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制史上有两个司法名臣都姓狄，一个是百姓心中的通天神探狄仁杰，另一个则是狄仁杰的后人狄兼谟，狄兼谟将先祖的法治精神发扬光大，为唐代法治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依法断案

    狄兼谟是狄仁杰的族曾孙，出生于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大约在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四十的年龄考中进士。及第后于元和末年“解褐襄阳推官”，去山南东道节度使（今湖北襄樊一带）幕府任推官。推官在节度使幕府僚佐中的地位次于判官和掌书记，为第三等官员，掌勾推狱讼之事，负责辖区内的听讼断狱等司法工作。

    在推官任上，狄兼谟“刚正有祖风”，处事刚正，不折不挠，能严格依法办事，依律定罪，颇有当年狄仁杰风范。在襄阳没干多久，狄兼谟就在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二月十九，被调到朝廷核心中枢决策机关门下省任左拾遗（从八品上），主要负责给皇帝提意见，指陈朝政得失。

    经过朝廷内外多方锻炼后，狄兼谟于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十二月间，升迁为御史台副长官御史中丞（正五品上）。御史台是唐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负责弹劾朝廷百官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言行，同时具有部分司法权，可以推鞠狱讼，具有起诉和审判等权力。御史中丞是御史台仅次于长官的副长官，且唐中后期御史大夫“官不常置”，经常空缺，实际上由御史中丞主持台内工作，“以中丞为宪台之长”。

    任命诏书下达后，文宗对狄兼谟说，“御史台朝廷纲纪，台纲正则朝廷理，朝廷正则天下理”，御史台是本朝纲纪之所，手握戒尺。台里走正道，朝廷就理顺了；朝廷理顺了，天下就太平了。“凡执法者，大抵以畏忌顾望为心，职业由兹不举”，可惜以前的官员，都畏畏缩缩瞻前顾后不敢严肃执纪。“卿梁公之后，自有家法，岂复为常常之心哉”，爱卿你可是狄仁杰的后人，一定要继承狄公的法治精神。狄兼谟当即表态，“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弹奏”，如果让臣看到有什么人不依法办事，有什么事不合法规，臣一定严肃认真处理。

    文宗和狄兼谟的君臣谈话不久，江西观察使吴士矩就撞到了枪口上。此人为收买人心，擅自动用数十万本应上交国库的财税收入给士兵增加军饷。狄兼谟得报后当即弹劾吴士矩，观察使本应按朝廷规章制度行事，每个地方军费有多少，那是有规定的。吴士矩竟敢擅自提高士兵待遇，不但会增加江西百姓负担，更会使得各地纷纷效仿。朝廷决不能开这个口子，“请下法司，正行朝典”。狄兼谟一道疏上去，“士矩坐贬蔡州别驾”，吴士矩就从集江西各州县行政、民事、财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贬成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副长官别驾（正五品下）。

    开成二年（837年），狄兼谟在御史中丞任上又抓了三个腐败官员：李伯展、卢行简、卢元度。案子审完办成铁案，也上奏给了文宗，就等着秋后问斩。

    八月的一天，文宗突然把狄兼谟叫过去，“问李伯展狱如何”，李伯展他们的案子怎么样了，你们准备怎么判？已经办结的案子，皇帝又特意专门询问案情，这就有些意味在里面了。

    狄兼谟回道，这三个人的案子“已结奏讫，并合处极法”，已经审结，奏疏也递上去了，必须处死。“臣是法官，只知有法”，臣身为法官，眼里只有律令，心里只有法律这杆尺子。“陛下若欲原宥，特降恩旨即得”，如果您非要放过这三人，那就直接下一道赦免诏书吧，我不能法外开恩。

    文宗只好对狄兼谟说，“从前法不一，是向前大臣不守”，以前办案时大臣不能做到守法如山。他表扬狄兼谟能坚持法律。

    重修律格

    狄兼谟对唐代中后期的立法工作亦多有贡献。唐律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进行最后一次修订“删定格令”后，就没有再进行大的改动，而是以编集制敕为主。各个司法部门“各司其局”，都只是对自己业务范围内的律条进行修订，没有从朝廷全局着眼，“不能一秉大公”，部门之间的法规互相矛盾；皇帝临时性针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诏敕“便为永式”，以致不同时期的法条堆积如山，繁冗不堪。“前后矛盾，是非不同”，造成奸吏舞文弄墨，“吏缘为奸，人受其屈”，百姓多受冤枉。

    从德宗贞元时期开始，朝廷就“选重臣置院删定，前后数四”，多次组织力量对法条进行删修，但每次都无果而终，“未堪行用”。据《唐会要》记载，开成元年（836年）正月，文宗下诏要求刑部会同大理寺，“商量条流要害，重修格式，务于简当，焚去冗长”，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对现有法条进行重新修订，大规模删去那些不合时宜的旧时法条。

    三月，狄兼谟上疏针对修律诏书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是扩大修律人员范围。不局限于刑部和大理寺，将负有法律职责的各部门都纳入进去，方便互相讨论，提出综合性的统一意见，防止顾此失彼。这实际上是当初修撰《唐律疏议》的历史经验。唐高宗永徽年间编修《唐律疏议》时，就集中了元老重臣、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司法部门官员、朝廷其他部门官员和州县基层官员，修律时可以充分照顾到各方关切。

    二是在具体操作上，将德宗建中年间以来所发的制敕，“分朋比类，删除前后矛盾及理例重错者，条流编次，具数卷闻奏行用”，按照不同类别，分门别类予以编集，删除前后矛盾之处，以及违反上位法和根本法的制敕，最终汇集成册颁行天下。至于删除的法条，毕竟也是当年法治探索留下的成果结晶，不能按照修律诏书中提出的“焚去”了之，而应另册保留，以备将来参考。

    三是整顿法官队伍。“慎择法官，法署省等所断刑狱”，挑选清正干练法官，对近些年来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进行复核。“有不当者，官吏重加贬黜”，将肆意坏法乱法者调离审判岗位，以震慑那些心术不正之徒，“所冀人知自效，吏不敢欺”。从而“上副陛下哀矜钦恤之意”，将皇帝提出的理狱量刑要慎重不滥、心存矜恤的指示落到实处。

    文宗将狄兼谟的奏疏发给群臣讨论，“言者宜依”，大家都表示认同。文宗遂下令由狄兼谟领衔主持这次修律工作，“详定刑书，适其轻重”，最终编成《开成详定格》十卷，又名《详定刑法格》。开成四年九月，由中书门下上奏，文宗“躬览可行，颁行中外”，亲自批准颁布施行。

    狄仁杰的法治贡献更多体现在依律断案上，而狄兼谟不但有审判实践，还领衔主持了修律事业，对唐代法律进行了部分补充和变通，显然比先祖更进一步。所以古代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有言，“狄兼谟绰有祖风，后先辉映”，认为狄兼谟继承了先祖的风范，是狄仁杰法治精神的真正传承人，两人共同辉映。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