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国家制定法和家族习惯法均采取认可态度，《汉书·刑法志》载：“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汉兴之初，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虽然起到了与民休息的功效，但也引发了豪强割据、群盗四起、教化落后、贫富差距拉大等关乎统治根基的问题。统治者为改善民生凋敝的现状，将儒学与实践相结合，用家族习惯法辅之以国家制定法，逐渐形成了“国家法——习惯法”双向推进的模式，采取了济贫救灾、以政富民等有效措施，为两汉政治繁荣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国家济贫法律制度

（一）管控物价，关注民生

始元六年，“汉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民所举贤良文学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盐铁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取消酒的专卖权，允许民间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售酒。盐铁会议除讨论盐铁酒的国家专卖问题，还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表彰行义、嘉奖有德行的人、以孝悌教化乡党等。又汉宣帝时调整盐价以赈灾，“今年郡国颇被水灾，已振贷。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即以皇帝下诏的方式，在灾害发生时主动降低盐价以保障百姓基本生活，关注百姓的生活必需。由此也可以看出，济贫政策是中央在儒学熏陶下充分践行“民本”思想的体现。

（二）颁布诏令，赈粮免租

当国家或某个地区处于灾害时期，皇帝会直接通过颁布诏令的形式对灾区灾情进行赈济，这样既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又能让百姓感受到皇帝的恩泽，从而使皇权的根基更加稳固。皇帝诏令赈济的方式有很多，除我们熟知的直接开仓赈粮外，还有在荒灾、蝗灾、水灾时免除田租徭役，赏赐贫困百姓生活用品等，例如，元平元年（昭帝）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及官，减外徭，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朕甚愍焉。其减口赋钱”；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三月，（宣帝）诏曰：“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贷勿收”；“（和帝）遣使分行贫民，开仓振廪”。

（三）抑制豪强，稳定统治

汉室着力于打击豪强盗贼。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使豪强积累了大量财富，又借力于宗族社会的影响，形成了足以对抗地方官府的系统。他们在乡里为所欲为，地方官甚至沦为傀儡毫无作为。虽然部分地方大姓在其势力范围内出于宗族关系对同乡进行庇护，但大多数是“宾客放为盗贼”“为奸猾，乱礼治”等杀人越货的行为。在这种环境下，国家抵抗动荡和灾害的能力被严重削弱，官乱民贫则必然滋生无穷祸害。汉武帝时期重点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甚至不惜任用酷吏张汤等人以毒攻毒，制定“沉命法”，“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沸满品者，两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对豪强盗贼进行严厉打击，以此来平衡百姓与地方势力的资源分配，以此来控制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

民间济贫法律制度

（一）宗族救济

两汉时期社会宗族观念浓厚，所谓宗族即“父之党为宗族”，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群体，以九族为限。《四民月令》中提到，每年固定的时候宗族都要进行“振赡匮乏”之举：“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十月，乃顺时令，敕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兴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无相踰越，先自竭以率不随。”宗族内部的济贫的形式除这种定期大规模集中慰问外，平时还有针对族内个别族人及贫宗，以“推产让才”“收养遗孤”“扶危济困”等形式进行。这样既能保证常年贫困户在固定时间得到活计，又能更加灵活地应对突发状况引发的突然贫困，不至于一般家庭在意外面前孤立无援。民间宗族是在政府干预之外的体系，它独有一套完善的救济机制，以保障本宗本族的兴盛，起到传宗接代的作用，也不至于使族人食不果腹流落街头。

（二）宗教救济

东汉末年，本土道教和外传佛教兴起，全国各地建立大规模的寺院，这些宗教人员在劝人向善的教义指导下，在发生灾难时对教内人员及附近百姓也会进行救助，如著名的道教组织“五斗米道”。民间济贫组织虽然不如政府济贫机构具有系统性和完备性，但它的机动性和及时性能为官方济贫提供必要的补充。因此，济贫不只是统治者的事，也是每一个百姓能身体力行的事，充分发挥民间济贫组织的作用，也能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从而为维护社会稳定、政权稳固提供民心基础。

有汉一代，跌宕起伏。由汉初的“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状况发展成“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的盛世，得益于执政者转变治国思维，形成以宽猛相济、重农劝农、百姓向化为特点的济贫法律制度，使得汉代济贫法制趋于完善。

（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学生科研创新项目《汉代济贫制度及其当代价值》〈项目编号：XZ2019023〉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文化研究传播中心）