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遇有重大案件，为防止法官滥权或者裁判错误，往往寄希望于集众议而得正义，这种思想源于我国上古时期的朴素民主观。传说在西周时，即有“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这一集众议而裁判的程序，其目的是通过“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进而保障刑罚的正当性。虽然，此时的集众议程序，尚属粗陋且可操作性不强，但这种思想一直是传统司法的主轴。此后，经由杂治、集议、会审等制度化构造，使集众审判更加正当化，并成为保障司法正义的终局性防线。乾隆三十五年一件秋审案的争议，即是这种集众议制度和思想的反映。
荒唐的命案
本案约发生于乾隆三十三年，衅起于荒唐的通奸丑剧：案中死者汤乃明与宋氏是夫妻，也许是生活不谐，宋氏红杏出墙，与乡民陈招弟暗通款曲。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事很快就被汤乃明知道了。在夫权社会，男人被戴了“绿帽子”，千错万错，板子都会打在妇人身上，不但有社会舆论的支持，法律也偏向于保障夫权。因此，如果汤乃明要主张权利，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这种情感伤害并未给他带来人格上的耻辱感，他看到的是“商机”。因此，在得到相应的财货补偿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纵容其妻通奸以揽财。
在传统中国的宗法时代，个人尊严与家族是一体的。对于家丑外扬，汤乃明可以满不在乎，但他家族可扛不住。于是，汤乃明的兄长汤之祥就出来干预，在兄长的嗔责之下，汤乃明不得不禁止其妻与陈氏进一步往来。如果两人就此悬崖勒马，也许一切都会风平浪静。遗憾的是，因为情热难舍，宋氏不但不肯拒绝陈氏的纠缠，反而将汤乃明不可外宣之言告知与他。这也容易理解：就夫妻情感而言，汤氏贪财纵奸，即已表明将妻子当作敛财工具的不尊重态度，也意味着两人情感的凉薄。两相比较，在妾情郎意中，要宋氏与情夫一刀两断谈何容易？
剪不断，理还乱，不能明修栈道，就暗渡陈仓。可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在一次卿卿我我时，两人被汤乃明撞个正着。在汤氏的激烈斥责之下，事情没有了退路，宋氏与陈招弟再做露水夫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于是，矛盾开始激化。这直接触动了陈招弟的“奶酪”，因为他为此事已经花费不菲，一朝绝望，杀机遂起。此事的结局不难预测，但过程却出乎意料：汤乃明竟在陈招弟家中被其连殴立毙，并在宋氏目睹之下，惨遭分尸之辱。
众议难调的命案裁判：会审与奏请
在传统中国命案向来都是重案，对于此案，各衙门不敢怠慢。奸夫陈招弟因奸杀人，罪刑明确，各级衙门皆无异议，有争议的是死者的妻子宋氏。在本案第一个序列的审理阶段，对于宋氏，各级衙门也没有多少争议。清代地方最高审级是省级，福建省署理巡抚崔应阶在审理后，依据“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律，判其绞监侯。依照裁判权限，福建省随之将本案上报中央复核，作为中央最高专职司法机关的刑部对此也无异议。如果不出意外，在通常情况下，刑部复核确定的案件，也就基本定案了。
但是，本案是监候案件，还需要经历来年秋审程序的再检验。秋审是对地方的监候死刑犯的复核程序，分为地方和中央两个连续的流程，地方复核完毕后，再上报中央。在中央，由刑部主导，并会同中央六部等多个衙门共同办理。本案第一次秋审也顺风顺水，仍以“缓决”定案，相当于再次判拟监候，可见，刑部的权威还是值得信赖的。依照清代秋审程序，此次秋审以缓决定案，就意味着要接受下一次秋审的再评价，如此反复，直至判处死刑或减等处罚。
乾隆三十五年，本案经历第二次秋审，在此过程中，对于宋氏之罪，引起了多方激烈的争议，直至最后由皇帝独断乾纲，定下基调，方才平息。此次秋审，在地方复核时，福建省巡抚已改换为温福，他没有认同原判，在他看来，宋氏目击其夫被害和被肢解，既不喊救又不如实告知夫兄汤之祥、令其控告，显有别情，因此将宋氏改为“情实”，也就是死刑立即执行。当然，省级裁判并不是终局程序，依照规定，本案顺次进入中央秋审程序，进行再次复核。不出意料，刑部并未肯定温巡抚的意见，而是按照上一年秋审的裁定，仍将宋氏拟为缓决。虽然在仪式上，秋审案还须皇帝作最后定夺，但此程序更多的只是形式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特殊案件或者没有特殊力量介入，刑部对秋审的定调，基本上也意味着终局了。由此，宋氏就须再等下一年的秋审。也许是冤家路窄，此时温福恰好上调中央任工部尚书，作为九卿之一，他得以参与本案的中央秋审程序，刑部否决了他在省里的秋审意见，他当然要坚持己见，表达异议。
温福认为：陈招弟殴死汤乃明当天，宋氏之兄宋长保却先借宿于陈氏之家，且闻呼即至，并帮同毁弃尸骸；在陈氏嘱其捏称落水淹死时，宋氏依允，并且不告之夫兄。综此推断，宋氏并非不知情，故不应拟以缓决。在会审时，温福依据此见，与刑部再三论辩，但刑部认为，此案究系丈夫卖奸，非寻常通奸，且上次秋审已经缓决，本次难入情实。对于刑部的第一个理由，温福辩称：此案虽系卖奸，但其后汤氏已令其妻拒绝，实际上仍属通奸故杀；对于第二个理由，温福认为更不具正当性：如果说上次秋审为缓决即不宜更改，那现有秋审案内为何又有缓决改为情实者？朝廷设置多次秋审的意义又何在？
由于秋审案件的审理，刑部在事实上居于一家独大的地位，因此，温福在此过程中的争辩并没有实际意义，要想改变结果，只能上奏于皇帝。实际上，本次秋审时，皇帝对于本案，已经遵照秋审制度，交令刑部会同九卿集议，并委婉地要求其慎重对待，但在会审后，刑部仍以缓决定拟，表明其初的裁判很难撼动。因为本案是自己在地方秋审程序中改判的，温福需要表明自己的正确，在此情况下，上奏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也许是惺惺相惜，大学士刘统勋、吏部尚书託庸、户部尚书素尔讷也会同上奏。中央六部之中，有三部尚书为此案上奏，这不由得乾隆不去关注。
集议与独断：重案终裁与传统中国的司法权逻辑
如果温福等三位尚书所言应判情实的理由皆为事实的话，宋氏对陈招弟殴杀其夫不可谓事先不知情，按清律规定，据此判为死刑立决并不过当。在夫权时代，妇女的地位本身就低夫一等，本案中宋氏如果真的知情合谋，依法应予凌迟。而知情谋杀在有罪推定的清代，并不难得到证明。不过，此前的历次判决皆拟为绞监候，可能是考虑到其夫纵奸贪财，本身也存在过错，这也符合古代情法两便的传统。因此，刑部的坚持，也不无道理。
本来此案皇帝已经下令刑部会同九卿、科道会审和再议，从程序上看，既符合重案集议的传统，又穷尽了制度化的秋审救济措施，因此不应该再启争议。
但问题是，三尚书上奏造成的声势，使皇帝不得不程序再启。
不过，乾隆的考量并不是对宋氏裁判合法与否的问题，他认为：宋氏作为犯奸之妇在其夫被杀后，即拟以情实也不为过。这是对上奏者安慰剂式的回应，随之乾隆话锋一转：向来办理因奸谋死本夫之案，如审系本夫故纵卖奸者，虽由奸妇起意同谋，尚以斩决论罪，不拟凌迟，则奸妇之不知情者，其罪更当有间。
显然，乾隆的定调是宋氏不知情。针对宋氏目睹将其夫支解而不阻挡的论辩，乾隆驳称：“天下之不知大义身犯刑辟者不知凡几，尚不能尽以礼意相绳，何独与此等淫荡之妇而为之斤斤责备乎？”
心中主意已定，乾隆对上奏的三尚书软硬兼施。因为温福曾经承办此案，乾隆对其并未责备。不过，对託庸和素尔讷，乾隆就毫不留情了。他说：若系国计民生要务，满尚书独能持正，其必深为嘉许，但此等寻常谳牍，不值如此矫矫示异。接下来的话更让人感觉如芒在背：如果是意在从宽，或案犯亦系旗人，早就将你们治罪。最后，大学士刘统勋也挨了训：刑名是你专责，在託、素争辩时，不知委曲婉转、以衷一是，反而听其“两议”入奏，真是不识大体！于是，乾隆又令刘统勋与三尚书仍与九卿妥拟具奏。皇帝已经定调，臣子岂敢不遵？在恭听旨意之后，众臣皆格式化地奏称“感愧之诚、实难名状”，并决心各自改悔、虚衷集议。其结果自然不出意外，仍是缓决。
清代对重案实行会审，是希望通过有限的公开和多衙门的制约来防止法官滥权，但是，这种集议式审判并不一定会带来正义，因为众议并不能制度化地左右司法主导者的意志，而且也不符合司法专业化的要求。尤其是，对于皇帝而言，众议仅为备询，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乾纲独断。与圣意不一者，往往还会有不测的风险。虽然集众审判并不一定能带来真相或正义，但是，在传统中国，也确实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因此，对于集众议的司法逻辑，我们在洞悉其弊的同时，也须抱以历史的同情。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