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间，福建将乐县举人廖腾煃任徽州休宁县知县。康熙《徽州府志》卷五《秩官志下·名宦·廖腾煃传》中褒赞了廖腾煃在休宁秉公主政、整肃风气、治理有方，使得尚气好讼休宁城乡“劝化草窃，革面为良”蔚然成风。
廖腾煃赴休宁县上任伊始，休宁“健讼”成风，廖腾煃在其《海阳记略》之《招徕示》一文中记载：“只缘风俗尚气喜讼，讼必求胜，小事顷成大事，张家故摒李家。前此之莅斯土，利为金穴，任意乾没。两造之下，只视钱之多少，不分理之长短。锻炼深文，高下其手，受其害者，愤气填膺，无从控诉，坐此之故，弱善之民，不能安居，多借商贾迁居四方。”这种“健讼”之风，造成休宁县由富饶之地变成需要“广招徕”来填补因讼事泛滥导致庶民流离失所而人口骤减的空缺。
面对休宁县诉讼风气日甚，廖腾煃在莅任休宁知县两年后深感不安，检视苛求诸己，认为没能实现“化民无讼”，是自己“德行浅薄”原因所致。于是，廖腾煃从“小民因讼破家，而奸胥讼棍反借生涯”整肃入手，严格差役，减少民众诉累，制定了告理词讼的“条规”予以规范，同时严格拘传，建立民间自理词讼案件原告自拘制度，“凡有提审，具发自拘牌。三拘不到，然后发差。差提一到，即行审结，并不许有买贿赂放之弊”（《海阳略记》之《告词条规示》）。对民间田土、户婚、钱债等词讼案件，一般不轻易下差提拘。将告人自拘与差官提审相结合，防止差役办案中鱼肉百姓。无论推官还是里甲审案要求缜密明断。
为实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理想，廖腾煃身先士卒，以自身清廉来约束胥役和亲朋好友假公济私行为，以“新政精明，人歌来暮”要求治理县邑。在任期间，他颁布“严禁请托示”来确保“廉讼”——
尔民毋信奸徒招摇，希图请托。如理直，即虽不请托，本县断不敢昧心背理。如理曲，即纵挥金求情，势豪挟制，本县断不枉法殉情，以伤天理，以丧良心。是非自有公道，两造何用蟲缘。近闻有等奸胥地棍，揣知本县审理，是非曲直，一归于理。装成圈套，拨弄愚民。或言为尔公禀，或言为尔求情。究竟审断之下，官司之胜负，悉准于理之是非。……虽休邑健讼，向来积习，有理无理，俱以金钱为妥。殊不知，此等丧心狗行之为。前官虐政，所得之财，究归何出。暮夜而来，声名败丧。卒至动用官币，贻害子孙。前车之鉴，报应活现。本县矢志凛凛，尔民当以共鉴，何用痴迷听人撞岁。况自己不受人财，而徒为人说清，至今天理良心二者俱昧。本县断不致愚昧于此。
这篇“严禁请托示”昭示出廖腾煃正直不阿、秉公断案的品行。他告诫推官理讼唯有“天理良心”，而“听断之间，未尝不留心平允。其中稍有疑心，不敢悬断者，务必一鞠再鞠、细心访察，必得其直”。这不仅是廖腾煃为官之品，更是其断案固守原则。
（二）
从廖腾煃任休宁知县期间撰写的《海阳记略》所收集其经办的十八起案件的“看语”中，不难发现廖腾煃理讼缜密明断秉性。
康熙三十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休宁涨山铺发生了一起命案。“搠死他人”案犯陶喜系当地“铺兵而耕农者”，其供称：是夜三更，因犬吠警觉，闻得挖墙声，恐有窥窃新卖耕牛者。陶喜“遂持防虎刀，潜身牛栏旁边防获。暗中往外，有人形影，将刀搠去。因大喊有贼，邻众齐起，同见栏边血迹，同跟寻到井边，见死尸离身射许……皆不知其为谁”。
当地保甲鲁据和案发地左邻右舍均证实陶喜所叙述案情。这起无头命案层报徽州府后，宪台认为案件表述前后不一，可能存有谬误，对误伤致死还是仇杀等产生怀疑。
于是，廖腾煃奉府命重新勘审。他不辞劳累“单骑带同吏仵，亲临相验”，又不厌其烦重新勘验死者尸体，查明伤情，判定死者系生前被“搠刀身死”，并将重新勘验结果与仵作证言付卷留存。重新核对陶喜供词，将陶喜供词与邻保证言相印证，“保邻众口，供吐如初。与陶喜供词，合之原报，各呈无异”。由此断定陶喜并非仇杀，而只是误伤致死。
在查验死者身份中，鉴于死者无同伙又无尸亲认领，死者又系深更半夜潜入陶喜家中。符合“乘夜无故入人家登时杀死”的律条，由此断定死者属于“恶已贯盈”，是“天特假手陶喜，以除民害”。终了，廖腾煃建议府宪不再对此案复议，维护此案审断正确性。同时，建议由陶喜“以备棺盛殓”死者，体恤仁义慈爱厚德之心。此案审断，清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汪灏由衷评价：“泰山可动，铁案难移，请以况此。”
无独有偶。廖腾煃在审理一起真伪难辨的冒占坟山官司中层层推理，细心查访，最终作出公正了断。
崇祯十年村民汪新之父买下村民程金留、程东山地名为“平阜屿”山地，鱼鳞册编号为“乙字三千七百三十号”，地界四至“甚明”并作为祖茔地使用“历有年矣”。不久，村民孙君宜买下村民姚而成编号为三千七百三十二号低田，“越占”汪新坡地。汪新告发后，孙君宜谎称购买穴位系歙县程姓厝棺之地，但廖腾煃实地调查后证实程姓厝棺并未迁移。孙君宜则改口说这位姚姓坟地也是三千七百三十号，与汪新地相同。但廖腾煃经缜密审理，根据鱼鳞图，姚姓既无分毫佥业，又无凭据出验，可以断定系姚姓以三十二号田冒名三十号卖主之实。经过实地勘查，确认汪新之父购之地四至情况。后又查清其他事实，廖腾煃由此认为汪新之父购地三十号属实，孙君宜之所以此案纠缠不休，屡屡上告乃其“诳词耸控”所致。于是，裁定孙君宜先受杖责，再起棺迁移。廖腾煃在此案中层层推理，分析缜密，有理有据，公正了断，广受赞誉。贤士储欣赞其“心细如发，案定如山。自可令物无遁形，民称不枉”。
其实，像廖腾煃这样清廉公道、审慎明断的廉吏，明清时期徽州大有人在。安徽省歙县郑村镇至今流传郑氏一门三代郑令君、郑千龄、郑玉清廉品高的佳话。郑令君三子郑千龄，曾任淳安、祁门县尉和休宁县令，因治理有方，清正廉明，逝世时仅遗旧被破靴，依靠亲朋借款才得以收殓，故里百姓无不感动称赞其为“贞白先生”，并将原地名“善福里”改为“贞白里”，并自发捐赀建造歙县郑村“贞白里”牌坊，旌表郑氏三代“以导民风”。
(三)
像廖腾煃这样清正廉讼者有其深厚的文化思想渊源。被誉为东南邹鲁徽州，尚文重教、推崇理学，“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在儒家理学思想文化熏陶下，不少发愤苦读的徽州士子，耳濡目染地深受朱熹“君之所贵者，仁也”“见不义之财勿取，不合理之事勿从”等道德礼仪和“仁政”思想教化，崇尚仁义、勤廉为政的理念根深蒂固。步入仕途后，苦节自砺，甘于清贫。清康熙时黟县人黄元治，任刑部郎中、知府期间，生活拮据，便常嘱老仆种菜，被人称为“青菜太守”。明代成化年间，徽州绩溪人汪度在浙江上虞县当县令，勤勉清廉，奉公敬业，生活艰苦。上虞县百姓有民谣称汪度“知县汪度，民之父母。身穿布衣，口食豆腐”，称作“豆腐知县”。
良好家风家教为徽州廉讼文化营造良好氛围。明代嘉靖间，歙县丰南的吴一莲之子读书为仕，吴一莲常教育儿子“清廉恬退自守”。其子到归安任职时，吴一莲告诫，归安这个地方山多，富户多，但赋税苛杂，百姓负担重，要关心庶民百姓。其子为官二十多年，吴一莲很少住在官署。儿子的下属有时来送礼，吴一莲拒收说，我想要儿子当个清官，我难道不应该做清吏之父吗？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幼时“极贫”，其母蒋氏携三女租败墙破屋以宅之，且不分日夜寒暑辛苦纺织，供养洪亮吉刻苦读书。灾荒之年，蒋氏和三个女儿以糠代粮，让洪亮吉吃粮，洪亮吉不肯，母子相拥而泣。洪亮吉入朝为官后恪守着那种百折不挠、刻苦清廉精神品质。
有着儒家思想和礼仪文化的族规家训也促使廉讼文化传承。宗族通过族规、族训、祠规等等，对出仕为宦的士子有明确的奖惩举措。徽州绩溪龙井胡氏家谱中载明：入仕族子弟“在位而恪供乃职，始不负于朝廷，乃有光于宗祖”。休宁《茗州吴氏家典》中要求：“子孙有发达登仕籍者，须体祖宗培植之意，有以贪暴闻者，于谱上消除其名。”族中士子为清官，宗族将其与祖先一同奉祭；如有贪暴，祠堂将其除名。徽州婺源汪口俞氏宗族的《庭训八则》就规定：出为仕宦的族中士子应“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徽州宗祠族谱中的这些族规、家训，除了引导族人修德正已，提倡里人以孝事亲，以诚待人，以信为本，忍让处世，充分体现朱熹“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外，还发挥着循规蹈矩的规制和惩戒功能。
这些出身贫寒的清官廉吏，特别重视洁身自好，注重道德操守和品行修养，这成为理讼中审慎断案、公道清廉的内在动力。大思想家朱熹说道：“居身务期简朴，救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士人要先识个廉退之节。礼、仪、廉、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有何用？”
清代道光年间，休宁士子朱为弼由监察御史擢升顺天府府尹，一上任就遇上了当时京畿之地遍遭蝗虫之灾，奉旨巡视赈灾，他“单骑驰视”乡间，地方官员按照惯例忙着“供张”（“供张”即歌舞宴请馈送盘缠），朱为弼见状斥责道：“吾为蝗来，乃以我为蝗耶？”朱为弼为官秉公廉正，去世后“家无余资”，为当地官员敬仰效仿。徽州廉吏们清正廉洁品德、缜密明断理讼审案方法，对于当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机制建设有着积极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