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堪称民国“黄金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变迁，无一不推动新时代宠儿———律师登上历史舞台，崭露头角。抗战前，上海滩律师人数不下1300人，民事诉讼数量多达全国七分之一。号称时尚风向标的沪上电影业，领潮流之先，塑造了极具代表性的多重律师形象。

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院康雅信女士，素来以十年磨一剑，坚守东吴法学研究闻名遐迩。日前又推出长文《民国银幕上的律师》，率先探讨民国华语电影之律师形象。康雅信女士慧眼独具，聚焦老上海银幕上律师众生相，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发前人之未发，让人钦佩不已。

且看民国电影巅峰之作《马路天使》，以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为主线，演员周璇、赵丹本色表演天衣无缝，扣人心弦，贯穿全片苦中作乐的幽默感无与伦比，《四季歌》与《天涯歌女》脍炙人口。无怪乎，国际电影史学界公认其为世界级一流影片。

会见律师这场戏，镜头运用巧妙，咨询民事纠纷的两位小人物，头一次乘电梯直上云霄，头晕眼花。其中蕴涵正义只在天上有，人间可望不可即之意，实乃神来之笔。位于摩天大楼华贸饭店顶层的律师事务所，设施豪华气派，配备自动饮水机、一次性纸杯，至今不显过时，叫人久久难忘。

租界开业的大牌律师开价不菲，对来自社会底层的当事人态度冷淡，傲气十足。张口打官司需要五百两银元，抱有满腔希望的主人公吓出一身冷汗，落荒而逃。大牌律师与普通老百姓，身处不同阶级，难有共同语言，穷人想获得律师服务，难如登天。

高举批判现实主义大旗的左翼电影人，成功塑造了一位收费奇高的大牌律师形象，代表了时人对律师的第一印象。女律师史良回忆，当年所接普通案件，酬金相当于上海工人数年工资，1935年一年中“做了三万多元的案子”。当年颇有名望的上海律师无不自备汽车，大名鼎鼎的陈霆锐律师，买下当时最新式的“皮尔卡”汽车，花费3200两银洋。打完一场民事官司，足可花费一个上海工人近一年的工资。律师“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的负面形象，并非左翼影人刻意夸大。

上世纪三十年代出品的《神女》，辩护律师隐而不现。片中法庭戏一段，为保护爱子，愤而杀死流氓的女主角妓女，依照民国刑事诉讼法，理应由律师出庭辩护，却若隐若现，似有还无。犯下过失杀人罪的无辜母亲，反遭重判十二年徒刑。导演有意无意向人们暗示，有理无钱的被告，即使获得指定辩护律师，效果也令人大失所望。

民国电影法庭戏中，律师表现难如人意。反观美国好莱坞电影，刑辩律师雄辩滔滔，表现抢眼。《杀死一只知更鸟》中，为无辜黑人仗义执言的白人律师芬奇，俨然正义使者。追问深层原因，或许并非中美两国控辩式与对抗制庭审方式差异那么简单。

至于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中产阶级气息浓厚。贤惠大度，自我牺牲的家庭主妇陈思珍，面对另寻新欢的丈夫，强颜欢笑，受尽委屈，最后决定离婚，两人来到律师事务所办理相关事宜。巧遇在此秘密登记结婚的弟弟，陈女士为顾全大局，改口为特意参加婚礼。最后在律师朋友大力调解下，与丈夫重归于好。

故事刻画人物生动，笑料百出，不愧为当年卖座电影。本片律师不啻中产阶级之友，尽展专业人士风采。广交朋友，与人为善，在市民阶层日常商务交往中穿针引线。在当事人是否分手的紧要关头，律师体贴入微，排忧解难，扮演不可或缺的润滑剂角色。

片中律师办理结婚离婚手续的细节，反映《民法典》亲属编相关规定，律师见证结婚离婚事宜，大城市已司空见惯。从西方移植的现代法律理念——结婚离婚自由，在律师帮助下为市民欣然接受。电影折射出历史性进步，令人印象深刻。

1948年，曹禺编剧执导的电影《艳阳天》，系民国时期罕见以律师为主人公的精品之作。诨号“阴魂不散”的阴兆时律师，嫉恶如仇，凛然无惧当过大汉奸的不法富商威胁，四处收集罪证，突破重重艰险，终于在开庭前最后一分钟，与受害人赶到法庭，将其绳之以法。日后虽遭暗算，却斗志不减，坚持与恶势力作顽强斗争。电影揭示社会黑暗，呼喊起来争个是非，渴望未来是个艳阳天。

该片当年备受左翼电影人批评，电影过分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一味迷信法律的公平，不自觉地渲染了律师单枪匹马，改造社会的形象。六十多年后，国内公益律师发展如日中天，回顾这部影片，不难体认，律师以诉讼推动社会变迁，利大于弊。《艳阳天》中公益律师形象历久弥新，成为民国电影一道亮丽风景。

时光容易把人抛。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学与电影各自取得长足进步。个中翘楚张艺谋与朱苏力，前者的《秋菊打官司》轰动一时，“讨个说法”成为时代最强音。苏力教授别出心裁，正是以此片和《被告山杠爷》为例证，揭示本土资源强大生命力，在法学界扬名立万。

两相对比，民国电影中的律师，无不生活在都市。毕竟律师是“城市动物”，不会送法下乡。苏力教授之后推出大作《道路通向城市》，点出神州最有可能的法治方向。

天道轮回，未来中国电影展现何种律师形象?回眸民国电影浮世绘，答案已呼之欲出!

来源：《检察日报》2013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