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所谓的“死磕派”律师，哪里有他们认为不公的案子就组团扑向哪里，先是在微博上公布案件的“真相”，用家属的悲情煽情，有疑似刑讯逼供证据的再配上让人恐怖的照片，然后律师在网上晒一下自己出发前的状况，有机票或高铁票为证，有的律师还会发一条如果我如何了的话就请大家如何的疑似遗书，大有慷慨赴死之状。接下来就是到达目的地以后的活动，在要死磕之地的公安局或检察院或法院门口拉个横幅或静坐绝食，大造声势。当然律师的这种“死磕精神”，并非针对对方当事人的律师或是刑事案件的公诉人，更多的是针对法院和法官。当他们把自己绑上道义或正义战车的时候，法院或法官就成了假想的非正义的一方，一旦律师的辩护理由未被采纳，没有依自己一方的预期进行判决，法院或法官很有可能就成为被笔伐或谴责的对象，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二审法院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为终局，死磕派也才有可能鸣金收兵。律师希望通过“死磕”法官，“磕”出一个法治中国来，这多少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律师的悲壮和法治的荒诞。本来都属于“法律共同体”，都同样服务于司法正义的事业，律师和法官为什么把关系闹的这么僵呢？
站在不同的立场，法官会怒斥一些律师的“无良”，律师会谴责一些法官的枉法和弄权不过，究其实，很显然，当下的司法环境绝不可能是几个人或某一类人造成的，所有吃法律饭的人都难逃干系，每一类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贡献”，单纯地指责律师或法官，都有片面之嫌。
最近几年，人们喜欢谈“民国范儿”。其时，法律界的“范儿”也挺“民国”的，法官廉洁自好，律师则克尽职责，在某些方面“共同”推动者传统法制的转型与进步，可以说，在民初那段日子里，法官与律师是“君子之交”的关系，这从《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曹汝霖是谁？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卖国贼”的，五四运动时烧的赵家楼就是他家的。我们对于卖国贼的曹汝霖的熟悉程度，远甚于作为民国时期领第一号律师证的曹汝霖。说起来，五四时期的三个所谓“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都是法律人，这点倒是颇让人圈儿里汗颜的。不过，在章宗祥做民初大理院院长、曹汝霖做律师期间，他们的作为可是值得人钦佩的。
在袁世凯执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曹汝霖最后并未成为阁臣，为生计计，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的他，真正地“学以致用”，在司法不成立，制颁律师条例之后，曹汝霖申请领取了律师证书，而且是中华民国第一号律师证，他的事务所就设在家里。当时在大理院、高等法院或地方审判厅中的好多法官，甚至包括大理院院长章宗祥大多是他的同学。如果在今天，很多当律师的在接案子的时候都会告诉当事人，说检察院、法院系统有很多都是我的同学，甚至某院长曾经是“我睡在上铺的兄弟”，打官司可谓胜算在握。而做了律师的曹汝霖，却自觉地与这些法官同学或朋友保持一定的距离。“时法官与我同学的不少，向来往还甚稔，因余为律师，为避嫌起见，与余戟门、林行规、姚次之（姚震）、张棣生平素极熟之友人等，绝少往来，即仲和（既章宗祥，时任大理院院长）亦少见，见亦决不谈讼事。”曹汝霖对当时的法官评价极高，“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对于讼案，慎重审理，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可当得起清慎勤三字。各省法官亦蔚成风气，绝不闻有受贿情事。此种风格，直维持到北方政府终结为止。”做律师的对法官做如此之高的评价，当然不可能发生律师“死磕”法官之事。而律师自觉地与法官保持距离，实体现其较高的职业素养和修为。
据其介绍，曹汝霖打官司打出名声，是在一死刑案的辩护之后。在一个一审判死罪、二审维持原判，后又上告到大理院的案件中（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四级三审制），曹汝霖为上诉人辩护。曹汝霖并没有因“我的同学”是院长就要求办人情案，而是“根据律无明文规定不能判罪为理由”进行辩护，其结果是原判撤销，改判为无罪，“于是被告全家老小，到我事务处叩头致谢，感激涕零，谓因家贫，只送些土产表示谢意。”当事人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宣传广告，于是“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此门庭若市。”律师的辩护也是在服从法律规则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是寻求“法”外的途径，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之所为。
关于律师与法官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推进法律的转型与进步，也可从曹汝霖所举的例子中看出。他说又一次去保定出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大多为保定法政学堂学生（其实法律在上个世纪初的十年二十年间也是很“热”的），回到旅馆时还张灯结彩，大书欢迎曹大律师（在那时候的大腕儿吧）。饭后有乡民找他伸冤，那时候的老百姓其实分不清律师是做什么的，以为就是古代的青天大老爷。案件时乡民有关争田土界限或收成的，这符合清末的钱债户婚田土这些“细事”，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民事案件。乡民们认为地方法院的法官判得不公平，“我们正在农忙时候，没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诉，等到农忙完了，上省到高等法院递呈子，挂牌出来，都被批驳，说上诉过期，不准上诉了，您说冤不冤？只好求大律师到京为我们想法伸冤。我想农民没有法律知识，跟他们将过期不能上诉的律文他们也不会明白，之安慰他们，等我到京想法子，但告他们，我不是法官，准不准也没有把握，如果不能达到目的，要请你们原谅。”这是典型的法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出现的事例。从宋代开始出现“务限法”，到明清时期的“农忙止讼”，都不允许人们在农忙时打有关户婚田土钱债等“细事”的民事官司，所以按照西方“审限”制定的上诉期限，乡民自然不懂也不当回事，这种情事可不是愚昧和法制意识淡薄所能解释的。对此，曹汝霖并未嘲笑乡民的愚钝，而是考虑到这种情况的普遍性，积极地寻求补救之道，“于是向仲和建议，乡民不懂法律，应该想一想变通办法，在法官宣读判词后，既高声向当事人说，你们如果不服，应在法定期内上诉，过了二十天期，即不能上诉。在此当堂声明不服，亦可记录下来，算已上诉，再补递呈子。后大理院照此办法通令各级法院一律照办。”这时，曹汝霖和章宗祥院长的关系发挥了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正面的，谁又能说他们是利用同学关系呢。相反，律师能想当事人所想，法院法官能从善如流，也是民初民人之福，法治之福！
别以为只有我们今天才有律师对自身职守的坚持，其时的曹汝霖也对此有真理解。当袁世凯对律师职业表示了自己“律师等于以前的讼师”的偏见后，曹汝霖给这位大总统“普法”，“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和北洋政府大总统谈律师的职责是保障人权，这才是真正的“智囊”！
当然，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只是记录了自己作律师时的一些事情，并不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的情况，难免有以偏概全之感。不过它至少反映了当时民国司法环境的一个侧面。转型时期的社会，能有那样的律师和那样的法官，也是颇为难得的。我也常常思考其原因，可能有两点吧：一是这些人都多少受过传统教育，传统士大夫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还在影响着他们；另外，他们刚刚从西方引进了司法独立、律师制度等，要学习嘛，就得从里到外、从内容到形式都学的像才行。不像我们今天，动不动就以不合国情为借口，拒绝那些可能的好东西，本来的糟粕却被我饿们名之为“人情社会”的遗产而不自觉地保留下来。今天，除了死磕的律师外，以人情或所谓的民意来影响司法，其实也是司法之害。
律师和法官不是天敌，应该是“法治共同体”的守望者。如果大家都逐渐地回归理性，以遵守规则为底线，法治的进步在当下即可看得见！
来源：法律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