案件往往都涉及房子。房产是显性财产，好查，不太好藏。但是那些隐性财产，比如现金、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就容易隐藏，不容易查，更难拿到证据。所以，目前网络上涉及房产的举报线索成案率比较高，而其他举报线索的成案率则不太高。

因此，何家弘称，网络反腐只是一个辅助手段。不能成为我国反腐败的主要手段。反腐败主要还靠法律制度的完善，查办腐败案件也主要靠法律框架内的侦查机关。网络反腐现在不可少，但也不能把它的作用估计太高。

来源：法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