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沦陷?谁的?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这是一句在“谷歌(Google)搜索”中，只需输入前四个字(“每个人的”)，就会自动生成、供搜索者选择的话。由此可窥，这句话在网络上的影响力!甚至，细心的网络读者会很快发现，不少作者皆以其为同样的标题，抒写着故乡沦陷的不同故事，而根本不在意是否“抄袭”他人标题、掠人之美。

　　当然，故乡沦陷的主题，较为著名的议论，并不限于以此为篇名。十年砍柴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陈璧生的《我的故乡在渐渐沦陷》，熊培云的《我的故乡因何沦陷》，孟波的《不能承受的故乡底层沦陷之重》，潘采夫的《谁家的故乡不沦陷》……，都触及这个看似“雷人”的全称判断。

　　因其全称判断的性质，作为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乡村陌生人的我，一开始是狐疑的。一则，“故乡”一词，对于像我这般的土著城市人而言，就等同于我所出生的城市。而我自己的个人经验，至少并不支持我认同故乡在沦陷的断言;二则，中国如此辽阔广袤，即便是乡村，难道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之后，地不分南北东西，一概都沦陷了或正在沦陷吗?

　　狐疑的我，细细地咀嚼着那些文字，努力在混杂的味道之中，试图品尝和鉴别出乡愁、忧思、迷茫、哀伤、惆怅、愤懑、无语……。渐渐地，在脑海深处，似乎隐约地看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摘自《桃花源记》)的最佳乡村图景，正电光火石般，飞速地离我远去。

　　刹那间，我恍然顿悟，十年砍柴、陈璧生、熊培云、孟波、潘采夫的故乡沦陷之际，又何尝不是我这个土著城市人、乡村陌生人的故乡沦陷之时?

　　故乡沦陷?什么意义上的?

　　这里的“故乡”，已经不单纯是物质的、具体的、特指的童年生长地，它同时还蕴涵着一种生活样式：

　　它是宁静平和、有张有弛、闲适写意的，而不是像上足了发条的陀螺，身不由己地旋转着，今天短暂的停歇，只是为了明天更好地被旋转;

　　它是彼此熟悉、温暖诚信、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而不是陌生、冷漠、猜忌、孤独、无助，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救人反被诬为撞人的，更不是弱肉强食、强盗逻辑、丛林法则的;

　　它是与天地融和，信守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田，呼吸泥土清香、享受青山绿水之乐的，而不是掠夺资源，用钢筋水泥筑起工作坊或巢居，在半空中的封闭盒子里走动、劳作、休息和睡觉，为了消费而消费，并不断地由此释放垃圾、污水、浓烟、尾气的。

　　这种生活样式或许只能在理想的彼岸，即便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之中，也只是在《桃花源记》中作为“言辞的仙乡”而存在。然而，它毕竟是令人悠然神往的，是值得守望的。这种意义上的“故乡”，它不属于农民、乡民所独有，它属于所有人包括城市人。城市人在购房时关注绿化，在办公室里哪怕摆上一株小小的仙人掌，假日时热情于郊游、农家饭，对美轮美奂的风景摄影(甚至是经过“美容”处理的)赞不绝口、爱不释手，凡此种种，不都在展示扎根于内心深处的那个“故乡”吗?

　　因是之故，当十年砍柴们在“去国怀乡、却感极而悲”地叙说着他们家乡的变化时：农田干涸、杂草丛生;草原沙化、鼠害肆行;老弱病残、了无生气;满村狗跑、看家护院;寡廉鲜耻、惟利是图;地痞流氓、鱼肉乡里;嫖赌黄毒、伺机蔓延;官商合谋、掠夺资源;大兴土木、盲目开发;……，谁能不为之动容呢?

　　或许，它们并非中国农村的全貌，或许，它们只是局部地发生着。然而，当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地被记录下来、发表于网上时，又有谁能像“局外人”似地、漠然地说：自己的“故乡”还没有沦陷?这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沦陷了，这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伦理道义、生存价值的沦陷了。假如听任这样的沦陷继续下去、扩张下去——或许是危言耸听，那么，9亿农民居住的农村，会以怎样的态势包围城市呢，最终又会给整个民族带来什么呢?

　　为什么会沦陷?

　　故乡的沦陷，不是偶然的，但也不是哪个占卜家，可以从水晶球或者天象之中预测到的。

　　从近处着眼，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深入、城镇就业机会大幅增长的过程，而城乡生活的二元格局和收入差距，吸引并造就了一支庞大的、青壮年农民工队伍(2004年全国人口统计，约有1.66亿农村户籍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他们无疑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劳动力资源，却也同时在离土进城的步伐之后，留下了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空巢村”。

　　于是，农田或者荒芜，或者转包给他人耕种，农业生产能力下降;家庭不稳定，农村婚外情和因婚外情产生的刑事案件增多;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都不同程度地陷于“情感空巢”;老人养老、儿童教育，也都日益成为严重问题，尤其是空巢孩子的性格趋于内向、孤僻、任性、冷漠;而由老弱病残者组成的社会治安力量，更是难以抵御盗贼乃至黑恶势力的猖獗。

　　将镜头拉得稍远一些。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每家每户的生产积极性，摆脱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结构之下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大锅饭的弊害，被视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革命第一枪”。不过，这一制度也让农民局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家庭合作的成本提高，农村公共福祉的供给日显不足。

　　家庭经济和频繁快速的劳动力输出，相互勾连，使得原本习惯于集体生活、守望相助的村民，逐渐地趋于原子化、陌生化、疏离化、孤独化。脱离集体的村民，获得了行动自由的广阔空间，但也失去了对人的依赖。结果，村里人就像城里人一样，需要找到在恶劣竞争环境之下，让其独自坚强地生存下去的拐杖，那就是对物质、对金钱的依赖。“有钱就有一切”的价值观，更是在消费主义广告的推波助澜之下，侵噬了节俭价值观。

　　与此同时，乡村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了工商业经济、旅游经济觊觎、褫夺的对象。在GDP政绩的刺激之下，基层政府又为这样的褫夺大开方便之门。转而依赖物质、金钱的原子化村民，既无奈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共谋，也受限于狭隘的眼前利益，不单是听任对资源的巧取豪夺，有的甚至亲自加入其中。而资源遭破坏、遭掠夺的环境恶化后遗症，即使不是无人关心，也是少有人挂怀的。

　　再将镜头拉得更远一些。西方的坚船利炮，把现代化的种子，撒向了被视为蒙昧、落后的小农经济所支撑的中国;这个种子在看似不利的土壤之中，强势地、不可逆转地生长。西方式的现代化，一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官僚制，打破宗教或宗族的控制力，实现国家对底层的控制;二是建构原子化的个体，摆脱传统家庭、作坊、行会等势力的约束，以表面上自由缔约的能力，卷入工业大军的行列，为工业化提供支撑。仔细回味，当今“故乡”的沦陷，不也与这样的现代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如何拯救?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在现代化背景之下，即便可以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弊害进行诟病，我们也不可能冀望于回归小农经济，来实现拯救。

　　对此，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具体化为如下五项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每项皆由四个字简约组成的目标，又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此不予一一复述。显然，新农村战略有着明确针对和指向，对于此处所论拯救沦陷的“故乡”而言，其意义也不言而喻。

　　只是，依我个人愚见，尽管新农村战略强调五项目标相辅相成，但仍然将发展生产作为前提、根本和一切工作的起点。这在实施新农村战略的地方基层政权那里，又极可能滑向“经济决定论”的陷阱，以为经济繁荣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故乡的沦陷，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经济决定论、就是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思维作祟的结果。

　　其实，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都是新农村的实体性目标，也是沦陷的“故乡”最终救赎的目标。然而，预计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推行的新农村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其具体实施的过程。如何设定议程，如何利用有限资源优先解决能够即时解决的问题，如何在发现新问题之后、及时调整资源的配置，如何监督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新农村战略目标能否渐进地、顺利地实现的关键。

　　因此，“管理民主”这个新农村的程序性目标，才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资源贫瘠、环境恶化、黑恶势力盛行、权钱勾结等让农民揪心、伤心、寒心的沦陷现象，虽有多种因素促成，但缺乏真正民主的、有效的、以村民共同体自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乃决定性的因素。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不在乡村治理机制的民主化方面坚定决心和信心，那么，生产发展了的肌体，照样免不了上述丑恶痈疽，照样免不了“故乡”的进一步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