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法曹协会理事长 苏永钦

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两岸法学专业人士济济一堂，共同庆祝两岸法学交流30周年，令人感动。30年前交流的主要推手，东吴大学的章孝慈校长如果能亲眼见证大陆的变化，必定感慨万千。和肉眼能及的城市风貌惊人的翻转相比，毫不逊色的是法治的发展。从实体法、程序法的一一到位，到法院、法学院、法律职业的全面建制，借用早期经济发展学者罗斯托的用语，大陆的法治已经起飞。

回顾两岸交流的意义，当然有不同的观察点，绝对可以好好做一些质性或量化的研究，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意义就在台湾法学的技术转移，籍助近乎于零障碍的语言优势，台湾的法学范式——包括问什么问题，如何回答问题——快速登堂入室，犹如电脑的格式化。大陆主流的法学工作者也开始问相同的问题，用相同的方法回答问题。简言之，两岸学者多数都投入了法律文本的注释。

三十年后的今天，台湾法学的影响力早已快速递减，但在语言和共同模式的基础上，法学交流仍然可以创造巨大的红利。两岸早已从单向的借鉴，转变为解决问题能力的竞争，至少包括三个面向：

1.谁更能回到本土资源，问自己的问题，建立第一手的法教义学。

2.谁能建立更好的规范体系，在储法、找法、造法和传法上创造更高的体系效益。

3.谁更能发掘法治的核心精神，为法律文本注入道德内涵。

在我看来，大陆法学的规模和后发优势，长远看，应有更大的胜面，偏向唯物的学风，使大陆法学在本土的深植上已有更好的表现——不只从法院的案件找问题，更广泛观察社会各角落存在的问题，但在内外两个面向上，大陆法学仍面临较大的挑战：

一是民法典的编纂。可能受限于2020年的完工期限制。目前草案已经可以看出其先进性。但有一点在我看来比较可惜，可能忽略了公私统合的现代社会，民法典不只是市民交易的规则，也是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工具箱，承载着不只是民事关系，而是所有法律关系的共同基础。面对百年一遇的法典时刻，面对全世界对中国民法典的关注，我觉得要有一定的规律。民法典不只是争一时，还要争千秋。

二是宪法的行动化。中共十九大报告已经为合宪性审查的进一步制度化吹响了号角。一个国家治理能不能有更高的可预测性，让人感受到宪法温度的规定，让国家行为逐渐加大其规范力，都有待宪法学者为合宪性审查建构较完整的理论。

两岸未来就良善治理的追寻相互超越，我们中国人一定可以在这个世纪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就法治而言，从后发继受者的角色转变为回馈者甚至领航者。我们共同的美好未来相信是水到渠成的事，我们一起努力，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各位身体健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