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杀嫂案，大家耳熟能详。且说嫂嫂潘金莲与西门庆在王婆的“撮合”下勾搭成奸，为求长久毒死了武大郎。武松了解实情后，当着众邻说明来龙去脉，便先杀了潘金莲，后又杀了西门庆。

    在现代刑法中，杀人分为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两种。武松为报兄仇，杀死西门庆、潘金莲，从现代人的视角看，属于故意杀人。但在古代，就难以判断了。在古代，所谓杀人案，有谋杀、故杀、斗杀、戏杀、误杀、过失杀六类，号称“六杀”“六杀”并非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而是今人总结《唐律疏议》中六种不同的杀人罪类型提出的一种学说。宋代的刑法典《宋刑统》承自《唐律疏议》，故也存在“六杀”之分。那么，从宋律“六杀”的角度来看，武松杀嫂，又属于哪一种杀人罪呢？

    结合案情，谋杀、戏杀、误杀、过失杀还是比较容易排除的。

    谋杀者，“二人对议”谓之“谋”，也就是说两人以上通谋杀人才属于谋杀，与现在经过谋划蓄意杀人谓之谋杀，有所不同。武松杀嫂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自然不属于谋杀。

    戏杀者，《宋刑统·斗讼律》载，“戏杀伤人者，谓以力共戏，因而杀伤人”。也就是两个人捶打嬉闹，一不小心把人给打死了，杀人者肯定是“元无杀心”。而且《宋刑统》还说到，戏杀“虽则以力共戏，终须至死和同，不相瞋恨”。也就是戏杀时两人至死都还是交好的，被杀者始终都不恨杀人者。潘金莲和西门庆对武松来说，怕还是有所“瞋恨”吧。所以武松杀这二人不属于戏杀。

    误杀者，《宋刑统·斗讼律》载，“诸斗殴而误杀伤旁人者，以斗杀伤论，致死者减一等”。误杀，指的是双方斗殴，一方本欲击打对方，却不小心伤到了无辜的第三人。这在现代刑法上，叫作打击错误。《宋刑统》认为，对于误杀伤，应当以斗杀伤论，在斗杀伤的刑罚上减等处罚，但误杀伤不能被认定为过失，因为虽然加害人打击错误，但杀伤的故意是有的。武松心心念要杀的，就是潘金莲、西门庆，最终杀死的也是潘金莲、西门庆，所以不存在误杀一事。

    过失杀者，《宋刑统·斗讼律》载，“诸过失杀伤人者，……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者，皆是”。《宋刑统》规定的过失杀，与现代刑法的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比较接近的，都是加害人没有杀人的故意，但因疏忽大意而导致他人死亡。但从范围上，《宋刑统》上的过失杀则更广，“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加害人没有杀人的故意，而且也根本没有能力预见到致他人死亡的后果，《宋刑统》依旧将其归入过失杀，这也体现了古代刑法的严酷。武松一心就是要杀潘金莲、西门庆，属于故意，而不存在过失之说。

    为武松定罪，比较难的是区别故杀和斗杀。故杀者，《宋刑统·斗讼律》载，“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就是双方并未互殴，却把人杀了，其实也就是故意杀人。《宋刑统》是与斗杀的比较来定义故杀的，且来先看一下斗杀。

    《宋刑统·斗讼律》载，“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者”。也就是杀人者本无杀人之心，只是斗殴之中手上没个轻重，结果把人杀死了。斗杀有点类似现代刑法所谓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两者都是本无意杀人但都造成了死亡的后果。但又有所区别，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是不论双方是否存在互殴，而斗杀据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认为，必是“此往彼来，两相殴击”。

    两者一比较，似乎故杀和斗杀的区别有两点：是否“元有杀心”，是否“两相殴击”。只是杀心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杀人者老老实实承认“元有杀心” 倒还好办，但是恐怕多数杀人者为减轻罪责还是会说“元无杀心”吧。所以杀人者是否有杀心，还是要根据案情推定。

    “非因斗争，无事而杀”，在没有证据证明系戏杀、误杀、过失杀或纯属意外的情况下，说“元无杀心”不容易让人信服；而“此往彼来，两相殴击”中将人杀死，在杀人者没有明确承认“元有杀心”，且无其他确凿证据证明杀人者“元有杀心”时，说杀人者只是斗殴中失手将人杀死，还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所以“两相殴击”只是推定杀人者“元无杀心”的重要因素，而并不是故杀与斗杀的本质区别，斗杀必然存在“两相殴击”，但“两相殴击”致死并非一定就是斗杀，也可能是故杀。武松杀死潘金莲、西门庆之后，曾对众邻居说道：“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武松杀嫂“元有杀心”肯定是没有疑虑了。所以故杀和斗杀之中，武松无疑属于故杀。

    中国古代法律在责任问题上采取的是“情境法”，即根据案件发生的实体环境和所有主客观情节配置责任，而不过度纠结于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对现在故意与过失的二元责任论，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