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多起暴力恐怖袭击，各地反恐措施逐日升级。近日，北京地铁部分站点试行“人物同检”，引发社会热议。所谓“人物同检”是指乘车人及携带物品均在安检之列。可以想见，对每天搭乘地铁上下班的大量市民进行与民航登机类似的专业安检，其人力、物力、时间成本都是巨大的。面对新“盘龙阵”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有论者认为这是恐怖主义阴影下的“新常态”，社会成本的增加应归咎于暴恐分子。部分北京市人大代表认为此举与“地铁的大容量快捷性不符”，真正实行尚须慎重调查、征询民意。当然乘坐地铁出行的北京市民更有发言权，在大部分乘客配合新规执行、耐心等待之余，也有部分因天气燥热、上班心急而忿忿不平。

　　此举是否合理可行，又如何进行利弊权衡，不能缺行政权力合理规范运行的视角。严格而言，地铁安检措施属于紧急权力范畴。所谓紧急权力，即政府为处置突发危险局势而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以期迅速恢复宪法和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特别权力。在必要情况下，紧急权力甚至能够对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等进行暂时性限制，即部分权利的克减，但归根结底这是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不得以而为之。由于现代社会危机具有难以预测、牵涉面广、危害巨大、散播迅速、连锁性强等特点，为实现公益目的，行使紧急权力的最好方式反而是预防危机事态发生——通过采取安检、封控、隔离、销毁等预防管控措施，政府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消灭于萌芽、将其危险性控制在最低。

　　然而，紧急权力的行使亦存在成本问题和滥用风险。在各类危机日益多发、高发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在多种场合采取预防措施以应对风险。但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采取这些预防措施不但投入极高、成本巨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么是什么因素驱使政府如此行为呢？首先，网络时代无处不在的媒体宣传和舆论压力促使人们相信，危机就在身边；第二，危机结果的无可估量性和不可挽回性迫使决策者们不得不对这种可能性做出回应，否则就要承受“怠政”、“懒政”的负面评价风险；第三，一旦危机发生，预防措施的采取也能够减轻部分责任——对决策者而言，这有百利而无一害。据此，美国学者欧仁·格罗斯提出了紧急权力的“滑坡效应”，即紧急权力为适配危机多发情况，诱使政府在大量非必要情况下使用紧急权力，“一旦权力已经存在，人们就似乎忘记配置权力的初衷了。”

　　滑坡效应的困境在于，决策者很难削弱业已存在的各类预防措施，哪怕有些已极不合理。实现公共利益是紧急权力配置的最重要标准，为实现公益而暂时牺牲个人利益的政策初衷，不但使预防措施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更具有极高的道德号召力——谁能够置众人于不顾？谁又能为“万一”负责呢？在责任和道德的双重驱使下，紧急权力滑向坡底：没有什么风险是暂时的，危机态势只会越来越严重；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任何个人都是被提防者；相比公共利益，行政成本、管理创新都成为次要考虑。与此同时人们心中的共识却是：这些措施不是针对“我们”而是针对“他们”，“他们”是恐怖分子、嫌犯、另类，这种措施能将“他们”有效地排除在外，保证“我们”的安全。殊不知，当人们普遍开始如此思考时，恐怖分子们渴望营造的气氛就已经形成了——社会信任荡然无存，人人自危、各自为战。

　　反观现实，地铁越来越严的安检措施直至如今“人物同检”也就不难理解。反恐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它的战场不仅存在于武力、心理层面，也倚赖于整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和抗压能力。当安全成为我们日益重视的价值时，也不能忽视对行政成本、可行性、间接后果的分析，比如：在夏天是否有必要用专业仪器检查肢体，毕竟市民清凉出行、是否携带捆绑危险品是可能依靠外观辨认的；对个别站点试行“人物同检”是否意味着将来要在全部站点推行，否则地铁内部任意换乘只会使得此举形同虚设，若不能全部推行是否涉嫌歧视部分区域居民；由于加强地铁安检措施而人为造成的排队等候人群是否更易成为暴恐袭击对象，毕竟其人员密度更高、又难于疏散、更易发生踩踏。反恐考验我们的不仅仅是先进的检测仪器和巨大的资源投入，更有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