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学术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些问题，历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争论可以追溯到很早，不过它真正成为一个学术界的重大问题并引起争论，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清代中叶后。为什么在清中叶以后?大家知道，在清中叶以后，逐渐兴起一个叫“今文经学”的学派，今文经学学派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为尊孔起见，说中国学术的主要来源是从孔子开始的。在孔子以前，是“万古如长夜”，没有学术。所以从推尊孔子出发，今文经学派更多地把孔子以前的学术传统，越来越加以贬低，越来越加以淡化，甚至于否定。这个发展趋势从今文经学兴起之后越来越强化。强化到最极端的例子，我想在座的老师同学都是很熟悉的，就是四川井研的廖平，即廖季平。廖季平先生跟我们湖南有很大关系，大家知道，他出身于四川的尊经书院，受业于王闿运，王闿运是一位今文经学家，可是王闿运先生没有他这样的观点。到了廖季平先生，他的经学有六变，越变孔子的地位就越高，越变孔子以前的学问就越少，到了最后，他居然提出中国汉字是孔子造的，孔子以前是没有汉字的，孔子以前的字可能和西方的字一样，是横着写的，到孔子出来之后，孔子造了六书，造了汉字，中国才有了文化。我想这一点，已经将中国学术的源起问题讲得特别极端了，这个论点和我们历史上传统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孟子就说过孔子是“集大成”者，什么叫“集大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结前人。孔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继往而开来，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他也总结了过去。这与廖季平先生讲的，恐怕就完全相反了。如果什么都从孔子开始，那还叫什么“集大成”?也不能叫他“大成至圣先师”了。

　　一

　　古书里说得很清楚，在孔子以前有一个很长的学术传统。我们以前读书的人总要读《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讲“诸子出于王官”，诸子都是从王官而来。再看其他史书里面，关于孔子以前有很长的学术文化传统这一点没有怀疑。比如今天我们坐在书院这里，书院是怎么来的呢?我想根本是从孔子杏坛讲学而来，这就是书院的一个模型。后人根据孔子讲学设计一个制度，建立书院。可是书院还有另外一个学习的模型，就是中国自上古以来的学校制度。书院是和上古的学校制度不同的，它一方面参考了上古的学校制度，同时又考虑到自孔子以及七十二贤以来的讲学制度，由此形成了书院。我在岳麓书院说这种话是班门弄斧了，这里是中国书院史研究的中心了。可是中国的学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在古书上是说得很清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礼记》中的《文王世子》，它讲在唐虞的时候就有了学校，叫“成均”，现在韩国还有“成均馆大学”，为什么叫“成均”呢，也没有一个很合理的说法。近代以来大家都说古书未必可信，是后人的说法，不一定可靠。我想最好的发现就是我们终于在甲骨文里发现了“太学”，“太学”在殷墟小屯南地甲骨里就有了。这是非常重大的发现。不要看只有两个字，它很确切地证明了至少在商代的晚期已经有了太学。我们中国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我看来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汉的太学，并由此再追溯到商代。

　　200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是一件方鼎，叫“荣仲方鼎”。这件方鼎上有铭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学校的情况。最近我才知道荣仲方鼎不是一件，还有一件，铭文是一样的，不过第二件花纹比较清楚。鼎的时代是西周成康时期的，我把铭文写一下:

　　王作荣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荣仲錫庸(?)一、牲大牢。已巳，荣仲速内(芮)伯、(胡)侯子，子锡白金(钧)，用作父丁彝。史。

　　先看“王作荣仲序”，“序”就是学校，这个字大家有点疑问，有人说念“宫”，其实甲骨文中的“宫”从来没有这么写，这是个“序”字。要是它念成“宫”，整个铭文都读不懂了，念成“序”就懂了。而且我们有证明，过去著录有执尊、执，也提到“序”，赏赐的两种东西中，大家肯定猜不到，是笔。一般的赏赐有赏笔的吗?因为是学校，所以就赏笔。这个“笔”字不是我释读的，其他先生早已释读过了。“王作荣仲序”，“荣仲”是学校的主持人。在十月又二月，就是十二月。因为是王作序，所以这个“子”一定是王子，“加”即“嘉”，就是奖，奖给荣仲什么东西，我猜想“庸”就是一件铜钟，还有太牢。下面已巳那天，荣仲又请(“速”就是“请”，“不速之客”就是不请之客)芮国、胡国两位侯伯的孩子入学。芮国见于《尚书·顾命》。

　　从这个例子，大家就看到当时确实有学校，这里讲的制度，都是和礼书的记载相接近的。我们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在商代、西周初年的时候，有相当好的学校制度，这种学校培养“国子”，北京现在还有“国子监”。这种学校的教学内容为《诗》、《书》、礼、乐，必然包括学术的成分，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术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传统，并且和教育结合起来。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说孔子是“集大成”，那么孔子以前的传统究竟是怎样的?比如说孔子以前有没有著作遗留下来，我们当然说有，这个没有问题，比如说《诗》，有很多篇都是在孔子以前的，还有《尚书》，同样很多都是孔子以前的。我知道最近有好几位博士生是写《逸周书》的，《逸周书》里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不是全部，但肯定有相当大的部分，比我们想象的多，里面有些东西很明显是西周的，比如说《世俘》、《商誓》等等，可以举出六七篇，有些是西周直接流传下来的，有些经过了改编，但包含有西周的内容，这是没有问题的。作为《逸周书》主体的一大部分，也应该是如此，有一些篇在先秦的文献里都引了，如果你不否定这些先秦文献的话，你就得承认。比如说《左传》襄公十一年，晋悼公的臣子魏绛所引《书》“居安思危”，引的就是《逸周书》的《程典》篇。还有《战国策》的《楚策》，虞卿和春申君的谈话。春申君黄歇，大家都知道，那是战国末年的人，虞卿这个人在史料里记载他是传《左传》的，他的著作有《虞氏春秋》。虞卿引《春秋》一段话说:“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就是《左传》襄公十一年里魏绛所引。过去康有为等连《左传》都不相信，今天没有人不相信《左传》，因为今天许多发掘材料都证明《左传》是正确的。例如淅川出土青铜器记楚令尹王子午，字子庚，这只在《左传》才有，除了《左传》，去哪里查王子午字子庚呢，所以它是可信的。

　　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思考的余地。我们很少有人很好地研究《左传》、《国语》里面春秋时代的学术。春秋时代对于《诗》、《书》、礼、乐的解释是怎么样的，其实在《左传》、《国语》里有很多。我们通常所讲的《周易》，《文言》的头几句就来自《左传》。这些到底讲的是什么，春秋时代人的学术世界是怎样的，不是没有，而是我们没有研究。

　　二

　　在座的各位请允许我插入一个话题，这里面涉及我们对于古代文献论证上的一个理论问题，我最近读到张京华博士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题目叫《顾颉刚难题》，他提出一个如何研究古代文献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文中引到顾颉刚先生在读书笔记里面的一段话，顾先生说:“今人恒谓某书上某点已证明其为事实，以此本书别点纵未得证明，亦可由此一点而推知其为事实”。这里指的是谁呢，张京华博士说是指王国维，王国维《古史新证》里面有这样的说法。下面顾先生说:“言下好像只要有一点真便可证为全部真。其实，任何谬妄之书亦必有几点是事实。《封神榜》背谬史实之处占百分之九十九，然其中商王纣、微子、比干、周文、武等人物与其结果亦皆与史相合。今本《竹书纪年》伪书也，而其搜辑古本《纪年》亦略备，岂可因一部分之真而证实其为全部真耶!”这就好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逸周书》一样，有几句你可以证明它们是春秋时候就有的，那么你能证明其余也是春秋时候就有的吗?其实这个道理，我想大家一想就明白，我们对于任何史料，包括近现代的史料，要求证明它的所有内容为真，这是做不到的，根本就做不到。包括近现代史的所有史料，都不能要求将所有各点证明为真。那么我们怎么说一个史料是可信的呢，我们得看里面的内容，比方说我们能够证明里面有些点是特别好的，确实是真的，这就可以增加其他各点的可信性。史料不是只用真假来判断，而是有可信性高低的问题。没有任何记录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个史书也不能说什么都是真的。特别是古代，有这样的东西吗?没有的。古人编一个年谱，好多地方都能证明它不对，可是你不能否认这个整体，问题是它的可信性有多大，我们能证明一个古代文献中有一点为真，那么各点的可信性就会增加，如果我们证明三点为真，就比那一点为真的可信性又大大地增加。应当从量的方面看这个问题，而不能简单地用二分法来讲这个问题。不知我说这话对不对，如果错了，各位可以群起而攻之。

　　我们再回到学术史，刚才谈到了商、西周，关于孔子以前的西周那段古远的时代，要求我们拿出太多史料来，这是做不到的，哪有那么多材料啊?如果有够多的材料的话，就用不着来讨论了。从能够得到的信息，我们看到孔子学术传统的久远与深厚。过些年我们岳麓书院也将成为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中心了，我相信岳麓书院这一方面的发展会非常迅速，很快会成为全国与世界简帛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些年里，我们发现的出土的战国秦汉的材料有一点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能够证明战国时代的人承认有六经，这一点特别重要。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学术史，就会觉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些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了，比如说汉代只有五经，因此就认为先秦的时候只有五经而没有六经，虽然六经之说见于《庄子·天运篇》等。汉代人为什么说只有五经而没有六经呢?因为《乐经》已亡，所以只剩下五经了。更有人说古时从来没有经。我们现在证明，当时确实有六经，而且《乐经》也应该有文字。近年发现的郭店楚简，两处都有《诗》、《书》、《礼》、《乐》、《易》、《春秋》，次序和《庄子》完全一样，时代也和《庄子》一样，郭店简在公元前300年再加一点，当然《庄子·天运篇》不是庄子本人写的，可能是他的弟子写的，可是也差不多，那个时候中国已认为有六经了。

　　冯友兰先生把中国的学术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我个人不太赞成。这样说法认为先秦没有经学，先秦经典没有得到一个受尊敬、崇敬的地位。其实，那时对六经的引用不仅仅是儒家，其他各家包括特别不喜欢儒家的人也在引用，像墨子，像庄子、像法家，实际上六经已是当时的基础教材。

　　这也是中国学术源起的重要一点。《诗》、《书》、《礼》、《乐》、《易》、《春秋》从来就属于主要的教本。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一些清代的学者，他们主张:《诗》、《书》、《礼》、《乐》是没问题的，《易》、《春秋》很晚才进入经的范围。我们不说《易》、《春秋》进入经的时间一定和《诗》、《书》、《礼》、《乐》一样早，可是不会是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晚。因为他们认为《易》、《春秋》之所以进入“经”，是因为孔子，因为孔子晚年好《易》，孔子修《春秋》，后来《易》、《春秋》才成为经。这种说法现在非常普遍。《易》、《春秋》当时是不是具有和《诗》、《书》、《礼》、《乐》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还可以讨论，至少它们已经逐渐地走向那个方向，那个趋势在春秋时代已是如此。这一点特别要注意。

　　我们把这个问题接着讨论一下。《春秋》比较容易讨论，因为大家都知道《春秋》在很早的时候就作为教材了。我必须说明，《春秋》是个大名，不是儒史的专名。这个例子很多。问题出在哪呢?因为过去的人最喜欢、最经常读的是《四书》。《四书》里《孟子·离娄》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给人一个印象，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鲁国的史书叫《春秋》。这当然是对的，是这么回事。可是这不等于说《春秋》只有鲁国叫《春秋》，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其实在《注疏》里面已经讲清楚了，当时的史书一般都叫《春秋》。只是鲁国就叫《春秋》，没有加个名，而晋国、楚国自己加了个名。至于为什么那个叫《乘》，为什么这个叫《梼杌》?到今天也没人能讲懂，讲不明白。《春秋》乃是大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墨子》，《墨子》里面就讲清楚了，不但有鲁国《春秋》，而且还有周的《春秋》、燕国的《春秋》、宋国的《春秋》、齐国的《春秋》。你不能说鲁国的才叫《春秋》。《春秋》就是大共名。我们看《国语》，在《晋语》与《楚语》里面都有晋国人和楚国人讲到历史教育。在《晋语》里面有一个晋国的司马侯就说:“教之《春秋》，以感动其心”。他教的《春秋》当然不是鲁国的《春秋》，特别不是孔子写的，那时孔子还没有出现。楚国的申叔时也是这样，大家知道楚庄王为太子找老师，老师去问申叔时，申叔时也说“教之以《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耸善抑恶”是史的作用，就好像孔子说史有褒贬一样。不管是晋国的教育还是楚国的教育都要用《春秋》，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在《左传》昭公的时候晋国的韩起，就是韩宣子，在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就说:“周礼尽在鲁矣”。《易象》不会就是《易》的经文。有人说《易象》就是《周易》，那这话就等于说晋国就没有《周易》，如果晋国有《周易》，那他又何必惊叹?在《左传》、《国语》里面晋国用《周易》占卜的事好多，他怎么会没有《周易》呢?这一说法本身就不对。所以《易象》这本书，一定是一本讲易象的，类似《易传》的书，它是讲《易》的象，而不是《周易》经文本身。这就看到了当时在鲁国已经有一种易学。这种易学的存在在《左传》中很多，后来就吸收到孔门的《易传》中间。这些都是早于孔子之前的易学。“《鲁春秋》”，这说得很对，鲁史不是周、燕、宋、齐的《春秋》，而是鲁《春秋》。韩起一看到这个，就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他明白周王朝成功的道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不是没有学术，而是有很多的学术，而且学术是在六经。《诗》、《书》、《礼》、《乐》为主，《易》、《春秋》后来也成为重要的学术，这是当时的学术传统与教育。孔子对六经都有所述作，在这个基础上，孔子是“集大成”者。

　　我们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要否定孔子的作用。“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因为孔子修《春秋》，里面有所褒贬，带有他的道德、政治、伦理的原则，跟原来不同。这样的“微言大义”，是不是都像《公羊》、《谷梁》讲的那样，我们还可以讨论，可是无论如何它是有的，这点是不会错的，所以，孔子对于这方面，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孔子本人是不是作《易传》，我们不知道，但《易传》一定作于孔门，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里面包括了很多孔子关于《易》的讨论。如果有些人不信这些，那么现在我们在上博的竹简里面发现了《诗论》，看下孔子怎么讲诗。孔子讲诗确乎有“微言大义”，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看出里面的一些观点，跟后来从《毛传》看到的有些很不相同，有些地方还很开明，很特别。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孔子确实是讲了，因为《诗论》的内容，唯一的可能是弟子的笔记，肯定是孔子当时讲的，不是后人编造的，想编也编不了。它就是一个笔记，孔子讲《诗》的笔记。从《诗论》里还可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大家知道《诗论》整理的时候，有一个想法:《诗论》是不是可以证明有很多的佚诗?结果证明当时孔子用的《诗经》跟现在本子基本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当然文字是不一样，这个不奇怪。那么这样就可以看到，自古以来中国有一个经学的传统，孔子就是研究经的，你能说他不是经学家吗?如果说当时没有经学，是成问题的，所以说中国的经学和子学从来是并行的，经是更早形成的，经以外各家就是“子”啦，包括儒家也在内。这样就看到中国学术确实是源远流长。

　　三

　　我们还应该特别谈谈《周易》。近些年我们有些发现，证明《周易》不是晚出的。这方面我们做过很多的讨论。《周易》这本书的时代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个人有一本小书叫《周易溯源》，试图在不涉及其思想内容的情况下，从文献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周易》这本书，包括它的《经》、《传》部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结论平淡无奇，就是证明它是很早的，《易传》也比较早。《周易》经文我个人意见就是像《系辞》说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当文王与纣之事”。那么，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这个问题呢?

　　我过去曾经提出一个材料:北宋的时候在湖北孝感出土的中方鼎。中方鼎铭末有筮数，将它转化为易卦之后，正好说明铭文的内容，但这毕竟是个推论。前些时候，在陕西西安长安县西仁村出土了两个陶拍子，上面刻的卦数我觉得足以证明《周易》的年代了。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陶拍子?在座有考古专家，都知道古代陶器是盘制，拿泥条盘起来，搁在陶钧上转，转的时候，得搓它、弄它。陶器表面上有时候要做成纹饰，就找一个东西来拍它，拍出纹饰来，这个工具就是陶拍子。陶拍子其实也是陶的，就像一个蘑菇形的东西。

　　长安西仁村这一带是西周陶窑遗址，关于陶拍子的简报发表在《文物》2002年第11期上，有两件，都是采集来的，是西周中期的东西。一件上有四个筮数，四个卦都是很清楚的，一个是《师》卦，一个是《比》卦，一个是《小畜》卦，一个是《履》卦。这就是四个卦，一个陶拍子有四个卦。另一个陶拍子有两个筮数，一个是《既济》卦，一个是《未济》卦。大家要知道这六个卦分成两组，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师》、《比》、《小畜》、《履》是《周易》上经第七、八、九、十卦;《既济》、《未济》是《周易》下经的第六十三、六十四卦。每两个卦是互倒的，把它们刻在一起决不是偶然的，这和《周易》经文的卦序一样。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当时可能有精通易道的贤人，遭了难，给抓起来烧窑，他就刻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无论如何，从卦序等方面看，这证明当时不但是有经文，而且还有易学。

　　这些例子使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在孔子以前，不光是《诗》、《书》、《礼》、《乐》，甚至是《易》、《春秋》，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基础，而孔子以他的天作之才，集其大成，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开创私人讲学，所以说他是“集大成”者。

　　最后，我想用几分钟把我最近写的小文，也是我的想法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印在曲阜师大编印的《孔子文化研究》上。在《论语·公冶长》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有人据此说孔子是不谈“性与天道”的，像孔子的高徒子贡都听不到孔子讲“性与天道”，可见孔子整天谈的都是政治、道德之类，不言“性与天道”。

　　我认为这完全是误解。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孔子不但谈“性与天道”，而且谈得很多。马王堆帛书里面的《易传》、《二三子问》等都是讲“性与天道”的，新发现的《诗论》中谈“性”、“命”的也不少。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特别引用了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的说法。金景芳先生已经过世了，他整整活了九十九周岁，论虚岁，就是百岁的学者。他说这段话不是说孔子不讲“性与天道”，而是说“性与天道”是一个很难了解的问题，即便是子贡都以“不可得而闻也”兴叹。这就对了，这段话说明了什么呢?“性与天道”是很难了解的，子贡叹息孔子讲的有些他听不懂，他是客气的。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马王堆帛书里看到了子贡跟孔子之间关于《易》的谈话，他们谈的就是“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的意思，按我个人的理解，不是说听不见。古代的语言里面“听”和“闻”，“视”和“见”不一样，意思不同，层次也不同。我们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视而不见”不是说没有眼睛，或者是瞎了，或者眼花了，而是看了而没有辨别它。“听而不闻”，从耳朵来说可以听见，但从心里头理解才能叫作“闻”，所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子贡的谦辞，说孔子关于“性与天道”之论深奥微妙，他自己也不懂。孔子实际是讲“性与天道”的，把孔子说成不言“性与天道”，这种解释是对孔子的根本贬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篇就是专门讲“性与天道”的，如果说这些不是儒门的，跟孔子没有关系，那就完全错了。

　　今天我讲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么一个思想，孔子正是孟子所讲的“集大成”者。中国的学术渊源在前头是长得很，孔子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才有他的创造性的、根本性的新发展，是承前而启后。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

　　演讲人简介：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1959)、《走出疑古时代》(1995)、《古文献丛论》(1996)、《四海寻珍》(1998)、《夏商周年代学札记》(1999)、《重写学术史》(2001)、《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等20余部及学术论文约50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